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货币主义

弗里德曼

——货币主义的代表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美国的经济学家，因在“消费理论分析、货币史和货币理论研究领域中的成就”和“对经济稳定政策的错综复杂性的论证”方面的成就，荣获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在世期间主要研究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史、统计学，因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时期坚持经济自由放任而闻名。

1912年，弗里德曼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人家庭。最开始时，弗里德曼的数学功课并不是很好，在拉特格斯大学念书时成绩也非常一般。学成毕业后的弗里德曼做了很多份工作，不过其工作重心始终在喜爱的经济学上。他会每隔几周给一些报刊写文章，用经济的思维阐述当下事件。其著作主要有《实证经济学论文集》、《消费函数理论》、《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价格理论：初稿》还有与施瓦兹合著的《美国货币史》等。

可以说，弗里德曼是站在凯恩斯对面的经济学巨人。与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所不同，弗里德曼坚持经济自由，尤其强调货币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几乎全社会都笃信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时代，弗里德曼就鼓吹“自由经济”。他认为，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最重要的，机制合理，那么市场经济本身可以实现充分就业，只是因为价格和工资的调整相对缓慢，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形成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政府干预过多，无疑会打破它的进展。政府干预多是靠财政政策，弗里德曼这种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增加政府开支就直接导致了利率的上升，利率是投资的重要成本，与投资反方向变动。政府支出会刺激经济，私人消费也能刺激经济，但是私人投资成本随着利率提高而上升，并且政府支出份额多了，就把私人投资和消费的部分挤占了，这就是挤出效应。所以，弗里德曼坚持认为货币政策才是政府施政的政策重心。

现代货币数量论是弗里德曼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1956年，在一片反对声中，弗里德曼出版了《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一书，标志着现代货币数量论的诞生。在此之前，古典学派、凯恩斯等也都对货币数量的进行过阐述，古典学派主要讨论货币供应量变化和价格水平变化，货币量的改变只会引起价格的变化，却不会引起实际产量的变化，认为货币是中性的。凯恩斯在货币谈论中主要是著名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持有货币的三种动机。弗里德曼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他也很看重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同时从微观发出，把货币看成是受利率影响的一种特殊资产。在弗里德曼看来，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主要受3种因素影响：收入或财富总量、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持有货币给人们带来的效用。

首先是收入或财富总量，也称为预算约束。每个人所能持有的货币及其他总财富数量是有限的，而且因为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用一般的现期收入指标来衡量财富是不准确的。他提出用持久性收入（或称恒久性收入）来代表财富。所谓的持久性收入就是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收入平均数，即整个时期的平均收入。

弗里德曼还注意到总财富中有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人力财富是个人获得收入的能力，非人力财富即物质财富。人力财富和非人力财富各自在总财富中的比率也会影响货币需求。其中，人力财富的流动性最差，若人力资本占财富总量的比值较大时，就会拉低总财富的流动性。所以，人力财富在总财富中的占比越大，对货币的需求就越大；非人力财富的占比越大，对货币的需求越小。

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所要放弃的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比如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可以选择就业，也可以选择继续深造，如果就业，可以带来每年的工资收入，如果选择升学，那么为了学到更多知识，他就要放弃每年稳定的工资收入，这些工资就是机会成本。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就是将范围限制在货币所产生的收益上面了。再比如，假设A有100万元现金，他用这些钱去投资购买了一套房子；但如果他把这100万元存入银行，可以收获5000元利息；若是投资股市，一年内也许还可以获得5万元收益，这100万元货币的机会成本就是用在其他地方带来的最大收益。钱生钱，货币是具有收益性的，其他金融和实物资产包括债券、股票、房屋等也是有收益的，它们的收益可能大于零、等于零、小于零，对它们收益率的不同预期，就会出现不同的选择。有人持有货币，有人会选择投资股票。而且弗里德曼认为，资产预期收益率是变动的，它会随着其他资产收益率的变动而变动，在各种变动的收益产品中，人们可以选择持有货币和不持有货币。

货币所带来的效用，是财富持有者的偏好，比如流通需要，这种偏好与个人的生活习惯、货币制度相关，是一种主观评价，在短期内是稳定的。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提取出变量建立了自己的货币需求函数模型，这些变量有持久收入水平、非个人财产占总财产比率、货币债券的预期收益率、物价水平、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和偏好变量等，最终构成的函数比较复杂，变量过多，为计算和实证研究带来了一定难度，后来有学者对此函数进行了简化。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处于滞涨状态，经济停滞加高度通货膨胀，伴以失业人数增多，财政赤字规模扩大。从表面来看，这次滞涨是石油危机所引起的，但本质却是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所致。正是这次经济的滞涨为货币学派带来了大展宏图的历史机遇。用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很好地解释了美国经济滞胀的原因，影响到美国经济政策。

