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新制度经济学

凡勃伦

——制度是一种“社会习惯”

制度学派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它诞生在美国，大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度学派内部并不是一个严格的、观点统一的学派，传统制度主义代表人物有凡勃伦、康蒙斯、米切尔等经济学家。其后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制度学派有了新的发展。与传统制度主义不同，新制度主义更倾向于理论化、市场导向和反干预主义，代表人物有加尔布雷思、德姆塞茨、科斯、威廉姆森等。我们先就传统制度主义产生就行阐述。

20世纪初期，美国资本主义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同时贫富差距也十分突出。综合社会经济、法律、伦理、历史等因素，1899年，凡勃伦发表《有闲阶级论》，1904年发表《企业论》。他采用历史方法、达尔文主义的演进方法、反对平衡的观点，批评传统经济学的方法论，承认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各种弊端和缺陷，强调对资本主义各种经济关系的改良，创立了制度学派，也形成了制度学派的传统。

托尔斯坦·凡勃伦（1857～1929）生于威斯康星州的一个边陲小镇，因为是挪威移民，他从小一直讲挪威语，十几岁才开始讲英语。在卡尔顿学院，凡伯伦完成了本科教育，并师从克拉克。克拉克是一位新兴的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不过，后来的凡勃伦背弃了新古典经济学，转而对克拉克及新古典学派理论展开了尖锐的抨击。

凡勃伦是一个尖刻、悲观、孤独的人，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与教育环境和工作环境格格不入，也因为对宗教信仰的怀疑，很多大学都不愿聘请他做老师。最后好不容易有学校接收他，却因为他行为举止粗鲁，工作上对学生漠不关心、生活上放荡不羁等很多原因而被学校警告，甚至不得不从一个学校转到另外一个学校。所以，在凡伯伦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于失业状态，不得不依靠家人和一些学生的接济过日子。在失业的时间里，他博览群书，坚持观察社会经济并进行创造性思考，在42岁时才出版了他的重要代表作《有闲阶级论》，成为制度经济学派的开山鼻祖。

凡勃伦定义制度为广泛存在的社会习惯，而不是社会组织结构。受达尔文进化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制度本身是进化的过程。制度这种固定的思维习惯，会使人们在某一时间、地点做出古典行为，进行权利和财富的分配。当然，必要的时候，这些习惯准则会跟组织结构实体相结合。经济制度就是在生活过程中所接触到它所处的物质环境时如何继续前行的习惯方式。实际上，凡勃伦把人类的思想习惯加入到经济学研究中去了。

在凡勃伦看来，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主要存在着两种制度：生产技术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这两种制度都是以人的本能为基础而形成的。生产技术制度与人的工作本能和改进技术本能有关，而私有财产制度与人的虚荣本能及追求利益的本能有关。结合达尔文进化主义，凡勃伦还把人力社会划分为4个时代：草莽时代、野蛮时代、手工业时代和机器生产时代，并指出在每个时代都有这两种制度的体现。

在凡勃伦生活的年代，这两种制度被具体描述为“机器操作”和“企业经营”。运用科技进行的机器生产体现的是生产技术制度，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管理体现的是私有财产制度。凡勃伦犀利地指出，这两种制度日益形成技术人员和企业家两大对立阶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技术重要性的日益增强，经营不再统治技术，受制于企业家的技术人员与企业家之间的矛盾逐步深化，甚至会出现“技术人员苏维埃”的现象。

在《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提出了“炫耀性消费理论”。有闲阶级被凡勃伦认为是非生产性的，炫耀性消费最初是指上层贵族阶级为了炫耀他们的消费方式，显示他们的权势、声望和成功，而掌握大量对他们作用不大且超出实用范围的物品。受这种现象的影响，就出现很多内部消费简陋、广众下消费奢侈的家庭和个人。因为人们的心理评价不是以某人的品行和才干为准的，而是根据他的消费水平做出判断，这种不良风气就促使低层社会群体的消费向高层阶级靠拢。现实中也确实是这种情况，商品价格越高，越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这反映出人们挥霍奢侈消费的心理愿望，这就是凡勃伦效应。此时人们取得商品所获得的效应不再仅仅取决于该商品一单位所提供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消费者为此支付的价格。

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凡勃伦以一副批判者的形象闻名于世，他的思想在西方经济学界独树一帜，为很多学者所重视。他的制度二分法和炫耀性消费都对现代经济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康蒙斯

——“法院的看得见的手”

