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边际主义

门格尔

——吃第一块牛肉与第三块牛肉的感觉不同

卡尔·门格尔（1840～1921）生于加利西亚（时为奥地利领土，现属波兰）一个律师家中。早期，门格尔曾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大学学习，后来又获得克拉科夫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后，门格尔先是做财经记者，撰写一些经济分析的文章，这为其日后进行经济学研究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随后他又在奥地利首相办公厅新闻部工作。1871年，门格尔出版了他开创性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该书被视为奥地利学派不可动摇的基石理论。同年，边际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威廉斯坦利·杰文斯发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1874年，瓦尔拉斯发表《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他们三位开启了19世纪7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他们的理论使西方经济学发生重大的变革，门格尔也成为奥地利学派当之无愧的开山鼻祖。

门格尔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的长期目标是出版一本关于经济学的系统著作和一部关于整个社会科学性质的综合著作。为了完成目标，门格尔辞去维也纳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研究写作中去。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这本书的出版引起了奥地利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关于经济学方法的论战，而这场论战持续到20世纪初才偃旗息鼓。此后漫长的几十年，门格尔不断修正自己的经济思想框架，并寻求突破拓展。到了后期，门格尔因不满意自己的写作，很少再出版作品。1921年，在距离81岁生日不到3天时，门格尔溘然长逝，留下大量不完整、混乱的文稿。

门格尔的一生很简单。前一阶段是教学，后一阶段是研究。

世人对教书的门格尔这样评价，“卡尔·门格尔教授虽然年已五十，却精力充沛，思路敏捷。讲课时极少使用讲课笔记，除非确证一个引语或时间。他表达观点的语言简洁明了，强调时所作的姿势也恰到好处，以至于听他的课可谓是一种享受。学生们感到自己是被引导着而非驱赶着——我至今很少听说过还有哪一位教授能有如此宽广的哲学思维，杰出的才能，能清晰简单地表达思想。即便最笨拙的学生也能听得懂他的讲课，而聪明的学生则总能受到启发”。

门格尔对经济学的影响更是巨大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就是他在经济学上最大的贡献之一。

门格尔的价值论借助效用的概念，没有使用数字，而是选择制表，且用最寻常的事例来解释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效用平衡过程。假设一个饥饿难耐的人，终于有牛肉可以充饥了。那么，在吃第一块牛肉时，他一定是狼吞虎咽的，吃完一块后，饥饿感缓解了很多，假定这块牛肉给人带来的效用是10；还没有吃饱，这个人开始吃第二块牛肉，假定第二块牛肉给人带来的效用是9；现在这个人明显状态好多了，不过为了完全消除饥饿感，他又吃下了第三块牛肉，第三块牛肉的效用是8。为什么每块牛肉的效用定值不一样，而且还是递减的呢？哪我们最熟悉的例子来说吧，就好比吃自助餐，带着饥饿的胃进去到餐桌，第一时间看到的食物带给我们的渴望是最强烈的。几串烤肉下去了，饥饿感不明显了，接下来再吃点水果、点心，饥饿感消失了，又喝了些饮料，已经饱了。此时，我们甚至已经没有再吃东西的欲望了。同样的道理，虽然牛肉都能满足食欲，但是第一块的效果比第三块要好，关键是因为在吃第一块的时候，我们处于饥饿状态，是渴望最强的时候，而第一块牛肉则就成了满足我们身体需求最有效的食物。

在效用的计算上面，门格尔认为每单位都与边际单位具有相同效用，所以他便把最后一单位的边际效用乘以单位数，以牛肉为例，8×3=24。此处和杰文斯不同，杰文斯得出的结果是，10+9+8=27。门格尔将交换价值等同于总效用，杰文斯将交换价值等同于边际效用。在这个问题上，现代经济学家通常更接受杰文斯的观点。

