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有意义的生活(2)

很显然，很多善举并不涉及争取机会：赞助面向晚期癌症病人的临终关怀服务，保护受虐待的动物，支持艺术创作，为教堂或寺庙捐款，或者本着喜愿基金会（Make a Wish Foundation）的精神，帮助癌症患儿实现心愿等，都是值得赞扬的努力，我们也很赞同。但是，我们同样面临着一个挑战：传播机会，从而使一个人的未来能够不再完全依赖“出生彩票”。全世界每年出生的孩子里，几乎有一半要和他们的出身抗争。比如在重男轻女的社会中降生的女孩，无法进入好学校；比如在索马里或巴尔的摩帮派横行的街区出生的孩子，生来就陷入暴力的旋涡。发挥出自己的潜力，对他们来说格外困难。他们是失败者，这个世界也是，因为它夺走了孩子们所能做出的贡献。传播机会，让孩子们蓬勃成长。我们花费数万亿美元治疗贫穷的症状（仅美国一个国家自1965年以来在经济情况调查上就已花费了20万亿美元），其中很多的确是必需的。然而，更重要的挑战是根治潜藏的病因，而我们这些赢得出生彩票的人似乎有责任利用我们的好运，帮助消除这些根本性的不公。

好消息是，对于如何带来改变，专家们正在形成更完善的理解。研究者们开发出新的实证方法，越来越多的慈善组织开始评测并追踪成果，关于怎样更好地创造改变的新兴科学正在出现。任何人都可以利用这门学问，并且有理由相信，通过最近才得以使用的、确定的干预，捐款正在产生影响。援助组织“证据行动”（Evidence Action），以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Michael Kremer）、麻省理工学院的埃斯特·迪弗洛（EstherDuflo）和耶鲁大学的迪恩·卡兰（Dean Karlan）等发展经济学家近期的研究为基础，计划每年向非洲或亚洲的每个儿童提供50美分，用于为他们驱虫。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个低成本高收益的方法能够让孩子更加健康并更有可能去学校上学。因驱虫而获得的健康和教育，将使一个孩子在成年后收入增加20%。[5]今天，实现它只需要每周捐出1美分。每得到1.98美元捐款，“证据行动”就能提供一台氯化器，使一个贫困家庭得到一年的洁净饮用水。现已证实，这个方法能够将痢疾发病率降低40%，而痢疾正是导致儿童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

如果你更倾向于帮助美国孩子，只需25美元，就能通过相关项目联系到一位吸烟的美国孕妇，向她解释吸烟对胎儿的危害，促使14%的吸烟孕妇戒烟。怀孕期间吸烟会增加子宫内的睾丸酮含量，对男性胎儿未来的行为产生长期影响。母亲在怀孕期间抽烟，生下的男孩成年后入狱的概率显著增加。我们将会看到，减少孕期药物滥用或帮助青少年避孕的行动，将为整个社会带来深远的利益。

每年捐款20美元，你就能帮助一个贫穷的美国孩子在看儿科时获得医生开出的“阅读处方”和童书。这个项目叫作“伸出手，一起读”（Reach Out and Read），由一群医生和医疗服务提供者发起，向幼儿发放图书，并建议家长为孩子念书以促进儿童的脑部发育。这个项目极大地增加了儿童的词汇量和家长定期为孩子读书的时间。这些办法并不是让问题一夜之间就消失不见的魔棒，但它们经过严格测试，操作简单，能有效瓦解我们面前的挑战。换句话说，它们是通往机会之路。

