第7章 辉煌与崩溃下的历史演变(6)

张献忠名声不好，嗜杀成性，据说把四川人差不多都杀光了。无疑，这里有后来文人的夸张，按他们的记录，好像此人活着就是为了杀人而杀人似的，毫无道理可言。其实，张献忠跟李自成一样，都不是一般的毛贼，都有天下之志，也就是说，想要打天下，做皇帝。虽说玩儿得比较糙，又没什么正经人来帮他们，但他们都在建自己的国，也设官治民，也登基立朝，也开科取士，只是所有的事儿，都弄得比较乱。规矩立不起来，体系也就紊乱，玩儿得大，垮得也快。

事实上，多少代的农民起义者，只要有点儿志向的，都对读书人比较好，特别希望这些读过书的高人给他们出谋划策，做军师，能掐会算，阴阳有准。再不济，也可以为他们书写文书，草拟家信，逢年过节，写个对联什么的。张献忠自然也不例外，他也希望读书人能为他所用，否则那么着急开科取士干吗。以四川一地，一次开科，便取了一百多个进士，说明一方面他乐意收揽，另一方面也有读书人前来投效。庐州的一个秀才，在城陷之后被掠进张献忠大营，由于比较乖，备受优待。营里的大小头目，张口闭口尊之为“相公”，不仅好吃好喝，而且还给他配了一个漂亮的临时娘子（余瑞紫《张献忠陷庐州纪》）。

然而，跟后来的太平天国开科一样，天下未定的时候，有点儿来头的读书人是不会贸然“从贼”的，况且，张献忠又是这样一个脾气粗暴、反复无常的武夫。开始的时候，他杀的士人，往往都是激烈抵抗，不肯为之所用的，逐渐发现已经归顺的士人也不可靠，经常跟敌方暗通款曲，于是，杀，杀，杀，杀，杀，杀，杀。据说张献忠还为此立了一个“七杀碑”，越是读书人越要杀。已经跟张献忠联了宗的文昌帝君张亚子，碰上这么一个同宗，硬是一点儿运气也给不了家乡的文人了。

曾国潘和刺马案

张文祥刺马，是晚清第一号大案和奇案。说它大，是因为清朝分量最重的方面大员两江总督，当街被刺。说它奇，是因为凶手虽然当场遭擒，经反复审讯，案子其实并没有破，最后只得攀上莫须有的海盗，草草收场。在那时，惯例是案子破不了就扯到海盗头上，反正海盗虚无缥缈，抓不住，逮不着。

可有意思的是，案子出来不久，其实并不真的了解真相的老百姓，却给案子编出了一个故事。故事越编越像，最后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马新贻在参与平叛的过程中，被太平军的将领张文祥等人俘获，但是马新贻却成功地说服了张文祥他们归顺朝廷，并与之结为兄弟。从此，几位归顺者在马的手下为将，而马看上了其中的一位（一说姓曹，一说姓陈，还有一说姓彭）的妻子，为了霸占结义兄弟的妻子，借故杀之。张文祥愤而离去，发誓为友报仇，隐忍若干年后，终于有了机会，一击成功。

一个具有很明显的政治意味的大案，变成了一场伦理道德、江湖道义的正邪之争，用今天的眼光看，还有几分像是男女情色纠葛。马新贻杀人命占人妻，蔑视江湖道义，张文祥挺身仗义，为民除害。其实，把马案扯到男女之事上，在当时只是传闻的一种。更具政治阴谋色彩的传闻，比如马新贻跟淮系丁日昌的纠葛，比如湘系的地盘之争，比如马与回乱的关系，等等（马新贻系回民），都无人理睬。显然，只有这种事，老百姓才喜欢，也可以演绎出更多更丰富的情节来。从晚清到民国，评书、弹词、京剧、话剧演个没完，前不久，还有人根据这个故事，拍了部电影《兄弟》。

这个故事，最大的破绽是，实际上找不到马新贻曾经被俘的证据，只要没了这个环节，整个故事就连不起来。况且，就算有这么回事，身为文人的马新贻，在几个昔日的太平军手握重兵、在麾下任职的时候，似乎不大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冒这样大的风险，除非他是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显然，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种人几乎是不存在的，至少在朝廷命官中不可能存在。

