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

威廉·配第

——“政治经济学之父”

威廉·配第（1623～1687）被后人视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出生于英国一个小手工业主家庭，小时候只接受过2年的早期教育，14岁时便外出谋生。期间做过水手、服务员、医生、音乐教师。后来因航海事故，配第来到戛纳，凭着聪明的头脑和勤奋学习，他学会了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和数学，为其后的经济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拥有冒险投机性格的配第又积极进军渔业、金属行业，创办渔场、冶铁厂，积累了大量资本。后来，配第有幸成为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这让他从中获得约5万英亩的土地。到了晚年时期，配第成为拥有27万英亩土地，并掌管几家手工工场的资产阶级新贵族。

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革命胜利使得手工工场日益兴盛，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一度被马克思称作是“轻浮外科医生和冒险家”的配第凭着广博的学识，兼以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积极为国家经济问题出谋划策，著书立说，为新兴产业资本利益和贵族地主代言，他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方法论和理论特色上。

对经济学方法的研究是配第最重要的贡献。配第提出的“政治算术”实际上是将数学统计法、实证研究法、归纳法和科学抽象法进行综合。此外，他还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延伸和扩展，使之成为包括价值、价格、货币、工资、利息、地租及经济增长在内的系统科学，确定了经济学初步的研究领域。另外，配第从整体入手，开始研究宏观经济，他也是最早研究宏观经济的人，包括计算国民生产总值、收入和支出等。他继承培根、霍布斯的唯物主义思想，试图以自然发展视角，从现象中抽象出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规律。虽然憎恶配第的人品，但是马克思还是赞誉这位政治经济学之父，称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

配第一生创作颇多，有《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政治算术》和《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明显带有实证研究的影子，均体现出很强的政策建议性，其中的《赋税论》是配第的重要代表作。配第着眼于当时英国的社会经济现状，通过15个章节来阐述公共开支、税收等观点。他将公共开支分为国家公共开支、政府公共开支、神职人员的薪俸、教育开支、社会福利和保障开支等几部分。详细探讨当时英国公共开支增加的原因，并指出3种筹集经费的方法，即征收领地税、估价税和房屋租金税。在《赋税论》和其另外一部作品《政治算术》中，配第系统地阐述了当时英国在税收征收标准、征收方法和一些税种的利弊。配第认为，英国的税收制度极其紊乱，公共经费增加的同时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没有指定统一的征收标准。在他看来，英国的各种税种没有遵循公平、方便、节省经济的原则，配第说英国的税收“并不是依据公平无所偏袒的标准来征税，而是听凭某些政党或是派系的一时掌权来决定的。且征收手续既不简便，费用也不节省”。在征税方法上，配第建议政府按照一定比例从所有土地地租中征收，依照配第的主张，这个比例为地租的六分之一。这样一来，能保证有更多的纳税人，也稳定了国家收入。不过，配第也指出了这种方法会花费更多的人力和经费。配第高度重视赋税在分配社会财富、调节经济活动上的作用。在社会财富方面，配第也有着一套理念。配第把劳动看作是财富的来源，这是观察生产过程得出的结论，放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是一样的道理。任何一个国家的富强，都需要人民的团结一致和高素质。换言之，优秀的人力资源将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关键因素。

此外，配第还提到货币在经济生活中对社会财富的影响。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只有投入流通才能增值，并且多多少少都会损害到商业发展，这在他的《赋税论》中有所提及。他还曾把货币形象地比作是国家身体上的脂肪，太少会使它生病，太多也会带来累赘。

配第的《政治算术》的出版也标志着统计学的诞生。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将统计学带入人们的视野，不过由于时代限制，这些统计数据大多是凭经验做出的判断。此外，人们习惯重视统计的数据，却忽视了分析数据联系的作用。在《政治算术》中，配第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英国、法国和荷兰三国的国情、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并以此为依据，用数据统计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

当然，那个时代的配第还没有完全摆脱重商主义的影响，理论还存在一定局限性，如他的税收政策就透露出贸易保护主义，他在政治立场上的表现亦是饱受争议，但这不影响配第成为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理性人，他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他在经济学上的贡献和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注定会被世人铭记。

萨伊

——“阐述财富的科学”