约翰·罗杰斯·康蒙斯（1862～1945）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霍兰斯堡。1888年，康蒙斯从奥伯林学院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1892年，任该学院经济学﹑社会学教授。1915年，在该学院获法学博士学位。除了在学校任教，康蒙斯还先后在美国工业委员会和美国全国经济研究局工作。康蒙斯的研究集中在制度经济学领域，他不仅从经济学，而且从政治科学、法律、社会学和历史方面吸取知识，在劳动关系和社会改革方面得出了独到的真知灼见，并将这些知识理论积极运用到产业关系、行政机构、公共事业管理、工人补偿和失业保险等重大问题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中。

受其老师的影响，康蒙斯坚信经济生活是受习俗和法律以及通过产权概念联结的一系列相互交叉的制度所支配的。他批评传统经济学把法律制度排除在研究之外的做法，重视法律制度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通过“交易”这一基本单位把法律、经济学和伦理学联结在一起，这些可以从他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制度经济学》中看到。康蒙斯把法律制度融合到经济学中，将经济与法律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因此，康蒙斯被视为是开创了法学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者。

“交易”这个概念是连接经济和法律的桥梁。康蒙斯认为，交易就是所有权的转移，交易是在法律和习俗的作用下取得和让与对经济数量的合法控制权的手段，而且交易不是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的物品交换，它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交易是康蒙斯提出的一个独特的概念，他把交易划分为3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并指出这3种活动单位包罗了经济学里的一切活动。由于这些交易是地位平等的人们之间或者上级和下级之间的社会活动的单位，那么，“它们的性质兼具伦理、法律和经济特性”。

康蒙斯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就是交易。经济社会正是由无数交易组成的大组织，交易的双方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就免不了会有交易冲突发生，法律制度就要充当仲裁者的角色。因为有相互信赖的存在，所以市场主体要接受法律对经济行为的仲裁。也正是基于这一点，经济行为才能顺畅进行，经济才能继续发展。这就是康蒙斯的“利益和谐论”。该理论认为，交易包括3种社会关系：冲突、依存和秩序。经济学家通常将重点放在未来理想化的协调研究上，而忽视了冲突的存在。要知道，冲突中产生秩序，其意义也是深远的。所以在康蒙斯看来，交易冲突可以通过公正的仲裁人进行调节，这个公正的仲裁人就是国家、法律、法院，他们需要积极发挥调和利益冲突、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制度发展是康蒙斯不同著作的主线，特别是资本主义内部制度的发展，他把制度看成是人类社会经济的推动力量。就约束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而言，在集体行动中，最重要的是法律制度约束。他认为，法律制度不仅先于经济制度而存在，并且对经济制度的演变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来看，资产阶级法律制度的胜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促使封建经济制度解体，最终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得以确立。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发展后期，诸如工业资本时期和金融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制度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推动着一个阶段向下一个阶段的过渡，比如，美国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为金融资本主义，主要就是反托拉斯法的作用，这些垄断组织的活动都是经过立法部门允许才得以进行的。公司法是管理资本主义经济最明显的法律表现。法律可以规范企业行为，那么也就可以保障公民经济权益，因此，康蒙斯主张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解决诸如工人困苦无保障的情况，维护劳动者的经济利益，这是一种改良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方案。康蒙斯不同意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阶级对抗，相反，在他看来，雇主和雇工之间的冲突只是交易双方在利益上的不协调，既然劳资双方还有相互信赖的一面，那么通过法律调整就可以实现利益均衡。康蒙斯的这一法制决定论，阐述了法制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康蒙斯经济学说最大的特点。

在康蒙斯关于法律和经济联系的理论体系中，还有集体行动理论。该理论指出了集体行动对个人行动的控制作用。在《制度经济学》的开篇部分，康蒙斯就指出：“我的观点源于据我参加集体活动的经验，从这些活动中，我得出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这表明，康蒙斯研究的是抽象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商品、劳动、财富等物质性的东西。

在康蒙斯看来，正是因为集体行动，在人与人之间才建立起权利、义务以及没有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关系：集体行动要求个人去实行、避免和克制，所以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为产生的结果总是对个人有益。集体行动还可以通过它的帮助、强制或阻止来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做某件事情。在一个强有力的社会经济中，集体行动可以用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制定合理的行为范本。因此，集体行动相当于为经济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建立一个行为规则，来指导和约束个人行为，使个人行动更符合社会的利益。同样，康蒙斯认为，要使集体行动达到更好的效果，就需要法律制度的保证。