弗里德曼的理论不止撼动了美国政界，改变了领导人在经济政策上一贯的思维方式，在经济学宝库中，亦是奉献了巨大的力量，将货币经济学推向新的历史高度。古典学派认为货币只是交易的一种工具而已，弗里德曼摒弃这一狭隘理念，将货币视为一种资产，从而将货币理论纳入到资产组合选择理论中去。在需求函数中，他将预期因素放在重要的地位，比如预期物价变动率，这些独立变量的设置，使该函数更贴近真实经济生活。同时，他注意到以往经济学家在货币理论中只顾抽象演绎的缺陷，因此他还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使货币理论变得更具可操作性，以形成具体的货币政策来影响经济发展。因为影响货币供给和需求的因素都是相对独立的，货币流通速度也是一个稳定的函数，加之函数式变量中，有些本身就具有稳定性，所以在弗里德曼看来，该函数具有较强稳定性。由此他指出，货币对总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来源于货币供给方。

在经济研究上，弗里德曼思路清晰、逻辑缜密，在生活中同样也是如此。经济学家加里·贝克曾这样形容弗里德曼：他能以最简单的语言表达最艰深的经济理论。弗里德曼亦是极出色的演说家，能即席演说，极富说服力： “无人敢说能争辩赢他，因为能与他辩论过已是无限光荣，没多少人能与他说上两分钟。”

货币数量论

——关闭货币水龙头

16世纪，法国的重商主义学者让·博丹最早提出了货币数量的概念几个世纪以来，经由洛克、孟德斯鸠、休谟、费雪、马歇尔、庇古、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进行不断修正予以完善，形成了货币数量论早期、近代和现代3个阶段的发展史。经过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现代货币数量论集前者的理论精华和当前经济实情，它的实用性几乎也没有什么争议，成为货币学派的代表思想之一。

用流通中的货币数量的变动来说明其对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的影响，这就是货币数量论。该理论认为，在货币数量和物价及货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变动关系。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若其他条件不变，商品价格水平和货币价值取决于货币数量，商品价格水平与货币数量成正比，货币价值与货币数量成反比。也就是说，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越多，货币的价值越低，商品的价格越高；相反，如果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越少，货币的价值越高，商品价格越低。

根据这一理论就可以解释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了。通货就是流通货币的意思，包括流通在市场中的纸币、铸币等有形货币，通货膨胀就是流通的货币数量过多了，通货膨胀的典型特征就是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反过来，通货紧缩就是市场上的货币数量不够，导致货币价值上涨，物价相对下降。这就是货币数量论中因果联系的体现，货币数量的多和少是原因，货币价值贬值和升值是结果。当然，不是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一定是货币数量增多引起的，引起通胀的原因很多，只不过货币数量增加是直接原因。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定程度内的通货膨胀是被允许的。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来看，物价上涨是大的发展趋势，不可阻挡。根据菲尔普斯曲线可以知道，通货膨胀与失业存在着短期的替代关系，也就是在短期中，低程度的通货膨胀可以降低失业率，提高充分就业程度。政府财政赤字也会促使国家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偿还债务，扩大社会投资，刺激需求。此外，因为刚性工资的特性，调高容易调低难，低通货膨胀还能达到名义工资不降低，实际工资降低的效果。所以说，只要不出现高强度的通货膨胀，温和的低通货膨胀对经济社会发展是有好处的。从货币数量论角度来说，如何治理严重的高强度通货膨胀呢？毫无疑问，那就是关紧货币的水龙头。弗里德曼给出的一剂良方，就是货币供应的增长率必须要跟世纪经济增长率保持一致。

货币数量论果真会在经济运行中产生作用吗？学者们用数据来检验其准确性，并从各国长期通货膨胀率和货币数量增长率之间的统计数据发现，这两者之间虽然不一定会呈现相同比例的变动，但一定是同方向变动的。无论哪个时期，哪个国家，他们出现超速通货膨胀，皆是因为超发货币所引起的。而且资料显示，货币数量总是先出现变动，通货膨胀随后出现变动，这也证明了货币数量论中的因果关系。1979年上任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就主张严控美元供给数量，大幅度提高利率，控制市场流通货币数量，经过两三年的调整期，才逐渐遏止将近十年的滞涨发展。