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法国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1767年，萨伊在法国里昂出生，1776年进入私塾，但未及一年即辍学，全家迁往巴黎。其后，他便在父亲开设的银行里当学徒。1787年，萨伊加入法国人寿保险公司，从董事那里得到《国富论》，这是他首次接触到《国富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萨伊投笔从戎，参加由学者和文艺界人士组成的“学艺中队”，并积极与保皇军作战。1794年，离开军队的萨伊担任《哲学、文艺和政治旬刊》主编，期间，他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很多经济学理论。1799年，萨伊被拿破仑元帅任命为法兰西法制委员会委员，但因为拿破仑不喜欢他极端放任自由的思想，使他的仕途生涯几度受挫。

萨伊的主要作品是《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下简称《概论》），该书于1803年出版。《概论》继承了斯密的一些观点，是一门讲述财富的科学。在书中，萨伊将社会财富的创造积累过程分为生产、分配和消费三部分。除了绪论以外，共分为财富的生产、财富的分配和财富的消费3篇42章。第一篇主讲生产，讨论进行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第二篇对分配原则进行了剖析；最后一篇消费则讨论是生产成果的消化问题。生产——分配——消费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联系。这被后来经济学家称为“三分法”。

但萨伊将交换包含到生产活动中去，否认交换和流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环节。同时“三分法”有着这样的特点：否定了生产的决定作用，而是把生产、分配、消费并列，只研究三者之间的外在浅层的联系，强调在生产、分配、消费中人与财富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整个人类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对立关系。不过“三分法”作为一种首创，为后来者划分社会经济生活领域提供了科学依据，后来的詹姆斯·穆勒在萨伊的划分基础上添加了一个交换环节，使政治经济学环节划分更加完善。

萨伊时代的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纺织、冶炼、煤矿、造船等工业都出现了集中大规模生产；酒类、服饰、家具等行销欧洲各地；对外贸易仅次于英国。此时，萨伊首先想到的是购买商品所需要的货币，在他看来，货币对商品的销售并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相反他提出，交换本质上就是商品和商品的交换，货币只是在交换量扩大之后逐渐稳定下来的交换媒介。所以，商品无法销售出去是由于没有能跟它交换的产品，货币量的多少是不影响销售的。这就是有名的“萨伊定律”。

顺应萨伊的思路，商品生产出来都会被需要的其他商品抵消掉，由于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作用，不可能产生遍及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的普遍性生产过剩。他的关于生产创造需求，产品以产品购买的原理曾成为古典经济学家普通信奉的教条，并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供应学派的先导。不过也有人对他的这个观点提出异议，马尔萨斯发现萨伊把货币的功能单一化了，认为货币还有储蓄功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萨伊的这一理论忽视了有效需求；而马克思却认为，萨伊只是把简单的商品流通和物物交换视为经济整体，假定前提不正确，也就无法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结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就是对萨伊定律的有力冲击。

受当时环境的限制，萨伊的观点存在一些错误，但是无法否定萨伊思想对经济学的贡献。饱含萨伊智慧结晶的《概论》出版后，亦是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传播于西方国家，成为当时欧洲大学里的经典教材。该书奠定了萨伊在学术界、思想界的巨人地位。萨伊也因此被称为“科学王子”、“亚当·斯密的伟大继承者和传播者”及欧洲大陆的政治经济学权威代表人物。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的实践者

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政治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谷物法》等。

李嘉图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李嘉图生于英国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李嘉图有17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三，其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经纪人。李嘉图14岁便随父从事股票证券交易。利用资源优势，李嘉图后期独自进入股票市场，经过几年的时间，就积累了比父亲更多的财富，成为英国金融界的巨富。

李嘉图幼年时期没有接受过太多正规教育，青年时期，他利用空余时间刻苦学习物理学和数学。1799年，27岁的李嘉图读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后，对经济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在股票市场形成的抽象思维方式使李嘉图成为一位擅长推理的经济学家，其推理过程没有使用归纳法，没有收集历史资料和数据，没有从事实推理到理论，但是他却能阐述规律的特性，这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在经济领域最早的发声是关于货币流通问题。1797年，在英国和法国长达20年的战争中，大量黄金外流几乎耗尽了英国银行的储备，加之银行券无法再兑换黄金，造成银行券贬值、进价上涨的乱象。每盎司黄金的价值从3.17英镑上升到1813年的5.10英镑，甚至有些金币是通过私人市场和国外市场交易的，金价上涨同时还伴随着物价的普遍上涨。