今天，通过互联网见证捐赠产生的影响，也更加容易了。社会企业家创立的众多组织已成为捐赠者和受惠者之间的桥梁。美国青年康纳·博安大学毕业后去欧洲的滑雪胜地打工，赚取自己的滑雪费用。后来，他想“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就在1996年另找了一份工作：去海地的高中教英语。在康纳教书的学校，最出色的女孩是埃斯蒙德·约瑟夫。听说她毕业后要去参加文秘课程，康纳困惑不解，问她为什么不设定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埃斯蒙德解释说，她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但是连小学也没有读完的父母无力负担她上大学。康纳借给她30美元，以便她能够申请一所医学院（在海地，学生们本科就进入医学院了）。她被录取后，康纳又拿出自己的积蓄，为她支付每年3000美元的学费。埃斯蒙德自己也竭尽全力。她常在烛光下学习，有时为了省下12美分的车钱，步行5公里去学校。为了帮助更多像埃斯蒙德一样的学生，康纳发起了“海地教育和领导力计划”（Haitian Education and Leadership Program，简称HELP，意为“帮助”），为以全A成绩毕业的海地优秀高中生提供大学奖学金。为了让这个计划持续下去，奖学金领取者要承诺，毕业后工作的前九年内，将薪水的15%回馈给HELP。目前，已有超过150名学生依靠HELP的奖学金进入大学，而埃斯蒙德已经是一名医生了。

伸出援手所收获的好处是双向的。受益的不只是埃斯蒙德这样的学生，还有那些帮助他们的人。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正在了解世界以及国外的公共服务，因为他们的学校就在资助贫穷国家的学校，有的甚至在当地盖起学校。通过名为“柬埔寨世界援助”（World Assistance for Cambodia）的组织捐款45000美元，就能够在柬埔寨盖一所有三间教室的学校。其他美国人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切入点。在海地的一家旅馆里，来自加州洛斯阿图斯高中的老师赛思·唐纳利偶遇了当地一所学校的校长蕾阿·多尔。邂逅引出持续不断的交往：洛斯阿图斯中学为多尔给海地贫困学生开办的新学校募集了20万美元。向我们展示新学校时，多尔说：“没有洛斯阿图斯的学生们，我们永远都办不到。”每年夏天，洛斯阿图斯高中都组织一批学生来海地，和同龄人见面，帮助他们学习英语。说洛斯阿图斯的学生和海地学生收获一样多，未免太轻率，但毫无疑问，这种交流让加州的中学生有了审视世界的新视角，而这是他们在课堂上永远都学不到的。

今天，援助项目的运行更加顺畅，往往也更加透明，这是因为像多尔这样土生土长的项目领头人越来越多，他们了解当地情况，比外国来的援助工作者花费少得多。无论是在纽约布朗克斯，还是在海地贫民区，当地领头人能争取到社区对新项目的支持，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具有重大的价值。

我们曾写过特芮莱·特伦特的故事，她来自津巴布韦的一个村庄，只念过一年小学。而现在，她创造出了一些新东西。特芮莱11岁就结了婚，丈夫殴打她。她遇到国际小母牛组织（Heifer International）的负责人乔·勒克（Jo Luck）时，还是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牧民。勒克让她把自己的目标写下来，这看起来有些奇怪，但特芮莱写下了去美国学习的志向，她要念大学，当学士、当硕士，甚至要成为一名博士。然后，她把写有目标的那张纸裹在塑料袋，塞进锡罐里，来到她放牛常去的地方，把罐子埋在一块石头下。她开始参加函授课程，表现出色，最终被俄克拉何马大学录取，并得到奖学金。拿到学士学位后，她回到津巴布韦，挖出锡罐，拿出心愿纸，画掉了第一个目标。然后，她飞回美国读硕士，拿到学位，又回到家乡挖出罐子，画掉第二个目标。终于，2009年，她在西密歇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并再次回到津巴布韦的牧地，挖起罐子，画掉了最后一个目标。

现在，特芮莱·特伦特博士和救助儿童会（Save the Children）合作建学校，让更多的孩子也能实现他们的梦想。她创立了一个基金会“Tinogona”——意思是“梦想能够实现”——这也是她自己的信条。2014年，她在家乡开办了第一所学校。当特芮莱向津巴布韦的家长和孩子讲述让女孩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时，当她计划在偏远的村子开办更多学校时，她的信誉远远超过任何外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