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是任何国家都要承担的政府责任，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热情高，很容易出现货币超发现象，政府可以根据现代货币数量论的观点，将市场货币数量当作“参照物”，结合本国国情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国际货币体系

——黄金美元金本位制

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间交易结算所采用的货币制度，规定了国与国之间进行支付的规定和制度，它是随着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形成和发展逐步形成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演变历史大致上经历了国际金本位、国际金块本位、国际金汇兑本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四个阶段。

大约形成于19世纪80年代末，结束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上出现了最早的国际货币制度——金本位制度。金本位要求各国流通的货币要以一定重量和成色的黄金铸造，并通过不同含金量来建立各国各种货币之间固定的兑换比例。在金本位制下，黄金具有货币的所有功能，包括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1816年，英国率先颁布了《金本位制》，欧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行金本位制的时间要比英国晚半个世纪。至此，国际金本位制大致建成。

这种国际金本位制有3个特点：第一，黄金是国际货币制度的基础。金币可以自由被铸造、兑换，也允许黄金自由出口；人们早就有储藏黄金的习惯，黄金也被作为储备货币，用来进行国际间贸易结算，各国的国际收支都可以通过黄金的进出实现自动平衡。因此，可以说金本位制是一种很稳定的货币制度。第二，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由各自货币的含金量决定。因为各国铸币情况不同，金币可以自由铸造、兑换和输出输入，为了维持各国间汇率水平的稳定，一般一国金币含金量是固定的，这样就使得外汇市场上汇率的波动始终维持在金平价和黄金运输费用规定的黄金输送点之内，国际金本位制是一种相当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第三，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要实现自动调节国际收支，就需要使各国货币都与黄金挂钩，以便随时可以兑换，允许黄金自由输入输出，货币当局必须在黄金准备基础上发行货币。在满足这三个条件后，当一国黄金流出，出现对外收支逆差时，国内货币供给量减少，物价和成本都会随着下降，政府会出台刺激出口抑制进口措施，国际收支得到改善。相反，若是一国对外收支顺差，国内黄金增多，物价和成本上升，政府会控制出口，刺激进口，这样国际收支顺差就能很好地得到调控。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很多参战国禁止黄金输出，纸币兑换黄金也被叫停。直到一战结束后，一些国家才相继恢复金本位制，实行金块本位制及金汇兑本位制，不过相比战前，黄金的地位明显被削弱了。

国际金块本位制是一种不完全的本位制。因为尽管规定金币是本位币，但是国内不能流通金币，只能流通银行券，可是银行券又不具备无限的法偿力；银行券与黄金不能自由兑换，不过在需要进行国际支付的时候，可以拿银行券到中央银行进行兑换。政府不再支持自由铸造金币的行为，但仍然规定每单位货币的含金量及黄金的官方价格。

国际金汇兑本位制也是一种不完全的金本位制。它规定国内流通银行券而不是流通金币，两者不能自由兑换，若需要黄金，可以先把银行券兑换成某种外汇，再用这种外汇在国外市场兑换黄金。从这里可以发现，实现这种货币制度的国家要先将本国货币与另外一个实现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挂钩，两者间实行固定汇率，并在该国存放一定数量的外汇和黄金作为储备金。必要的时候还可以通过买卖外汇或黄金来维护本国货币币值稳定。

几近废除金本位制后，各国为了扩充军备，弥补财政赤字，滥发纸币，加剧了通货膨胀，也致使各国货币信用下降；不再以黄金量为基础的汇价开始出现剧烈波动，复杂的汇率决定过程严重影响了国际货币金融关系，金本位制也随着崩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一些国家认识到，国际经济的动荡和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混乱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重建国际经济秩序能够促进战后各国经济恢复和发展，这种经济秩序首先就是国际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运而生。

1944年7月，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参加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因为当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占世界各国官方黄金总储备量的75%以上，这样一来，如果要建立的货币制度仍然与黄金有密切联系的话，那就要以美国为中心了。于是，会议确定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