长期在银行、证券部门工作的李嘉图开始思考这些事情，并于1809年在《晨报》上发表文章《黄金的价格》。他指出，银行发行大量的纸币，虽然有助于政府融资，却不利于黄金和物价的稳定。物价上涨不是因为黄金价格变高，而是英镑在贬值，对此，他建议恢复金本位制，发行的货币量将以储备的黄金数量为依据，还能控制通货膨胀。李嘉图的建议被议会采纳，1821年议会通过法令，重新恢复金币支付方式。

在李嘉图短暂的14年学术生涯中，整天为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忙碌，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会活动家。此外，李嘉图在经济学上也有着伟大的建树，深刻地影响着以后的学者。他与另外一位经济学家穆勒友谊深厚，在穆勒的帮助下，他完成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该书被誉为是继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之后，第二部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

李嘉图认同斯密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但又否定斯密“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可能没有使用价值”的说法。实际上，李嘉图已经意识到交换价值是依托使用价值这个物质载体实现的，也就是说，一件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也就没有交换价值。这是他进步的一点，所有他在书中写道，一种商品要想具有交换价值，必须具有使用价值。

另外，他还指出产生交换价值的两个原因，即稀缺性和劳动量。在阐述这一理论时，他细心地将名画古董等稀少商品做了剔除，而讨论更多的是可以通过人类劳动大量生产出来，可以不受限制地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商品。一件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能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就是当下一头海狸与两头鹿可以等价交换，若干年后，就变成了五头海狸换两头鹿。这也就是根据所需劳动时间的不同变化，来确定随着时间变化而产生的新的交换价值。

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核心，就是商品的价值以及它能交换的其他物品的量，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根据这个理论，他认为，劳动的价值即工资是由一定社会中为维持工人生活并延续其后代通常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决定的，而利润则决定于工资。李嘉图另外指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并在3个阶级（资本所有者、劳动者、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工资由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除去工资就是利润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

李嘉图批评斯密的价值理论，因为斯密只是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做出了区别，却没有深入研究发现其中的联系。李嘉图尝试弥补斯密理论的局限性，于是，李嘉图辩证地解释了两者对立统一的关系，指出交换价值是由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不过，他也没能将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在价值源泉方面，李嘉图继续对斯密的理论进行修正。斯密主张劳动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李嘉图接受了这一论点，不过他发现斯密关于价值源泉的论述前后不一致，树立了两个决定价值的标准。在李嘉图看来，谷物作为标准尺度，不是指投入到任何物品生产上的劳动量，也不是指在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量，而是指该物品在市场上所能交换的劳动量，显然，这两者不能等同。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尤其是比较优势理论，是无懈可击的经济学理论。他以英国和葡萄牙为例，英国善于生产布匹，葡萄牙擅长酿酒，两个国家在各自擅长的领域生产效率都较高，那么如果两国联合起来，英国用布可以换到较多的酒，葡萄牙也可以用酒换到更多的布，很明显，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使两国获得更大的好处。这就是各国生产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理论为自由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依据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只要对比各自的生产效率进行优势选择，生产那些成本较低、效率较高的产品，再通过对外贸易去换取那些自己生产耗时费力、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这样，各国都能从贸易中获利。该理论比较正确地反映了不同国家间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内在联系，有效地指导了不同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活动。该理论的前提是，政府不干涉对外贸易，实行自由贸易，这样才能最有效地实现优势互补。

李嘉图在斯密理论的基础上，建构了古典经济学的庞大理论体系。在新古典主义兴起之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就已经没有多大价值了，但是直到今天，他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于自由贸易仍是不朽的贡献。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新陈葡萄酒价格之争

李嘉图通过《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建立了标志性的李嘉图理论体系，该体系吸引了一大批支持李嘉图经济学说的人，但李嘉图学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就从一时辉煌走向了销声匿迹。如此迅速的败落，原因在于李嘉图价值理论存在着两大矛盾。