同为制度学派的科斯曾对康蒙斯这些老制度学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那些老制度经济学家都是一些充满大智能的人物，但是，他们却是反理论的。他们留给后人的是一堆毫无理论价值的实际材料。可事实上，科斯等人关于财产与财产权利的区分也承袭了康蒙斯的观点，其他经济学学者如塞缪尔斯和施密德，在基本精神上都继承了康蒙斯的衣钵，将法律制度看成是协调冲突的规则体系。施密德还把法律制度看作是协调冲突和人们偏好的规则集合，它决定一个人或集团的选择集，并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显然，这跟康蒙斯主张通过法律从冲突中造成秩序、强调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的观点是相通的。而塞缪尔斯则把法律和经济过程之间看成是统一的体系，即法律是经济的函数，经济也是法律的函数，重在分析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演进趋势。

尽管康蒙斯的思想时常被人们忽略，不过我们仍然能从科斯以及后来的法经济学家那里看到康蒙斯的影子。哈特曾说，“康蒙斯表述上的不成功，无疑使他的理论著作的影响受到了限制。”读过康蒙斯著作的绝大多数人，都纠结于康蒙斯那晦涩含混的语句、杂乱无章的结构。也许是康蒙斯本身理论表述的缺陷，才致使人们忽略他的理论。但这些掩饰不了康蒙斯在经济学领域踏出的新脚步，康蒙斯堪称是法经济学的伟大先行者。

加尔布雷思

——“开放式的经济学”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2006）有两个重要的身份：美国经济学家和重要政府官员。在经济领域，他是制度学派的领军人物，关注社会贫困、萧条、垄断的问题，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财富》杂志的编辑，从1949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在政治上，他官居要职，历任美国物价管理局副局长、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团长和美国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室主任，还出任过美国驻印度大使，并于1972年当选美国经济学会会长。

加尔布雷思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场主家庭，父亲原是一位老师，后来从商，最后从政，他的聪明机智很多是受家庭的影响。1931年，加尔布雷思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农学院毕业，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出发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他继续深造，研究农业经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加尔布雷思一生写了30多部著作，文笔辛辣。如《1929年大崩盘》、《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丰裕社会》、《不确定的年代》等。

加尔布雷思是一位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的批判者。加尔布雷思曾说过：“我批判的是传统思维而不是发现和阐述他们的人，因为时代在进步，这些思想已经不合适当下形势，可是人们却浑然不知，还把他们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由此，加尔布雷思提出了几个特别的理论。首先是他的“依赖效应”。按照加尔布雷思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形成了大型公司主导的格局，这些公司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开始创造越来越多、形式多样的“欲望”，这些“欲望”会以公司计划和广告的形式出现，进而“诱导”并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在这样的体系下，消费者没有自主意识，不再是选择的上帝了。这点显然是与正统古典经济学相违背的-正统经济学自始至终认为消费者是需求的唯一主观因素，不接受所谓的推销因素去代表消费者的真实利益。

加尔布雷思异于常人的消费者需求理论还意味着，市场间私人产品过多地投入，就造成了公共产品配置的不足。这在他1985年出版的《丰裕社会》一书中被提到过，提醒人们要关注“公共目标”，私人消费部分过于膨胀就占用了本该投入到社会事业的资金，致使交通道路、医院、学校、住房等因为财政拮据而无法筹建发展。书中“私人丰裕”和“公共贫困”两种现象形成了明显的对比，着实吸引了读者的眼球，成为当年非小说类的畅销书，甚至入选纽约图书馆世纪丛书。

加尔布雷思的“生产者主权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战后美国社会不断发展形成的一部分经济现象。丰裕社会下，很多产品只能满足生存需求，靠推销满足人们欲望的生产方式成为重要的新意识。不过这是一个极端的角度，消费者终究是有自主判断能力的，只不过是在现代社会，其选择过程中所受到的干扰信息更多了。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加尔布雷思这一智慧，这将会使正统经济学家暂时停下发展的步伐，接受加尔布雷思的批评和建议，重拾研究路上可能丢失的珍宝。

美国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工业主体。在繁华景象背后，很多工薪阶层的生活却是极其狼狈：劳动时间长、工资收入低、住房医疗教育一些基础保障设施系统薄弱，工人安全感缺乏。由此，“公共目标”的字眼也同时出现在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和公共目标》中，在书中，他详尽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遇到的失业、通货膨胀、贫富差距、经济失衡、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虽然早期的加尔布雷思受到凯恩斯主义学说的影响，不过他是反对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智慧中，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调节通货膨胀。但加尔布雷斯认为，在丰裕社会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控制通货膨胀是无能为力的。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利率产生作用，但利率的变化将出现不平均的作用；在生产领域，那些寡头垄断的企业将财务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而那些竞争性行业则只能自己承担，这进一步导致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在消费领域，考虑到消费者信用的创造，消费者对于利率并不敏感，而只是关心分期还款额，只需要简单地做一些金融创新，就可以抵消利率变化对于消费的抑制作用。财政政策的紧缩可以控制通货膨胀，但这又与传统智慧中扩大生产、解决就业的观念相抵触。