布雷顿森林体系要求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相当于美元是黄金的等价物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转与美元的信誉和地位紧密联系。在本位制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各国确认1934年1月美国规定的1美元的含金量为0.888671克纯金，35美元兑换一盎司的黄金。美国承担向各国按照官价兑换美元的义务。同时，为了减少黄金官价在国际金融市场受到的冲击，各国政府将与美国政府合作，协同干预市场的金价走势。在汇率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各国确定自己国家货币的含金量，且不能任意改变。在此基础上，各国货币与美元保持稳定的汇率，以形成国际间固定的汇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许的汇率波动幅度为上下1%，只有在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发生根本性不平衡时，才能改变其货币平价。在储备方面，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取得了与黄金一样的国际资产储备地位。在国际收支调整方面，会员国对于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外汇交易不得加以限制，不得实行歧视性的货币措施或多种货币汇率制度。在组织形式方面，为了能够保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常运作，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新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一种小范围内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相对稳定的汇率就利于国际贸易的展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金融的合作。

不过这种货币机制也是存在很多弊端的，僵硬的汇率体质使各国无法通过浮动汇率自动实现国际收支平衡。此外，特里芬也直指布雷顿森林体系内部矛盾，他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身就自相矛盾，各国要进行国际贸易，必须用美元结算，这就导致流出美国的货币在海外不断积累沉淀，使美国形成长期贸易逆差；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要必须保证稳定和坚挺，这就要求美国必须是长期贸易顺差。“特里芬难题”也预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果然，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多次发生美元危机，固定僵硬的汇率机制被动摇。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从这个时候起，西方主要国家纷纷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世界各国开始寻求新的国际货币体质，在1976年牙买加会议后，逐渐形成了以国际储备多元化、汇率制度多元化、国际收支调整多样化为特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也就是当下的货币体系。现在，大多数国家的国际储备锁定了美元、日元、英镑、欧元在内的多种外汇，但仍以美元为主导。这个时期还建立了区域货币集团，比如欧元的产生和发展。

奥肯定律

——失业率与GDP的增长率

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1928～1980），195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耶鲁大学，讲授经济学。奥肯倾向于凯恩斯主义，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的研究，其一生著作颇多，但多是研究报告，主要著作有《平等和效率》、《繁荣政治经济学》等。其中，1962年提出的“奥肯定律”成为他重要的学术研究成就。

在经过大量数据分析基础上，奥肯发现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函数关系，并把具体影响数值计算出来了。将美国潜在GDP增长率定为3%，当实际GDP增长率比潜在GDP增长率下降2%时，失业率就会上升约2%；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约1%；该理论被称为是奥肯定律，并提供了计算公式，失业率变动百分比 = -1 / 2 ×（GDP变动百分比-3%）。奥肯是拿潜在GDP作为中间衡量标准，研究（实际GDP增长率——潜在GDP增长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变化关系，可以理解为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推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贡献率。

首要，我们要知道几个概念。潜在GDP是按照当年的物价计算出社会产品和劳务的最终价值。所以影响潜在GDP的因素就是实际产量价格；实际GDP的数值需要先把从前某一年的价格作为基期价格，进而计算出当年全部产品的市场价值。在这里考虑到了不同时期价格变动，即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在其中产生的影响；潜在GDP是理想状况下，全社会的生产要素和资源都被充分利用所产生的价值，它会随着技术和管理等条件而变化的，只能估算结果，这个概念首先被奥肯提出。经济学中讲到的在实际GDP下能够实现充分就业，其中的实际GDP就是潜在GDP，但是现实中我们不能实现充分就业，所以按道理来讲，实际GDP是小于潜在GDP的。不过当一个社会通过超常规消耗资源来发展经济时，实际GDP就会大于潜在GDP。如果实际GDP大于潜在GDP，经济发展高涨，就会有通货膨胀的压力。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社会都无法实现完全就业，充分就业是指在某一工资水平上，所有愿意工作的人们都能获得就业机会。

奥肯定律告诉我们，要实现充分就业，就需要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实际GDP的增长率，不过要小心因过度消耗资源带来的通货膨胀。与奥肯定律一样重要的经验规律还有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也是在统计美国大量经济数据基础上得来的。这条曲线描述的是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的交替关系：通货膨胀率高的时候，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的时候，失业率高。这两条定律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三个主要目标：高GDP增长率、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不同的切入点，都得出经济发展要协调好GDP增长与失业、物价的相互关系，也为政府人员抛出了要GDP还是要就业的选择难题。