边际主义者强调消费者需求的重要性，边际效用和总效用的概念指的就是消费者需求。在市场需求方面，门格尔在其著作中谈到对垄断的讨论，就反映出他对向下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和不同的需求弹性的正确理解。我们赞扬门格尔，但也要注意到他理论的不准确之处，比如，他没有考虑到边际生产成本上升对确定商品相对价值的作用。瑕不掩瑜，门格尔的真知灼见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学的进步，也保证了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位置。

庞巴维克

——价值论与市场价格

欧根·冯·庞巴维克（1851～1914）师承门格尔的边际主义思想，是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该学派的理论思想在庞巴维克这里得到了最完整的表述。

年轻时期的庞巴维克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法律，并先后在海得尔贝格大学、莱比锡大学和耶拿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庞巴维克不只是奥地利学派学说的全面发展者，也是奥地利政府的财政部长。在庞巴维克对经济贡献中，具有突出创意的一点是对时间因素的分析，在他著名的利息贴水理论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将时间因素结合到分析之中。他指出在经济生活中导致利息上升的3个因素，是现在为主的导向、对财富增长的预期、迂回的生产。利息就是现期消费品价值和价格的贴水。

当然，作为典型的边际主义者，庞巴维克在边际经济学的研究上面也有高明的见解。他认为效用是价值的本源，强调“稀少”这个因素也是构成价值的特殊动力。他用一个小故事来说明稀缺性对商品价值的影响。

一位名叫戴维的波斯商人，家住在山清水秀的乡镇，他长期出远门经商。有一次，他带领商队去往遥远的东方——中国，途中需要经过茫茫大漠。不幸的是，他们遇到了沙尘暴，被困在沙漠久久不能逃出困境。时间长了，他们带的水不够喝了。饥渴难耐，富余的钱财在此时也没有用途，这时有人出价要买水喝，并且一个高于一个。看到这个场景，戴维想起家乡的清澈泉水，不禁叹息道：“真是物以稀为贵啊，在这里水比金币都贵啊。”

由此，庞巴维克指出，生产要素的价值决定原理同消费品一样，是“效用和稀缺性”使其具有价值。

庞巴维克认为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他还将商品分为单件商品和整批商品，探讨它们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就单件商品而言，效用会随着满足次数的增加而递减，人们根据财富对自身的有用程度来评价其价值的大小；如果商品具有多种且相互排斥的用途，那么它的价值由最重要的用途来决定。而就整批消费品而言，在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供给量越多，那么产品的边际效用和价值就越小；随着商品数量的增加，总价值量和总效用量会呈现出从小到大，然后又从大到小直至为零的不规则现象，总价值量则是先升后降。

在完成效用价值理论后，庞巴维克又阐述了市场价格的形成理论。他是从一对孤立的买者和卖者说起的。在马市有8个卖马者，10个买马者，这10个买马者对一匹马的主观评价分别为30、28、26、24、22、21、20、18、17、16英镑；8个卖马者对一匹马的主观评价则为10、11、15、17、20、22、25、26英镑。交换竞争的结果，是马的价格必然在22～20英镑之间。卖马者会尽量要高价，出现一个价格的最高限，而买者会尽量出低价，出现一个价格最低价。在两者博弈之后，成交价就位于供求双方的上下限之间，价格就由这两者的主观评价决定，这也是城市生活最有生机活力的一幕。若其双方对马的主观评价悬殊，则不可能成交。这样庞巴维克就较好地解决了主观价值论与市场价格之间的矛盾。

同时，庞巴维克在门格尔理论的基础上，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补全物品价值决定理论。补全物品是指用途相互补充的物品，比如说纸、墨、笔一起用才能书写文字，羽毛球和羽毛球拍也要一起才能有它的效用，同样的还有两只眼镜框、针和线、左右手、两只手套等。补全物品的价值是由构成整体的几部分效用加和得出的。