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第一个矛盾是关于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和价值规律的矛盾。因为李嘉图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创造的工资才是合理的收入，而不提供劳动的资本和土地就不应该获取收入，换言之，就是间接承认了利润与地租的不合理性。

可是为工业资产阶级代言的李嘉图是不可能承认利润与地租是不合理的，这就导致他的理论会一边坚持劳动价值论，另一边则避谈利润和地租的合理性问题，只谈利润和地租的数量和发展趋势问题。这种讳疾忌医的做法不会让问题得到解决，无休止的回避也终究使李嘉图成为论敌攻击的目标。

其实，亚当·斯密就曾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尽管在《国富论》开始时他坚持了劳动价值理论，但随后斯密又提出了另外的价值理论：支配劳动论与生产成本论，并且逐渐由劳动价值理论过渡到生产成本论。由此说来，虽然亚当·斯密曾先后提出三种价值论，但我们仔细分析会发现，其实斯密最后选择了生产成本论，因为生产成本理论可以顺利地解释利润与地租的合理性问题，而试图弥合这无法调和矛盾的李嘉图，只能失败。

李嘉图理论的第二个矛盾是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交换之间的矛盾。在李嘉图看来，劳动决定价值，资本不提供劳动，所以是不应该获得利润的。比如拿一定数量的货币，购买一个劳动力，用这个劳动力来生产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这个劳动力的报酬就是相应的工资，也就是说这些货币没有增值。而我们知道如果拿同样数量的货币投入到生产中，它是会获得利润的。

有一场关于新陈葡萄酒价格的著名论战，那就是花费同样劳动酿制的葡萄酒，陈葡萄酒的价格比新葡萄酒要高，若是按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新旧葡萄酒都是由工人采摘葡萄、酿造葡萄酒并进行存储管理的，它们所耗费的劳动与资本都是一样的，所以，新旧葡萄酒的价值应该是相等的，价格也应该是相同的。可现实生活中，新酿葡萄酒的价格很多时候要远远低于陈葡萄酒的价格。于是，李嘉图将自己的劳动价值论做了修正，他承认构成资本的不同因素都会影响商品的价值量，从而把过去的劳动是唯一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变为劳动数量是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主要因素，以便将自己的理论从“绝对真理”变为“近似真理”。

李嘉图的支持者也尝试为他辩解，他们认为酒虽然生产出来了，可是陈葡萄酒还需要在后期进行长时间的保管，花费在这上面的劳动也要被计入到价格中去。后来，穆勒在《政治经济原理》一书中提到，劳动价值量依赖于生产该商品花费的劳动数量，这些劳动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工人生产葡萄酒是活劳动，设备存储是物化劳动，这自然要加入到价格中去。麦克库洛赫也用“自然力创造价值说”为代表，企图以此做到既坚持劳动价值理论，又承认利润与地租的合理性，克库洛赫的解释比穆勒走得更远，他认为劳动包括人的活动、动物的活动、机器的活动和自然力的作用等，它们共同创造价值。他指出，陈葡萄酒之所以比新葡萄酒价格高，是因为酒在储藏过程中，自然力在发挥作用。自然，这种辩护仍以失败结束。19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史上这场维护李嘉图和反对李嘉图的葡萄酒争论，最终以李嘉图理论的失败而告终，李嘉图学派也由此解体。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学派也逐渐丧失了在经济学上的主导地位，被巴斯夏、西尼尔等经济学家所取代，他们成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生力量。

巴斯夏寓言

——服务价值论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1801～1850）是法国乐观学派的经济学家，生于法国巴约讷附近的一个大商人家庭，9岁时变成了孤儿，25岁时继承祖父遗产成为酒业资本家。

由于正值拿破仑战争时期，年轻的巴斯夏目睹了政府大量干预经济的后果。巴斯夏是自由贸易思想的拥护者，尽管贸易开放会使自己掌管的酒业受到来自国外同行业的压力，但他还是热情宣传贸易自由。自1840年至1850年，巴斯夏一直是法国自由贸易运动的领袖，主张将政府的行动限制于保证秩序安全这一范围内，越出这一限制，就是对人类自由的侵犯。后来，巴斯夏写下了条理分明、论证有力的作品《经济荒谬》，在该书中，他强烈地批判了中央集权主义。这是巴斯夏在英国居住时写下的，希望以此来劝诫英国人不要跳入法国大革命中央集权的陷阱。