生活中的加尔布雷思经常被认为是恃才傲物，《纽约时报》就说他傲慢自负。在回忆录里，加尔布雷思自己也承认偶尔会情绪失控。不过这些都不影响加尔布雷思对经济学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

缪尔达尔

——循环积累因果联系

纲纳·缪尔达尔（1898～1987）是瑞典新制度学派和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74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一起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缪尔达尔一生中做过的职业很多，做过很多大学经济学课程讲师和教授；作为社会民主党成员被选人参议院，参加政事决策；还兼任瑞典政府的经济顾问、瑞典商业部部长和瑞典银行的理事，甚至任职联合国经济委员会秘书。担任一系列经济部门的要职，也足以证明缪尔达尔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和经济管理能力。

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放在了纯经济学上，而缪尔达尔对经济学的研究更为开阔，进入到社会和制度的新领域。缪尔达尔很早就注意到当时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更是加剧了这种现象，普通人们生活更加贫困，而富裕阶层的财富收入却不断增加。由于长期在政府部门任职，缪尔达尔审视问题的角度更加宏观化，强调区域间协调统筹的重要性。他尝试着把经济分析和社会、人口联系在一起，制度问题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于是，带有缪尔达尔独特思想的著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出版了。在该书中，他系统地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他认为，社会经济制度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政治、文化、技术等因素的相互影响，如果这些因素的其中一个发生变化，就会引起另外一个或几个相关因素的变化，后来变化的因素反过来推动最初的那个因素发生再变化，即A的变化影响B，B反过来又影响A，A再影响B，这就形成了简单的循环模型。现实中的各个要素之间就是以这种循环积累，通过微妙的、短暂的不守恒来实现整个过程的非均衡状态，并且这种循环具有积累效果。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联系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区域发展中去。

理论认为，社会发展的市场力量一般倾向于强化而不是弱化区域间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区间自然禀赋和资源的不同。有些地方最开始就有良好的发展优势，后期的发展自然也会很好；而资源条件本身就相对差的地方，由于不平等约束，会阻碍经济增长，后期的发展情况也是一般的。同时，缪尔达尔还提出，循环积累会在发展过程中带来两种不同的作用，即回流效应和扩散效应。

生活中经常会看到，一些落后地区的优质劳动力会涌向发达地区，享受那里的高工资、高水平社会保障和教育、卫生医疗等资源，这就直接导致落后地区的劳动力数量不足，质量下降，该地区发展阻力更大。这种现象就是循环积累理论提到的回流效应，当然这种效应也不是无限发挥作用的，“大城市病”就是其发展受到节制的体现：由于强大的吸引力，发达地区的人口急剧增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人口与社会资源矛盾尖锐、生活成本不断上升，其外部性效应逐渐下降，经济强势增长的势头受到限制。而扩散效应是指发达地区通过对接支援落后地区人力、技术、资金等资源，以促进其发展。“大城市病”的出现成为发达地区向周边落后地区转移产业链条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国家政策引导支持也能产生扩散效应。缪尔达尔认为，若没有制度发现并改变这种不平衡，只靠社会经济自由发展，那么发达地区继续积累优势，落后地区继续积累劣势，区域间的失衡愈加明显，就产生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

要实现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变升级，关键是要使扩散效应大于回流效应，刺激落后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间的差距。对此，缪尔达尔提出了关于区域发展的政策主张——不平衡发展战略，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政府应当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对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域和社会重点行业进行投资建设，以求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要防止累积因果循环造成地区贫富差距的扩大现象，政府要及时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区域经济政策，结合扩散效应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最终消除二元经济结构。

用动态的循环积累因果假说取代传统的静态均衡假说，缪尔达尔认为按照这样的“优先次序”的不平衡增长战略，可以使欠发达地区能够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加快经济增长。认同不平衡发展观点的还有赫尔曼、威廉姆森等学者，他们的不同理论，共同构成了发展经济学重要的理论骨干，为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科斯定理

——牛走失后的设想

199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纳德·哈里·科斯（1910～2013），与其他获奖的经济学家稍显不同。他没有很多的著作，也几乎没有写出过一条数理方程式，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科斯的主要经济学贡献就是揭示了“交易价值”在经济组织结构的产权和功能中的重要性。