庞巴维克认为，补全物品价值的决定分为两种情况：一，补全物品组（全体）的价值是和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所能提供的边际效用适应的，比如纸、墨、笔三个产品，它们组成一个书写的补全物品组，那么它们的总效用就是100；二，如果补全物品组的各个成分都有替代品，或能单独使用，且各替代品单独使用时的效用小于综合使用时产生的效用，全组价值就由各替代品孤立效用综合决定。如原来整体纸、墨、笔的边际效用是100，单独三者的边际效用是40、30、20。此时，全组物品的价值就不再是100了，只是90。

在补全物品内部组成部分之间，每个产品价值决定也有两种不同情况。第一，如果物品组中各个成分除了联合使用外都无其他用途，又无代替品，那么其中一个成分就具有物品组的全部价值，而其他成分没有价值。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例子，如左右手的手套、两只鞋子、一副眼镜的两个眼镜片，假如说手套丢了一个如果无法买到与丢失手套一模一样的另外一只手套，那么剩余的一只手套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会发现在生活中，类似于这样的产品都是整体销售的，市场上没有人只卖一只手套。鞋子和眼镜也一样，如果没有能力获得与之前一样的物品，那么它们也就没有价值了。第二种情况，物品组中个别成分在联合使用之外还能提供别的较小的效用，且无替代品时，其价值的决定以其单独使用时的边际效用量为最低限制，以全组联合使用的边际效用量减去其他成分单独使用时的边际效用量的差数为最高限度。

每个人对物品主观评价不同，但一种物品的市场价格却是统一的，解决这个矛盾就能说明价格分析交换过程。庞巴维克在主观价值理论基础上提出了客观交换价值论，交换和边际效用是客观价值的理论来源。

在市场中，卖者希望高价售出，获得更多收益，买者希望低价购入，减少货币支出，用效用最小的物品换取效用最大的物品，这些都是以人们的主观评价为基础的。由此得出，市场价格是交换双方对物品评价相互平衡的结果，交换者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则由物品对他的主观效用而定。所以，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行为就成了经济生活中最普遍的现象，市场均衡价格的形成就取决于买卖双方对财货的主观评价，这种平衡又是以交换竞争中形成的财货的边际效用决定的。

在庞巴维克看来，商品价格的形成和主观价值的形成极其类似，两者都受到边际的影响。竞争者经济利益的动机，要求与竞争者中最有能力的对偶谈妥生意。由于所有较弱的竞争者都没有绝对影响，而所有较强的竞争者又相互抵消，所以只有他们是直接有效的成分，而市场价格是他们合成的结果。这样，庞巴维克很好地解决了客观价值论和市场价格之间的矛盾。

克拉克

——边际生产力

约翰·贝茨·克拉克（1847～1938），生于英国罗德岛，美国经济学家。著名的经济学派人物托尔斯坦·凡伯伦是克拉克在卡尔顿学院的学生。25岁从阿赫斯特毕业，到德国学习经济学，之后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他都待在海德堡。在这期间，有一位对他影响很大的教授——卡尔·克尼斯。克尼斯给了克拉克很多关于边际效用经济学方面的学术建议。

其后，克拉克前往美国卡尔顿学院执教，在此期间，克拉克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论文《财富的新哲学》，该文通篇都在阐述效用，却没有将效用这种主观感受用边际的概念解释清楚。1887年底，在克拉克的另外一篇涉及效用思想的论文中，他详细讨论了需求的问题，在解释如何满足需求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发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1899年，《财富的分配》一书出版。书中，克拉克以静态经济学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边际生产力的理论，被誉为“以现代方式出现的第一部主要的美国著作”。其实早在1880年左右，从未深入研究杰文斯著作的克拉克，似乎就已经形成了相当独立的边际效用概念，所以克拉克的儿子曾说：“克拉克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虽晚于杰文斯和其他的首创者，但显然是独立的。”