经济和谐也是巴斯夏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其著作《经济和谐》中，他就对此做出了系统论证。这是关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学说，巴斯夏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就是交换行为，这种交换行为都是相互帮助、相互服务的过程。在掩盖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基础上，巴斯夏继续推理，认为对等利益交换使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保持和谐。继而，社会主体如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工人都能通过提供交换服务得到租金、利息和工资。通过相互服务，巴斯夏得出最终结论，那就是在这样和谐进步的社会组织中，是不存在阶级矛盾和冲突的。显然，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他完全抹杀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冲突，是一次为资本主义制辩护的失败表现。

从服务价值论学说来看，巴斯夏对劳资经济利益调和的乐观程度也非同一般。事实上，后来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像巴斯夏所设想的那样和谐发展，相反却往战争方向发展。巴斯夏这种经不起推敲的理论更是受到了主张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严苛批评，马克思把巴斯夏在经济史上的地位定义为“庸俗经济学辩护论中最浅薄也是最成功的代表”。

马克思之所以对巴斯夏的思想做出这样的评价，首先是因为巴斯夏完全漠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味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粉饰太平；其次是因为巴斯夏没有深刻研究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只是简单地描述现象表面化的联系。在这种不规范的学术研究态度主导下，自然不能产生正确的突破性的理论创举。

西尼尔

——“节欲论”

纳索·威廉·西尼尔（1790～1864）出生在一个乡村牧师家庭，是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西尼尔兄弟10个，他是家中长子。1812年，他从牛津大学毕业，从事律师职业。1825年，西尼尔成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政治经济学教授，还是政府任命负责调查社会重大问题的皇家委员会成员之一。长期从事公共事业的西尼尔，对当时的社会问题提出很多政策看法，其中包括：修改济贫法，试图阻止那些有工作能力的人去申请社会救济；出版工厂法，将雇佣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12小时；反对行业协会，对行会活动做出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等。当然，这些政策存在很多不当之处。西尼尔也有大量经济学类作品问世，其中最著名的有《政治经济学大纲》、《政治经济学绪论》等。

西尼尔认为经济学家应该投身到财富生产和分配上，而不是促进福利提高上。他还摒弃斯密对财富的定义，即合理的划分不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而是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消费。被很多经济学家嘲笑思想太过主观的西尼尔坚持自己的信仰，向实证经济学研究方面又迈进了一步，还提出4个命题以及最著名的“节欲论”。

这里所讲的实证经济学和当时西尼尔所建议的是相通的，西尼尔希望政治经济学能脱离所有的价值判断、政策宣传、增进福利的努力，与规范经济学关注“应该怎么样”，并用经济学来支持公共政策相对应，将政治经济学改造为“纯经济学”。

西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是一般事实，并为纯经济学建立并提出了4个“不需要证明”的基本命题：一，收入或者效用最大化原理。每个人都希望以最少的牺牲取得最多的财富。这是从人的经济本性引出的功利主义原则。二，人口原理。他认为，限制世界人口，只是精神上或物质上的缺陷，或是各阶级中每个人在既有习惯下，担心财富会不能满足需要。三，资本积累原理。他认为，劳动的力量和生产财富的其他手段的力量，借助于将由此所生产的产品作为继续生产的工具，可以无限制地增加。四，收益递减原理。他认为，假定农业技术不变，在某一地区内的土地上不断增加劳动，所得到的报酬会按比例递减。

在这4个基本命题中，西尼尔认为第一个命题是意识的问题，是一切经济学推论过程的基本假设，其余三个属于观测问题，是对第一个的注解。这4个命题是对原来旧功利主义、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萨伊经济学说的发展。但在这里，他用效用最大化原理对主观心理做了很好的解释，收益递减原理也为后来19世纪70年代的边际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源泉。

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中，西尼尔提出了“节欲论”。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生产函数原理的第三个命题被西尼尔发展成为以“节欲论”为核心的经济学说。那么，这个被马克思和德国社会主义者费迪南·拉萨尔嘲笑的“节欲”到底是什么呢？