1910年，科斯出生于英国伦敦郊外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是当地邮局的普通电报业务员。年幼的科斯因为腿疾不得不在残疾学校入学。腿上沉重的铁制护腿工具，给科斯生活学习带来了很多不便，不过科斯并没有因此在学习上有一丝懈怠。通过不懈努力，科斯顺利考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获得商科学士学位。其后，科斯凭借《公司的性质》的论文，而在经济学界崭露头角。在这篇文章中，科斯以独特的视角——交易成本的角度来分析企业是如何产生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是存在成本的，这些成本包括讨价还价、订立执行合同的费用及时间成本等。若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内部的管理协调成本时，企业便产生了。此外，科斯还指出，企业的产生存在就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

长期专注于产权问题的科斯，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科斯定理的基本含义出自科斯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其通俗解释是只要财产的产权清晰，市场交易成本很小或者为零，那么此时无论将财产权给谁，都能实现资源配置最有效率的市场均衡。

外部性的存在和公共品的属性一直是市场机制难以处理的问题，于是包括科斯在内的众多经济学者对此展开了学术研究，试图揭示人类行为的一般规律。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对非当事人的第三者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得到反映，外部性有政府效用。以往解决经济外部性的传统思路是对正外部性经济行为进行补贴和奖励，对负外部性进行征税和罚款。这种政府干预行为不是没有成本的，也存在不确定性，还可能会带来寻租活动，最终不一定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科斯为解决外部性提供了新思路。他认为，之所以会产生外部性，关键是因为没有明确权利的范围。如果在产权充分界定的条件下，通过当事人的谈判纠正和市场机制，使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达到一致，从而避免经济外部性的产生。科斯定理就是针对经济外部性提出的解决方案，它有两个重要前提——明确产权和交易成本。科斯定理由三组构成，分为科斯第一定理、第二定理和第三定理。

科斯第一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在说明这条定理的时候，科斯通过牛吃草的案例进行了分析。假设，一位种植小麦的农夫和一位养殖奶牛的牧场主在相邻的两块土地上生活，结果就导致牧场主家的奶牛经常跑到农夫卖地里面吃麦子，养牛者得利，农夫则受损，这就是外部性。此时，若养牛者要向农夫做出赔偿，根据第一定理，养牛者要向农夫赔偿小麦损失，使小麦的损失内化成为养牛者的生产成本。若养牛者不承担给农夫造成的损失，农夫要想避免损失，必须给养牛者以补偿，也就是农夫需要购买控制牛群规模的权利。

科斯定理的第二定理是指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不同的权利配置界定会带来不同的资源配置。现实生活中，任何交易都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为正数时，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

科斯第三定理是指由于存在交易费用，不同的权利界定和分配就会带来不同效益的资源配置，因此产权制度的设置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交易成本大于零时，若没有产权制度，产权的交易与经济效率的改进就难以展开，而清晰界定的产权将有助于降低人们的交易成本，提高效率。

萨缪尔森曾错误地偷换概念，认为科斯没有考虑到垄断市场形式，批评科斯定理的正确性。最终，学者们用推论证明只要交易费用为零，即便存在垄断，也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另外也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科斯定理忽视了产权界定对财富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科斯本人对此解释说，要素的市场价格变动会抵消产权安排对财富分配的影响。事实上，零成本的交易费用现象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此外，该定理也存在逻辑悖论，科斯认为只要政府的管理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那么政府管理就比市场自动机制有效，这点与他的产权论主旨的基本论点相悖。

尽管带有瑕疵，科斯定理仍有闪光之处，他发现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为人民在经济生活中做出合适的制度产权安排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法。同时，科斯这种独特的分析视角，为解决外部性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途径。

德姆塞茨

——狩猎权的私有化

曾在斯坦福胡佛研究所任职的哈罗德·德姆塞茨（1930～）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他先后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78年后一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授。

迄今为止，德姆塞茨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产权部分，拥有多部作品，如《产权理论探讨》、《经济活动的组织》、《生产、信息费用和经济组织》、《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等。他对经济关系的贡献主要是将科斯的产权、交易成本和市场机制进行具体化阐述，扩大和细分了市场产业组织形式，包括垄断、托拉斯、广告投资、进入壁垒、企业性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等诸多问题，都被德姆塞茨进行了详细研究。对于产权产生以及发生的作用，德姆塞茨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为人类最早经济行为起源提供了理论依据。