从行刺的表现看，张文祥很像是个职业刺客。时机选择，行动把握，最后一击，干净利落。由于是一人做事，没找帮手（显然是为了不牵扯更多的人），因此也无法安排退路，无退路，也就不逃了。遭擒之后，前后三个大员审讯，无论是江宁将军魁玉、漕督张之万，还是回任江督的曾国藩，威胁利诱，大刑伺候，始终坚不吐实。

这样老谋深算、行动果断的好手，如果说没有背后主使，花重金收买，仅仅是审讯出来的那个说不清道不白的个人原因，什么妻子跟人跑了告状不准，什么开小押（赌博）而遭到禁止，是很难服人的。但背后主使为谁？当时人有两种猜测，一是说跟淮系的地方大员丁日昌有关，因为丁的儿子纵奴杀伤人命，承办案件的人就是马新贻。一说则是跟湘军旧部有关，说是这些人因马是回民，怀疑他的忠诚。

在我看来，刺马案非常有可能跟当时的时政有关，张文祥背后多半有人，找这些人，有两个方向可以考虑。其一，是湘淮军的势力。我们知道，打平太平军，使清朝死而复生，最大的功劳是湘淮军。湘淮军之后，中国的政局就进入了一个督抚专权的半军阀时代，地盘的争夺，是最大的势力纷争。清朝有两个总督职位是最重要的，一个是直隶总督，可以兼北洋大臣，直接影响朝政；一个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控制江南财赋之地。而天下甫定，朝廷就用一个跟湘淮势力无关的人占了两江总督的位子。在朝廷，也许是一种牵制，就像抬高左宗棠打压曾国藩和李鸿章一样，但在湘淮势力看来，则是一种对自己的削弱，或者无视。仗刚打完，原本是要大家按功劳和实力分赃的，马新贻虽然也在战争中溜边掺和过，实在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功臣，这么快就爬到这么重要的位置上，没人服气，一句话，不公平。杀了马新贻，给朝廷一点儿颜色看看，让分配回归“公平”，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其二，被曾国藩解散的湘军旧部，也很值得怀疑。研究帮会史的人都知道，自太平天国灭亡，帮会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解散的湘军旧部，进入了帮会。曾国藩知道，他创立湘军，开创了清朝“兵为将有”的新体制，这种“私兵”，为朝廷平叛当然可以，但也未尝不可自己独立，割土裂疆，乃至推翻朝廷。作为理学家的曾国藩，既没有心思夺了朝廷的鸟位，也不想朝廷猜忌他另有所图，所以，选择了一股脑儿把二十几万湘军解散掉。此举，他把自己洗干净了，可是，几十万跟着他的大兵可倒了血霉。在那个时代，出来吃粮当兵，是一辈子的事，不图升官发财，也图个养老送终。那时候没有军转干部安置这回事，凡是当兵的，只要不死，就要在军队里吃一辈子。少数人固然可能升上去做地方官，还有人抢东西抢多了，回乡做土财主。但是多数人，包括大量有军功而得不到应有的酬劳之辈（湘军里，挣得头品顶戴而还做哨官、有二品功牌当士兵的，比比皆是），却还指望着自己的部队呢。因此，这些人从此进入黑社会，摇身一变，成为帮会的骨干，一点儿都不奇怪。这些人搞起帮会，要干件大事扬名立万，选择非湘淮系的马新贻下手，干了之后，再制造一点儿有关马新贻如何不仗义的绯闻，非常有可能。事实上，从此以后，青红帮在长江流域，就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力量。

其实当时的朝廷，也未尝对此没有觉察。案发之后，马上派曾国藩回任，就是一个信号，而且对丁日昌一点儿追究之意也无。看来西太后老佛爷知道，此事固然“甚奇”（西太后见曾国藩时语），但不宜深究，还要卖给湘淮系一个面子。此时，此事，大概只有曾国藩，才能镇得住局面。

三白饭与三毛饭

苏东坡与刘贡父都是北宋有名的文人，性格相近，都喜欢开玩笑，所以关系特好。刘贡父名刘攽，在历史上，以著史闻名，曾帮助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持论甚正，但在生活中，却是个活宝。