奥肯定律的成功表现在于它曾经相当准确地预测过美国失业率。数据显示，美国1979～1982年经济滞涨时期，GDP没有增长，而潜在GDP每年增长3%，3年共增长9%。根据奥肯定理，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2%，失业率会上升1个百分点。当实际GDP增长比潜在GDP增长低9%时，失业率会上升4.5%。已知1979年失业率为5.8%，则1982年失业率应为（5.8%+4.5%）10.3%。而1982年官方统计出的实际失业率为9.7%，与奥肯定律预测的失业率非常接近。不过，奥肯定律来源于美国经济大数据的统计分析，能否成为各国通用定律还需要经过不断验证。

此外，还有学者注意到就业市场中存在的一些细节现象，也成为考验奥肯定律正确性的难题。如在经济出现下滑的一段时间，有些企业并没有急于解雇职工，而是将他们放置在比较悠闲的岗位待职。因为企业担心有一部分技术员工或是熟练员工一旦被解雇，如果经济形势向好，这些空出来的岗位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及时补充。这些位居闲职的员工就是所谓的隐性失业者。在隐性失业者出现的经济环境下，奥肯定律能否正确预测失业率就有待商榷了。在经济形势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各种形式的经济问题还会出现在我们面前，不断进步将成为经济理论日臻完善的重要方式。

国家的资本流向

——对外举债与债务危机

很多时候，国家也会通过对外举债来度过经济的困难期，若选择国内印发货币，则会引起通货膨胀，所以一定数量的外债能避免这种情况，还能够保证国家经济需要。外债概念有两个层次的分类，政府外债和公共外债是指一国政府通过借债、发行债券等形式而产生的对外国的债务。另外，广义的外债是指在特定时期内，一国居民对非本国居民承担的具有契约性的偿还债务。外债具有弥补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赤字的独特功能。

资本为什么会从一个国家流向到另外一个国家呢？马克思对此问题的回答更倾向于资本的剥削性和趋利性，他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是各国资本间的利率差即生息性促使，资金在国际市场上的不断流动，外债是资本输出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国对另一国的扩张。马克思和列宁对于资本输出着重指出的是它的弊端，说它的高利贷会增加借贷国压力。客观来说，资本输出也就是外债往往会成为鼓励和带动债权国商品输出的重要手段，带有双面性。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外债在推动一国经济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比如美国、巴西、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在工业化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依赖外债，因为修筑铁路等基础设施而举借外债的事情比比皆是，美国铁路、新西兰铁路以及拉美国家的铁路，都是以举借外债才得以完成的。但是，外债是债权国干预、控制债务国财政经济命脉的重要手段，是影响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就是典型的事例。马歇尔计划的真正目的在于控制欧洲国家，同时还对日本、韩国、中国台湾进行了战略控制意图的经济援助。不过，美国一时风光的背后也有因为债务引发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因为石油危机传导的债务危机一度威胁到美国很多银行的生存。

对于外债，古典经济学者是持否定态度的。休谟曾说，国家若不消灭公债（包括外债），那么公债必消灭国家。斯密也说，从长远来看，巨大的债务可能会销毁掉所有欧洲大国。这些古典学派学者对外债如此排斥，是因为当时的政府将外债所得主要用于战争和奢侈消费。西蒙斯就曾指出，公债是政府用来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有政治野心推动并为之服务的，所以公债是有害无益的。

现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则比较重视外债的作用，纳克斯就希望利用外债来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这个理论是在1953年提出的。纳克斯认为，资本形成问题是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核心，要实现突破只能吸引外国资本进入，具体可以通过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债。纳克斯尤其强调债务国要注意外债的生产性。可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将这些外债用于消费。

钱纳里提出“双缺口理论”，集中阐释了引入外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对发展中国家意义重大。该理论认为，欠发达国家客观上存在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进口和出口之间的缺口，那么外资就可以弥补这两个缺口，接触发展的约束力量，不仅能提高增长的速度，还能加强自我运用资源取得持续发展的能力。外资的需求量最初是由投资和储蓄缺口决定的，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后期主要由进口和出口缺口决定，从依靠援助带来的增长转向自我保持增长，这种依赖外资的程度视国家需要和政策而定。不过仍有不少经济学者提出“债务陷阱理论”。在他们看来，经济外援是握在援助者国家手中的对外武器，外债是发达国家榨取落后国家内部积累的重要手段，外债会助长消费，对一国长期增长率的实际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甚至是消极的。