在西尼尔看来，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决于需求和供给。随着获取商品数量的增加，边际效应开始递减，后来的边际主义者就是根据这一重要的洞见将递减概念进行了拓展。

供给取决于成本，生产成本由自然、劳动和节欲构成，工人劳动是牺牲休息时间，节欲是资本家牺牲消费。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西尼尔颇为得意地指出，因为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人类只能预见短期的未来，而人类又是懒惰的，他们喜欢挥霍当下，而不考虑长远的未来，如果要控制成本，人们就要放弃当前的享乐和消费欲望，以积累资本，这便是节欲。生产周期结束后，资本家牺牲的消费会以利润的形式得到补偿，工人会以工资形式得到补偿，这就是合理的成本和收益分配。

显而易见，节欲论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的真正来源，也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事实。从主观意识定义自我节制的节欲行为，不只是学说受到其他经济学家的讥讽，西尼尔自身也被后人称为资产阶级的辩护士。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节欲论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给了节欲更加具体化的名称——储蓄，是推迟消费所能产生的新的投资活动。现代经济学中的利息理论也正是来自西尼尔的节欲论。奥国学派的迂回生产理论也是从节欲论而来，资本来源于储蓄，储蓄则来自节欲。所以，资本获得的利润是合理的，先生产资本品，再用资本品生产消费品，就为迂回生产。资本放弃当下的消费，而留存至未来消费，使迂回生产成为可能的资本，迂回生产也更有效率。

西尼尔的一些谬论不仅为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有力影响，还被一些资产阶级辩护士所继承。虽然他的经济学思想明显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但他有关边际效用的观点和供求理论还是受到众多经济学家推崇，并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研究过程中得以实践。

约翰·穆勒

——“无可置辩的圣经”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是古典学派最后时期的经济学家。在穆勒的时代，古典学派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因此他的作品也脱离了斯密、李嘉图正统古典学派思想的轨迹。穆勒做出的很多重要性原创理论，使之成为继李嘉图之后的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穆勒是家中长子，他能取得卓越的成就，不得不提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政治改革家。老穆勒曾指导督促李嘉图的写作出版工作，帮助边沁建立哲学激进派，还对萨伊定律做出了最初的表述。老穆勒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是非常严格的，他坚信人们出生时的差异是很微小的，距离主要是在后期的学习过程中产生的。穆勒3岁的时候，老穆勒便训练他学习希腊语，8岁学习拉丁语。此外，他还让穆勒浏览古希腊哲学家的作品和自己写的《印度史》。在父亲的训练教导下，12岁的穆勒就掌握了代数和几何，并开始学习微积分；13岁学习政治经济学，没过几年，他便帮助边沁整理编辑书稿，17岁进入不列颠东印度公司，19岁独创写作发表学术论文。然而，父亲这种机械式的强度训练方式，也使20岁的约翰·穆勒得了神经衰弱。

约翰·穆勒是一位高产作家，一生作品颇多，关注的领域也很广泛。作品中涉及很多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知识，《逻辑体系》使穆勒成为一位逻辑学家。此外，作为一位政治科学家、社会哲学家和民主生活方式的拥护者，他还把自己的思想融入到《论自由》、《论代议制政府》、《女性的屈从地位》等作品中。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将19世纪初以来的经济学理论集中总结著书，成为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被英国经济学界视为“无可置辩的圣经”。约翰·穆勒作为古典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作品《政治经济学原理》系统地体现出他的观点。该书的章节依次为生产、分配、交换、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论政府的影响5部分。

对于生产的认识，约翰·穆勒已经有了细腻精准的分析，他认为生产有永久自然规律的性质，不同于分配阶段。首先，他定义财富是拥有交换价值的一切东西，总结出影响生产的3种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土地是有限的，约翰·穆勒意识到，农业规模越大，产出却是低于农场增加比例的，这种现象便被称为规模报酬递减。相反，制造业是规模报酬递增，在一定限度内，企业规模越大，效率越高。

约翰·穆勒对劳动的划分更为详细，将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为直接劳动和间接劳动。有些劳动不是以生产为目的的，却是高度有用的，根据劳动结果他又把劳动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像政府官员和教育家这种非直接生产者所提供的服务为开展产品生产创造了条件，被视为是有生产性的，但是牧师、传教士的活动则没有生产作用，他们不仅没有为社会增加物质产品，反而在消耗物质产品。