产权最早出现在托马斯的人口增长说中，其推理思路是，因为最初社会的人口数量少，资源相对丰富，供给大于需求，就不需要界定产权了。但是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加，资源数量相比以前也有所减少，为了维持自己部落的资源供给，排他性就出现了，部落之间建立了对外的产权制度，不允许外来人员分享当地资源。可是部落内部成员滥用资源也导致公共资源的枯竭，于是在部落内部成员之间就开始进一步划分产权，这个时候私有权就产生了。德姆塞茨认为以往的经济学家在私有制度产生的解释上还不完善，他以外部性内部化的视角，在《产权理论探讨》中，系统地阐述了产权的概念、作用和形成过程，建立了德姆塞茨的私有产权起源模型。

私有产权是什么？指财产权利完全赋予个人行使，也就是说个人可以在排他性基础上，通过个人意志来支配经济物品多种用途。私有产权具有可分割性、可分离性和可让渡性，所以私有产权并非会使个人永远拥有各种权利。德姆塞茨的私有产权学说是以商业活动增加导致资源缺乏为核心的，当内部化收益大于成本时，产权就会产生，外部性内在化的过程就是产权产生的过程。内部化的动力来源于经济价值的变化、新市场的开辟、技术革新和对旧的不适应的产权制度的调整。总之，在社会因素相对既定的情况下，相对价格变化和技术变革是引起新的私有产权出现和变动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加拿大北部印第安人部落中土地私有产权产生的案例对其观点进行佐证。在18世纪以前，土地私有产权制还未建立。加拿大北部的印第安人部落，人们在共有的土地上自由狩猎，自给自足。这种形式就存在外部性，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打猎必造成对其他猎人的成本，每个人从不考虑对其他猎人狩猎的控制，虽然猎物会有所下降，不过这一结果对其他人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谁也不会在意这些。而且，由于任何人都可以无偿随意占用和使用土地，他们也就没有排他的意识和产权界定。后来，随着毛皮贸易的发展，海狸皮毛的价值大大提高了。需求增加大大刺激了狩猎活动，大家的狩猎目的就从自给自足转变到出售皮毛上来。由于狩猎场是共有的，前一个人成功的狩猎便成为强加于后来打猎者的外部性，过度狩猎现象也就出现了。为了实现财富最大化，人们开始增加对资源保护的投资，并对狩猎者的狩猎行为做出限制，资源排他性意识渐醒：只有建立了私有产权，人们才有积极性投资，实现资源最大化最优配置，而不是过度狩猎造成资源枯竭。同时，森林地区野兽的皮毛价值比平原上的皮毛价值高，在森林地区建立排他性产权的成本较平原地区低。

后来的经济学者麦克马纳斯对德姆塞茨的原始模型进行了研究，发现事实与德姆塞茨的理论之间存在差异。比如，按照德姆塞茨的说法，确定排他性产权后，海狸的数量会逐渐趋于稳定，或是有所增加，不过历史事实是这一地区海狸的数量是急剧下降的。此外，在皮毛贸易开始之后，并没有出现相对价格和技术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矛盾呢？麦克马纳斯为此进行了更加详细地研究，原来，部落的人们有权力阻止那些从自己领地获得海狸出售毛皮的行为，却不能阻止他们猎杀后用于个人使用，即只有用于交换部分的权利是排他的，而直接消费使用的权利是大家共有的。

后来的很多学者站在德姆塞茨原始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研究产权制度，完善了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结构。

机会主义行为

——“工作中消费”

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易范围、资本积累和企业发展都呈现出规模扩大的趋势，经济市场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资本所有者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专业知识来进行管理，这时他们会选择将业务交给专业人士或者专业公司；另外，企业规模太大，企业所有者仅靠一人之力是无法支持企业运转的，那么他可能把企业交给他人代为控制和经营，也就是委托——代理关系。

在现代公司的一般结构中，董事会是所有者的代表，它拥有公司财产的所有权与支配权，有权把公司委托给别人经营管理。总经理是接受董事会委托的人物，角色是代理人，拥有代行经营管理的权力。这两者之间就是委托——代理关系。当然，在公司里面并不是只有这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前面作为代理人出现的总经理会把一部分任务下传到各个部门去，总经理和各部门之间也会形成一层委托——代理关系。以此类推，部门经理继续将部分工作委托给他的下一级员工……所以说，现代公司就是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的总和。

为了保证委托代理关系能够顺利实施，委托人和代理人会采用填写合约的形式，将这种关系固定下来。一般来说，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签订契约，契约会规定各方的权利、义务及相关行为规范。契约的签订是以信息对称为基础的，这就意味着，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越完全，所签订的契约也就越完善。但在现实中，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通常是不完全流通的，是不对称的，这就使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完全契约。基于信息不对称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就属于机会主义的类型之一，不完全契约就是机会主义的一种表现。