边际生产力指其他要素数量不变，而单位某种生产要素离开（或加入）生产过程时所引起的商品产值减少（或增加）的量。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也是建立在边际收益递减基础上的，不过不同于以往只将该理论运用于农业的做法，而是将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企业家看作是生产力的组成要素，克拉克将这一结论应用到所有生产要素中。他作了一个潜在假设，那就是当一种要素变动时，所有其他的要素尤其是技术都保持不变。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同质的，可以自由转化的。由此，他进一步在分配方面展开分析。假设资本不变，就是说厂房、设备、材料等资源不变，而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可想而知，每一单位的劳动力所平摊到的设备就少了。为了使用机器，劳动力需要在生产线上排队等待，也许最后一个劳动力一天也没有等到使用机器的机会。这样算下来，平均每一单位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商品比以前每单位的产出是减少的。同理，如果劳动力不变，资本是可变并增加的，工人根本没有时间去使用机器和工具，就会造成他们的闲置。产生收益递减的原因是相对于可变要素而言，固定要素被过度投入使用。每增加一单位可变要素的生产力是递减的，这体现出生产力递减或称是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

在资本不变，劳动力增加的例子中，克拉克把最后一单位劳动力生产所得称为边际产量，这也决定了工人的工资水平。他认为工人的工资水平是由最后追加的工人所生产的产量来决定的。如果工人所增加的产出小于付给他的工资，雇主如果继续雇用他，最后只能亏本经营，所以雇主就不会雇佣他。相反，如果工人所增加的产出大于所付给他的工资，雇主就会增雇工人。所以，只有在工人所增加的产出等于付给他的工资时，雇主才能既不增加雇佣者也不减少所使用的工人。

克拉克对自己的边际收入分配理论认识清晰，他说这套理论是静态的，很适合做纯粹分析的工具。经济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无法保证有一套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走势的理论，克拉克理论的前提假设限定比较多，像没有任何经济干扰，劳动力、资本、消费倾向没有变动等。他的这一理论属于经济动态运行过程中的一个静止点，在该均衡点反映出真实规律。也正是藉由《财富的分配》，克拉克最早明确地区分了静态经济学和动态经济学。

在克拉克的带领下，美国经济学家队伍迅速成长起来。为了纪念克拉克对经济学的贡献，美国经济学会还设立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每隔一年颁发给有前途的年轻经济学家。

帕累托最优

——苹果与梨的组合

生于巴黎的维弗雷多·帕累托（1848～1923）一生致力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帕累托原籍意大利，属于热那亚贵族阶层。刚开始，他在意大利都灵综合技术大学攻读理科，1891年，帕累托接触到马费奥·潘塔莱奥尼的《纯粹经济学原理》，对经济学产生兴趣。1892年，帕累托接替瓦尔拉斯在洛桑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1893年，他被任命为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这开启了帕累托新的职业生涯，从此，他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道路越走越宽。

经济思想史学者习惯将帕累托视为新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而新福利经济学的依托就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帕累托也正是继承发展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代数体系，运用立体几何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帕累托最优”是以帕累托名字命名的经济学概念，是帕累托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是在经济效率和收入分配中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帕累托最优也可以称为福利最大化或是经济效率，它是指公平与效率、资源分配的理想状态。这种状态下，在没有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基础上，另外至少一个人情况会变得更好。用我国经济学家盛洪在《满意即最佳》中的一句话，“一个简单的标准就是，这项交易是否双方同意，双方是否对交易结果感到满意。”而谁也不愿意改变的状态，就是“帕累托最优”了。帕累托最优就意味着：

1.资源的最优配置。

2.产品和消费者的最优分配。

3.产出数量最优。

我们可以通过举例来深入理解帕累托的含义。

这里需要借助边际效用递减的原理，以苹果和梨子为例。假设，A去超市买了5个苹果，邻居B在超市买了5个梨。回家后A发现，吃了一个苹果后，感觉没有什么新鲜感，不太想吃了，但是不吃又怕被放坏，于是他又吃一个，这次A发现自己是真的一点都吃不下去了。这也是边际效用递减产生的作用，第一个苹果带来的满足度最高，后面的会逐渐降低。同样的B也是这样的情况。后来，A和B两人有了好主意。为了不把水果放坏，还能满足新鲜感，他们决定换着吃。这样A吃完两个苹果后，再吃一个梨子，其新鲜感不亚于第二个苹果，甚至是第一个苹果，而B也是一样的效果。于是，他们一直相互交换，在A水果数量、口感没有变坏的前提下，B的情况也变好了。这就是水果资源在消费者之间的最优配置。