刘贡父跟王安石为旧交。一日，刘贡父去王安石处，主人不在，发现案头有草稿一篇，是王安石论兵之稿。贡父有过目成诵之能，默诵一遍，大体记得。转过头来，隔日两人再见，王安石问，近来有何著述？贡父回答，在写兵论。乃将王安石草稿复述一遍。王安石大窘，默默地将自己的草稿撕掉。他断没有想到，刘说的，就是自己写的东西。

王安石做了参知政事（副丞相），周围拍马出主意的渐多，有人建议，若将梁山八百里水泊改造成为稻田，将是大美事。王安石听了，很高兴，但转念一想又问：“那水泊里的水怎么办呢？”刘贡父插话：“在旁边再挖一个大水泊盛起来就是。”

王安石官做大了，刘贡父老是这样说话，关系慢慢就疏远了。但刘贡父跟苏东坡，依旧亲昵。两人经常互相请饭，诗酒唱和，无日无之。有一天，苏东坡跟刘贡父说，当年我和弟弟苏辙在蜀中读书之时，每日吃三白饭，感觉特好，不相信人间还有什么其他的美味。刘贡父问：“什么叫作三白饭？”苏轼答：“一撮盐，一碟生的白萝卜，一碗白米饭。”刘贡父大笑。

过了两天，一封请柬到了苏府，刘贡父说要请吃饭，请柬上，把三个白字叠一起，说就是请吃这个饭。苏东坡当日吹过，也就忘了，没想到刘是在寻他开心，于是欣然赴宴。到了刘府，只见案子上只摆了盐、萝卜和白米饭。这才明白刘贡父是在戏弄他。既然来了，哪有不吃之理，两人风卷残云，把三白饭吃了个干净。临上马时，苏对刘贡父说：“明天我请你吃三毛饭。”

刘贡父捉摸了一夜，也没弄明白三毛饭会是什么样子。第二天赴宴，到了苏府，见案子上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苏东坡也不着急上菜，只跟刘贡父闲聊，一杯茶、一杯茶上着，就是不提吃饭的事儿。刘贡父急了，说：“我都饿了，赶紧上饭吧。”苏东坡说：“不急，好饭不怕晚。”如是者三，刘贡父实在忍不住了，跳起来大叫：“你到底是给不给吃呀！”苏东坡这才慢腾腾地说道：“对呀，三毛饭——盐也毛，萝卜也毛，白米饭也毛。”当时的俗语，管“没”叫“毛”，就如同今日网上，管“没”叫“木”一样。刘贡父闻言大笑，说：“早知道你要报复我，但不知道居然是这样设计的。”

文人之间，互寻开心，是个乐子。说明宋代的文人，精神状态还真是不错。文人逸事，是文人生活中的盐，没有了盐，生活就剩下了白饭，人是死不了，但精气神可就差多了。五代十国，文人被武人欺凌，一文莫名，除了境遇好一点儿的南唐，别的地方，什么逸事都没有。大家都在忙着跟在武人后面做应声虫，一个倒了，赶紧吹捧另一个。有时候应声虫都不好做，话说不对，或者武人没听懂误会了，脑袋就会搬家。像冯道这样的四朝元老，每次改朝换代都活得好好的，真叫功夫。

宋代的皇帝，其实对臣子特别不放心，特别猜忌。但却绝少杀士大夫，官员犯了错，只要你是科举出身，哪怕很重的罪，顶多流放拉倒。文字狱也不是没有，但真要因言而杀人，皇帝自己就觉得不对劲。王安石变法期间，抓了若干诽谤新法的官员，最后一个没杀。即使这样，士大夫的舆论已经很不高兴了。变法不得人心，跟这事也大有干系。

宋代皇帝的宽容，造就了士大夫宽松的生态。而士大夫心情愉快，也就造成了文化的繁荣。就国力而论，汉唐并称盛世，就文化论，唐宋应该并称盛世。一个总是对外直不起腰杆的朝代，却能有如此灿烂的文化创造，原因只有两个，一个是发达的市场，一个是宽松的文人氛围。

刘贡父晚年得了重病，鼻梁塌落。一个风雅的文人，当然对自己的容貌很在意。可苏东坡没有放过他，嘲笑说：“安得猛士，为我守鼻梁！”刘贡父闻之，大不高兴，因为，他离死不远了。两个开了一辈子玩笑的老朋友，到了暮岁，刘贡父开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