人们逐利本性的机会主义是公司管理中很难避免的问题之一，它主要体现在公司治理目标的异同上面。假如公司内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那么即使是不完全的委托代理契约也不重要。但事实上，经过层层委托代理关系的传递，就可能导致委托人的利益和目标与代理人所追求的异化，比如说董事会作为委托人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其他人也都有自己的目标，总经理追求企业的稳定与增长，希望把企业做大，使自己的权力控制欲得到满足；部门经理更多考虑本部门的利益；职工考虑的可能是工资最大化，或在工资既定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偷懒和怠工，也就是休闲最大化。

如果契约可以设计制度来统筹这些异化的行动，那么就可以根治机会主义，可现实情况是，契约难以做到这一点。于是，各级代理人就会在不违背契约的情况下，为实现自己的目标与利益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甚至有些代理人会做出损人利己的行为。比如，董事会与总经理的契约中，不可能规定总经理何时可以以公司名义请客或出差，如果可以请客，那么是在什么级别的餐厅消费多少的食物？契约不可能做到事无巨细。在完成委托人指定目标的过程中，细节之处就需要代理人自己把关了。那么总经理可以以公司业务需要为借口，公款请客、频频出差，在社会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和知名度，织起一张自己的关系网。既然属于公差，这些不必要的费用就需要董事会支付，而总经理既可以完成委托任务，自己也还能获得利益，这种行为就侵犯了董事会的利益。经济学家把这种以公司业务需要为借口的各种宴会、出差支出称为总经理的“工作中消费”。工作中的消费是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种形式。

在公司内，每一个代理人都有可能发生机会主义行为。在经济学家看来，很多的企业都存在着生产成本过高的现象，在庞大的组织体系中，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不能完全形成正相关联系。美国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把这种“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的情况称之为“X无效率”。这是因为企业合同契约无法做到诸事兼备和有效监督，信息传递就存在不对称，最终导致企业管理分化、运转效率低下。学者给出的建议是在制度设计、实施上面施力，并提倡员工提高自身积极性，如果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X无效率的问题就会解决一大半。

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

从斯密时代到20世纪这一段时间内，集体行动似乎总是有意无意地被人们忽略掉。尽管个人行动和集体行动同时存在，不过大多经济学家更关注个人行动，终于到制度经济学派，有了对集体行动的系统研究，奥尔森就是其中一名执着的研究人员。曼瑟尔·奥尔森（1932～1998），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这位别具风格的经济学家一生都在专注研究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并将研究成果集中与《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此外，他还有《国家的兴衰》《权利与繁荣》等作品。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设基础上的，奥尔森先是做出了一个前提假设：人是理性的，不会浪费金钱、时间和资源。他认为，理性人不像经济人那么自利，理性人会在现有条件的约束下，根据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来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在该书最开始，奥尔森就批评了传统对集体的看法，他们认为为了维护其成员的共同利益才会存在组织或是集体。从理性人的特征出发，很显然这是不成立的说法，因为理性人会根据成本收益做出衡量，不会主动地、单方面地为集体提供服务，比如住在同一栋楼中的人们并没有主动保持楼道卫生。成员提供的服务就是可以无偿享用的集体物品或公共物品，在集体物品生产过程中，总会有成员坐享其成，这种不一起奋斗，坐享其成的现象就是“搭便车”。

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看到搭便车的现象，比如说某小区设施维修，费用平摊到每户居民身上，如果这些费用是自愿支付的话，一定有一部分住户拒绝交纳，并且会随着其他住户交纳维修好之后，继续享用这些公共设施。

奥尔森认为搭便车困境会随着集体成员数量的不断增加而愈显严重。因为，当集体成员数量增加时，集体中每个成员能获得的单位集体物品会减少；人数增多也不利于成员之间的直接监督，组织集体成员进行一项活动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成员人数增加也会降低每个成员的贡献率，导致成就感、荣誉感下降。

从集团行动的角度，奥尔森给出了解决搭便车的方法：集体性激励无法使每个理性成员都为获得集体物品而奋斗，所以要采取选择性激励措施。选择性激励措施具体分为3种：第一种是小组织原理，一个人是否参加到集体行动中去，是经过理性分析和选择的结果，这一结果会为集体收益带来成本和收益，所以一个成员的加入很重要，对集体行动成败的影响很大，小组织也可以加强成员之间的直接监督；第二种是组织结构原则，大组织机构复杂冗繁，不利于决策的制定，必须要分层，这也符合小组织的要求；第三种是不平等原则，组织内部在权利、利益、贡献和分配上不能实行平均主义。奥尔森认为，选择性刺激还是集体行动产生的特定条件之一，另外一个是集体成员的不对称，也就是收益的不对称，只有让个别成员从集体行动中收益比其他成员更多，那么他的成就感、自豪感增大，对集体行动的贡献积极性也就越高。