资本是劳动产物的积累，同时，约翰·穆勒还把资本视为储蓄的结果，只要能够满足生产性劳动所必需的条件，用于生产性再投资，那么它就是资本。资本的总量会限制工业的规模。他试图在资本和就业、工资之间寻找联系，借以节欲论来假设，资本家通过节欲减少对奢侈品的消费，形成的储蓄都用来投资，规模扩大就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人口增加就能满足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增加，需求的总量也就会增多，资本家减少消费的部分也会被弥补回来，整个社会的总体消费量依然保持均衡。如果人口的增加没有与资本规模增长同步，那么工人的工资会相应提高，就能消费更高层次的消费品甚至是奢侈品。工人们的高水平消费也能弥补资本家所减少的消费，这样就得到一个资本社会市场充分生产和就业的和谐世界。

不过，约翰·穆勒并没有认识到生产和分配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财富的分配要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制度习惯，这些制度形成于统治阶级的意见和感情。约翰·穆勒眼中的分配论分为工资论、利润论和地租论。工资取决于劳动的需求和供给，也可以说资本规模扩大，就业需求就多，工资就高。劳动力太多则会稀释一定的就业机会，工资就低廉。

在利润论部分，约翰·穆勒把利润分为3个部分，即利息、保险费和监督工资。他提出，利润因事业性质的不同而不同，以及利润均等化的一般倾向。在地租论方面，他基本沿袭了斯密、李嘉图的观点，认为地租构成了生产的成本，是资本家自然垄断形成的。对于地租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他建议，要通过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转用到社会福利事业中去。

约翰·穆勒对价值论做了准确的阐述，尤其是供给和需求表、供给和需求弹性以及它们对价格的影响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这些被后期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充分吸收并建立边际主义理论。约翰·穆勒认为价格是以货币形式来表示一种商品的价值，短期内价格可能会上下变动，但是价值不会随着上升下降的。价值取决于市场的供求情况。

此外，他还把产品价值做了3种分类，一种是数量有限，供给不能随意增加的商品，比如古代雕塑和古画，这一类是完全无弹性的，价格变化不会导致供给数量的变动；第二种是供给具有完全弹性的产品，供给数量可以无限增加，生产费用不会提高，大多数可以买卖的产品都属于这一类；最后一种处于前两种极端产品的中间，市场价值由需求和供给线的交点决定，在这个点就能得出商品价格和需求数量。这类具有相对弹性的产品供给数量可以增加，而单位生产费用也会随着数量的增加而递增，比如农产品。这种分析也适合长期产品的价值均衡。

约翰·穆勒将生产、分配和交换称为经济的静态学，他根据增长的三大要素——人口、资本和技术——对社会不断运动变化和最终发展趋势做出了解读。和斯密、李嘉图一样，约翰·穆勒也承认利润率逐渐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因为不断增长的认可会导致生产成本和消耗的提高。既然利润率会下降，为了促进社会再投资，政府需要减少战争破坏，保证更多的安全，承担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扶植优质产业，促进社会公平等，旨在降低社会投资风险。社会的不断完善会是一种稳定状态，有巨大的产出和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

在对政府态度上，约翰·穆勒主张采取改良渐进方式来完成社会的转型，他很赞成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例如共同占有财产、民主选举管理，共同劳动，平均分配等。约翰·穆勒在《论政府的影响》一章中指出，处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一定能最好地判断出社会需要。站在自由竞争的立场，他强调经济自由化的必要性，但也反对过度放任学派的观点，主张政府对经济要有适度干预。他限制使用童工和人口增长，建议政府经办公共事业。他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大生产创造的高度生产力和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存在巨大缺陷，导致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矛盾突出。所以他既支持小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也建议对私有制实行公平实验改革。

纵览约翰·穆勒的一生，可以发现他是一位涉猎广泛、学识渊博，对人性完美、社会完善有着崇高追求的人。在极度理性和多数悲观预测的经济研究环境中，他的乐观热情、人道主义精神和对社会公平的向往，为我们展示了一位极不寻常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