帕累托最优在为经济学家更好地理解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帕累托标准是建立在静态观点下的最优，这种短期最优如何解释长期或者动态变化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帕累托并没有强调社会中公平分配收入这一点，仅仅只是确立了任意现存分配的效率条件。这些质疑声对完善该学说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帕累托撰写了一系列的学术著作，如《政治经济学讲义》、《政治经济学提要》等。1897年，帕累托偶然注意到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模式。在调查取样中，发现大部份的财富流向了少数人手里。同时，他还从早期的资料中发现，在其他的国家也有这种微妙关系一再出现，而且在数学上呈现出一种稳定的关系。于是，帕累托从大量具体的事实中发现：社会上20%的人占有80%的社会财富，即：财富在人口中的分配是不平衡的。这就是著名的帕累托法则，又称80/20法则，其实用领域由经济学推广到社会生活多个领域。与帕累托法则一脉相承，他又制出帕累托图，用来分析质量问题，寻找产生质量问题的主要因素。帕累托的很多经济理论推动了微观经济学尤其是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向前。

马歇尔

——划时代著作《经济学原理》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1842年，马歇尔出生于伦敦郊区的一个工人家庭中。马歇尔曾经走访英国的贫民区，目睹了大量民众贫穷饥饿的窘迫生活环境，进入大学后，他并没有选择自己喜欢的哲学专业，而是选择了经济学。毕业之后的马歇尔投身于大学教授工作，先后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和牛津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

马歇尔在经济学方面业绩卓著，建树颇丰。在马歇尔的努力下，经济学成为和人文、历史、物理一样独立的科学性学科。受他的影响，剑桥大学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经济学系。不论是任职教授期间还是退休之后，马歇尔始终坚持研究写作工作，撰写了一系列作品，有《对外贸易的纯理论与国内价值的纯理论》、《工业经济学》、《经济学原理》、《经济学精义》、《关于租金》、《老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分配与交换》、《工业与贸易》等，其中的《经济学原理》被视为是继《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也是公认的划时代巨著，在经济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马歇尔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财富及人类欲望关系的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解救贫困和增进福利。他采用折衷主义方法，积极借鉴各种经济学理论，尤其是吸收了边际效用学说，最终，将供求、生产费用和边际效用的理论重新呈现在《经济学原理》中。该书可谓集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发展之大成，在继承和发展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也为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马歇尔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

马歇尔撇开对价值的研究，将均衡价格作为《经济学原理》的基础和中心，提出3种均衡价格，包括几天内变动的暂时市场价格、短期的次政策价格和长期的正常价格。这些不同价格由供给和需求两种相反的作用力形成。擅长数学的马歇尔开始寻找一条可以用坐标表示的曲线：需求曲线。

马歇尔和其他边际学派的学者想法一样，认为人要通过享受效用来满足欲望。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一种产品的效用会随着人们享受的数量增加而递减。不过，效用是一个主观的东西，无法来衡量多少，只能通过人们愿意购买的数量，以货币数量体现出来，比如爱吃面包的就多买几个，多花些钱，不喜欢的就少买。在分析需求效用的基础上，马歇尔提出了他的需求概念。

在马歇尔看来，消费者愿意而且能够支付的价格是需求价格。他还将这种价格一分为二：消费者被商品吸引购买，产生购买欲望的部分是边际购买量，消费者真正愿意支付货币购买的是边际需求价格。那么，在货币数量、货币购买力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拥有商品数量越多，购买其愿意支付的货币数量就越少。也就是说，他对该商品的边际需求价格是递减的。据此，马歇尔绘制了需求曲线。