1993年，奥尔森所著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获得美国管理学会颁发的“最持久贡献著作奖”，还于1995年获得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里昂·爱泼斯坦奖”。1998年2月19日，奥尔森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惊闻此消息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罗伯特·梭罗说：“我们大多数人都相当类似，认识其中一个就等于认识了全部。但奥尔森不同，他别具一格。这使我们更加怀念他。”

一枚铁戒指

——经济学与人类关怀

经济学的发展也是历史，只不过这些故事里的人物多多少少都被涂上了自私自利的色彩，以追求所得最多为目的。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要知道，有很多经济学家穷尽一生只为寻找人类社会的真理，希望能借此指导社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国学生刘冰在日本留学期间，正赶上了日本排华浪潮高涨时期，很多房东都不愿意将房子租给中国人。1999年2月，寒风料峭，东京的天空下起了小雪。为了找房子而奔波一天的刘冰失落孤独地坐在车站的长椅上，想着自己的处境，竟不自主地哭泣起来。突然有人轻轻拍她的肩膀，刘冰抬头一看，是一位慈爱的老妇人。老人说：“孩子，不哭，你这么年轻，有什么伤心事一定会过去的。”刘冰满怀感激地点了点头，说道：“谢谢您，我的房东不愿再租给我房子，我马上要沦落街头了。”说着禁不住地又掉了眼泪。

老人见状，将她带到一座破旧的住宅楼，说：“如不嫌弃就在这儿住几天，等找到了房子再搬出去，总比流落街头要好。”这让刘冰非常感动，也感受到一种绝处逢生的惊喜。老人的经济状况并不好，家也是破破烂烂的，几乎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后来，刘冰又知道老人患有糖尿病，就忍不住劝老人去医院检查，老人执意不肯。

知恩图报的刘冰偷偷为老人办理了国民健康保险，并把自己的全部积蓄78万日元拿出来给老人看病。老人得知后，慌张不已，最后耐不住刘冰的坚持，只能去医院做了检查。结果很不乐观，老人病情相当严重，有失明危险，随即被安排住院。

有一天，自知时日不长的老人把刘冰叫到身边，拿出一份律师帮忙起草的遗嘱，称要将自己仅有的一些旧书、旧家具、旧照片及一枚她戴在手上的铁戒指全部留给刘冰，以报答刘冰的“恩情”。老人从瘦骨嶙峋的食指上摘下一个丑陋笨重的铁戒指，小心翼翼地戴在刘冰手指上，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刘冰：“别看它丑陋，孩子，记住，最珍贵的东西不要从表面来判断它。”原来这个戒指是她跟丈夫的信物，丈夫死后，老人便一直佩戴着这枚铁戒指。不久，老人去世了，还欠下20万元治疗费。老人的儿子向来不过问老人的生死，自然对老人毫无价值的遗产也不感兴趣，主动放弃继承权，同时声称也不会负担老人欠下的治疗费，这些治疗费由刘冰负责偿还。

几年后，刘冰在一家餐厅兼职做服务生，遇到一位二战时的老兵。他看到刘冰手上的戒指，说这跟他当年一位好友戴过的戒指十分相似，还说这是贵族家的传家宝。好奇的刘冰几天后去一家古董铺求店家进行鉴定。店主用放大镜端详了老半天，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小姐恕我冒昧，这的确是一枚老戒指，但我说不出来历，因为从重量上看它比铁要轻，不知能否让我打开详细看看？”得到刘冰的允许后，店主打开了那层铁皮，氧化铁被去掉之后，里面竟然是一颗硕大的钻石，足有3克拉大小，镶在白金之中。瞬间，刘冰从寒门学子变成了富人……

一杯味道香浓的咖啡，不在于盛它的容器多么精致，而在于自身的品质；一位受人爱戴的领袖，不在于他穿着的威武，而在于他施政所向直指民心所望。回到经济学来，看着丑陋，满脸皱巴巴的老人，一生也是执着于真理的追求，临终留下破破烂烂的遗产中却是智慧的财富，任何一个精神土地贫瘠的人，在获得他们思想的浇灌后，都能收获精神的财富，让我们向每一位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