外债有好处也有害处，近年来，欧债危机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话题。欧债危机是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后遗症，它始于希腊危机。2009年12月，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成为欧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后逐步演化为欧洲诸多国家的问题。欧债危机的产生固然有着它的特殊性，但也再一次提醒其他国家的主权债务安全问题，更加均衡地配比外汇储备、外债负担、财政赤字等经济项目，确保债务安全。

橡胶股票风潮

——举债投机

100多年前，上海爆发了一场举国惊慌的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1903年之后连续6年上涨的势头被打断，不计其数的商号和企业破产，经济步入大萧条时期。这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橡胶。

1910年7月，因橡胶股票狂跌，上海股市濒临毁灭，此次风潮也让中国工商业遭受重创，清末新政的成果毁于一旦。粗略统计，华商共损失资金4000多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政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也不过1亿两左右。巨款外流，让清政府本就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导致清政府于次年将商办铁路“收归国有”，以路权为抵押向列强借款，甚至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爆发。那么这场规模空前的橡胶股票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世纪初，交通汽车制造业飞速发展，汽车、三轮车、人力车都装上了橡胶轮胎，套鞋、雨衣等不计其数的橡胶制品也被众多需求者消费。由此，橡胶成为众多工业产品中十分热门的新兴材料。不过当时橡胶的生产规模在短期内并无法扩大，这也就造就了当时橡胶价格持续走高甚至暴涨的现象。资料显示，1908年，伦敦市场橡胶每磅售价是2先令，到1910年春期售价已经高达12先令。在伦敦金融市场，价值100万英镑的橡胶股票曾在半小时之内销售一空，可见橡胶投资的疯狂状态。橡胶市场存在的巨额利润使大量国际资本将目光定在了橡胶资源的开发上。南洋群岛地区很适合橡胶的生长，一时间南洋群岛成了各大商的抢夺之地。截止到1910年初，有122家新公司成立，他们专门开发南洋橡胶资源。这122家橡胶公司中，有40多家开设在中国上海，中国最大的资本市场也被深深地卷入到这场国际资本橡胶投机活动中去。

上海的橡胶公司纷纷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大肆招徕资金。受到国际金融投机风潮的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也大受欢迎。当时很多中国人连橡胶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弄明白，仅凭道听途说，就疯狂抢购橡胶公司的股票，唯恐失去暴富机会。一些公馆的太太小姐甚至变卖首饰，用得来的钱买股票。仅仅几个月，40多家公司的2500万两股票被抢购一空。在这种躁动环境的炒作下，一个叫“地傍橡树公司”的股票，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开盘价格，从1910年2月19日的每股25两，上涨到4月6日的50两，一个半月上涨了一倍。抢购狂潮让很多人一夜暴富，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投机欲望，以至于股票的实际价格超过票面价值的数倍，甚至数十倍。据估计，在橡胶股灾爆发之前，中国人大约购买了市场80%的股票，而在上海的外国人只抢购了20%，很多华人甚至不满足于在上海抢购，还调集资金到伦敦，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

在这场狂潮中，中外金融机构起着主导作用，在外华商银行向中国钱庄和个人发放了可用于购买橡胶股票的巨额贷款。中国最主要的钱庄、票号和银号，也纷纷介入上海股票投机橡胶买卖，这些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机构，而且已经与中外贸易和工业等新经济行业发生密切的联系，成为中国新式金融业的主要力量。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是股票投机的第一批受害者，也是最早倒闭的钱庄。

1910年6月份，伦敦传来消息称橡胶市场行情暴跌，上海股票也随着一路狂泻，股票价值瞬间下降10多倍。洋人、洋行先前得到消息，已经先一步将手中的股票售给了其他买家，中国人成为这场股票风波的最终埋单者。先后多家钱庄歇业倒闭，引起了中国国内银行的极度恐慌。投入到上海和伦敦股市的大量资金无法收回，中国钱庄欠下上海外国银行的139万余两白银无法偿还，外国银行便扬言要立即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朝廷此时只顾着勾心斗角，完全不顾上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没有出台任何救市措施，这也是导致全国性的钱庄倒闭和经济恐慌的直接原因，随着而来的经济萧条也就在所难免了。

清末发生的这次橡胶股灾，是中国100多年的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因为清末统治者的无知无能，不能出台行之有效的救市政策，反而增加钱庄压力。弱国无外交，年轻的中国在经济上是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与强大的外国资本家斗争呢？橡胶股灾只能作为一种惨痛的教训留在中国证券业发展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