横纵坐标轴中，横轴代表商品数量，纵轴代表价格，消费者在购买第一个商品时支付的价格是最高的。随着享受商品数量增多，越是后面购买的商品他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低，这样就形成了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马歇尔还从中得出需求的一般规律：对商品需要的数量随着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增多，随着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减少。在需求分析中，马歇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商品弹性需求的概念，意思是当商品的价格出现变动时，消费者对这种商品需求量的变动程度。不同商品的需求弹性是不一样的，金银首饰富有弹性，因为价格高了购买者也就少了，而柴米油盐缺乏弹性，这种生活必需品即使价格上升，也有固定的市场需求。一般而言，生活必需的需求弹性较小，奢侈品需求弹性大。

同样，供给也被马歇尔以曲线的形式表示出来，供给曲线是一条向左上方倾斜的曲线，表示价格越高，生产者的供给量就越多。马歇尔也对供给做了弹性分析，与需求弹性不同的是，受生产规模、生产成本、生产周期和生产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供给弹性的分类稍显复杂。生产规模大的企业，调整时间长，产品的供给弹性小；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企业的生产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不会增加太多，那么产品的供给弹性就大，相反，供给弹性就小；生产周期短的产品技术设备调整较快，供给弹性大，相反供给弹性就小。生产工序比较复杂，对技术要求较高的产品，供给弹性小，相反，容易生产的产品供给弹性大。

有了需求和供给的曲线图，马歇尔将两个曲线重合相交，交点对应的即为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事实上，价格和产量不会正好稳定在均衡位置，而是像钟摆一样在均衡点左右来回摆动。以上得出的是在正常市场下的均衡价格，马歇尔所处的19世纪末，垄断已成为社会经济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并趋于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对此，马歇尔进行了必要的探讨。在对垄断现象的看法上，他认为，垄断只是因为资源稀缺而产生的，如果垄断者将商品定价过高，产额利润会吸引其他生产者进入该行业，众多生产商的竞争就使本来的垄断商失去垄断地位和高额利润收入。鉴于此种情况，垄断者就要降低价格，增加供应量，以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如此一来，不仅对垄断者有利，对消费者和整个市场结构都是有好处的。所以，马歇尔积极建议英国政府不要过于限制垄断企业的发展。现在看来，这种对垄断的判断显然是存在错误的。

马歇尔在均衡价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分配理论。他认为，国民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这四种生产要素对应创造出的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构成。他把萨伊提出的3种生产要素首创性地加入企业家才能要素，扩充为4种生产要素，并用均衡价格理论对4种生产要素进行了分析。

马歇尔认为劳动和其他商品是一样的，也具有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两者均衡的体现就是工资。劳动的需求价格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是指在生产资料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劳动者数量增加，生产力却递减的现象）。利息作为付出资本的报酬，它的均衡表示资本的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达到一致。资本的需求价格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也就是资本所能提供的净产量。

我们知道，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也符合生产力递减的规律。利润被马歇尔认为是资本家经营企业承担风险的报酬，他的利润理论也被称为“管理工资说”。马歇尔认为利润的大小取决于企业组织管理能力的需求和供给，利润作为企业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其数额大小，大约等于资本的供给价格、经营能力的正常供给价格、企业组织的正常供给价格3种价格之和。

关于地租，马歇尔认为土地作为一种天然产物没有供给价格，只有需求价格，所以土地没有生产费用。因为土地供给是固定的，没有供给价格，所以，地租只受土地需求的影响。他肯定农业报酬递减规律的存在，在一定土地上，不断增加资本和劳动，农产品的总产量虽然是在一直增加，但是产量的增长速度却是递减的。

马歇尔作为局部均衡分析的鼻祖，不仅在微观经济学有着卓越贡献，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不少创新研究。马歇尔提出用购买力平价的概念来解释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他也尤为关注社会贫困问题，认为在劳动市场中，机器的使用致使非技术劳动者的就业选择日益狭窄，影响非技术劳动者的生活水平。

马歇尔还有一项重大的贡献便是发现和培养了庇古和凯恩斯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剑桥大学任教时，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学生并不多。不过马歇尔留意到庇古这位性格温和却坚定的学生，经过马歇尔的潜心培养，庇古不负所望，成为福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18岁的凯恩斯在旁听经济学原理课程时，被马歇尔称赞有杰出的天赋，将会在经济学领域成为伟大人物，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请凯恩斯去剑桥大学做经济学讲师。

庇古

——“福利经济学之父”

对福利经济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斯密和边沁的古典经济学思想，之后的经济学家也有谈及福利问题，比如马歇尔，而他的学生庇古则进一步继承发扬了老师的学术理论。

阿瑟·塞西尔·庇古（1877～1959）出生在英国怀特岛，父亲是一名军官，母亲出身于政府官员家庭。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专业的庇古，在人生重要导师马歇尔的影响和鼓励下，转而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1900年，庇古从剑桥大学毕业，并于1908年接替马歇尔职位，任职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直到1943年退休。庇古一生的经济著作有很多，比较出名的作品有《财富和福利》、《福利经济学》、《失业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就业和均衡》等，其中1920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是庇古最著名的作品，该书对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庇古也因此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

与导师马歇尔一样，怀着对穷苦人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希望为政府实施各种福利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庇古将研究领域更多地投入到社会福利方面。在《福利经济学》的序言中，他提到应该把经济学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工具。庇古基本上延续了马歇尔的学术思路和框架，如依靠局部均衡的“旧福利”分析等。不过，庇古生性谨慎，在一些不合社会改革的地方，他做出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修正。

舍弃诸如自由、安全、公平这些广义的社会福利概念，庇古将研究范围缩小为能用货币衡量的狭义福利。在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基础上，他用国民收入作为社会福利的衡量尺度，影响经济福利的因素则是国民收入总量和分配情况。根据边际效用，庇古提出两个基本福利命题：

一，国民收入总量越多，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多。

二，国民收入分配越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也就越好。

就第一个命题，庇古引申出要使社会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问题。要知道，增加以单位生产要素，在不同阶段不同部门之间所获得的产出是不一样的。只有边际私人纯产品和边际社会纯产品相等时，才能达到资源最优配置。如果边际社会纯产品大于边际私人纯产品，国家就应当进行补贴来扩大这个行业的生产，相反，就要通过征税缩小其生产。庇古认为，通过这种补贴和征税，就能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种建议被后人称为“庇古税”。

就第二个命题，庇古提出了收入分配均等化的问题。他认为，效用的不同人之间是可比的，从货币的边际效用来看，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要低于穷人。举例说，把货币看作是商品，富人拥有的货币量本身就很多，再给他100元钱，对富人来说没有多大满意度，但是对于穷人来说，满意程度就会很高。所以，庇古建议通过向富人征税的方法，将所得税款用于支持社会福利建设，相当于把富人一部分钱转移到穷人身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收入平等。

此外，庇古还超前地提出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收入的建议。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觉出资，投入到科技、文化、教育、医疗等社会事业上。强制转移是国家对自愿转移的补充，主要是通过税收，比如财产税、所得税、遗产税等，进一步帮助实现收入从富人向穷人的转移。这些分析为现代公共财政学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庇古又说政府干预会使人们将资源用于当下，将来的数量就会减少，为了防止经济福利递减，实现最大化经济福利，他提出要鼓励储蓄，减少征税储蓄税。

以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为分水岭，包括庇古在内的以前的福利经济学称为旧福利经济学，其后的称为新福利经济学。

除了专注于经济学的福利部分，庇古在经济学其他领域也卓有建树，提出了很多深刻的理论，比如著名的庇古效应、对外部效应的解读，对价格歧视的探讨等，对其后经济学家在垄断定价理论的探讨，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积极意义。庇古也是第一个反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革命的学者。

庇古的性格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庇古乐观快乐，爱与人交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不想上战场伤害他人性命，庇古拒绝服兵役，成了一个相当孤僻的隐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