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典经济学

布阿吉尔贝尔

——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在布阿吉尔贝尔生活的17世纪中叶，经济学日臻发展，古典经济学开始于重农学派，而布阿吉尔贝尔就是重农主义的先驱之一。

布阿吉尔贝尔生于法国鲁昂的一个律师家庭，曾任鲁昂地方议会法官。任职期间，法国经济发展极不景气。因为任职法官的关系，他经常审理与农民相关的案件，使得他对农村衰落的经济和农民艰辛穷苦的生活有所了解，对农民的遭遇怀有深切的同情。在案件办理过程中，亦是坚决维护农民的正当权益。正是有与农民深厚的情结，布阿吉尔贝尔的经济主张和经济著作才都是以农村为主战场展开的，重在分析农村存在的问题。

在法国仍然以分散落后农业生产为主的时候，英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第二阶段——工场手工业。为了加快法国资本主义发展，法国政府开始实施柯尔培尔重商主义政策，法国的工商业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重商政策给国家经济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致使法国土地荒芜、人口减少，上下一片凄凉场景。

自称是农民辩护人的布阿吉尔贝尔坚信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主张以农业为基础来实现国家经济的均衡发展。在阿吉尔贝尔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反对重商主义把货币作为唯一财富的观点，他主张农业才是创造财富最重要的源泉，并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农业的重要性：首先，农业是其他各部门的基础，土地又是其中极其重要的因素。试想，有什么行业能够脱离土地存在，能不靠土地的产出维持生存，寻找原材料呢？其次，农业产出收入为社会各阶级提供了收入，如果农民放弃耕种，地主如何获得地租收入？更关键的是农业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布阿吉尔贝尔甚至认为当时法国财政收入的锐减就是因为农产品生产销售大大减少的缘故。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社会各行业各部门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需要保持合适的比例，就能够实现国家经济均衡发展。而在法国200个行业链条中，农业是最为基础的。这种关于经济相关性协调性的思想，被后世人继承发展为“平衡增长论”。

既然土地产出很重要，但是当时法国农业谷贱伤农的现象一度导致农民放弃农业耕作，农产品价格过低不仅导致农民生活更加窘迫，也使土地所有者停止投资，原来良好的土地变得荒芜。已经生产出的农产品由于价格过低，也会被人们丢弃或者用来喂马。因为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关联性，谷物价格过低也会传导到其他产品的价格，破坏经济的整体稳定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增加农民、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收入，提高土地使用度，提高农业产量，布阿吉尔贝尔主张减少对劳动人民的征税，保持税收公平，富人也按照一定比例纳税，富者多缴，贫者少缴。对一些商品征收的重税也要降低，因为重税无形中抬高了商品的价格，影响了销售和购买，对商品流通形成损害，销路受阻，农业自然就没有动力再继续生产。

布阿吉尔贝尔还主张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建设投入。政府投资不足，直接导致各种水利设施的老化失修，这无疑严重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后劲，而农民自身是没有能力进行设备更新的。总之，布阿吉尔贝尔主要是采取双管齐下的思路来改善农业现状，一方面降低农民负担，一方面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扶持。

生活中的布阿吉尔贝尔为人热情，个性倔犟，身为法官的布阿吉尔贝尔，同情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敢于批判统治阶级，替穷苦人民说话，为此甚至曾获刑——这是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不及的。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自己具备丰富的财政改革知识，兼有经商和经营农业的实际经历，因而常以经济学界的哥白尼、伽利略、哥伦布自居，以拯救濒于破产的法国财政为己任。

布阿吉尔贝尔为推行他的财政改革，奔走呼号了一生。1714年10日，布阿吉尔贝尔逝世于鲁昂。

《经济表》

——魁奈的经济循环系统

弗朗索瓦·魁奈（1694～1774）是重农学派的奠基人和领袖。魁奈出生于巴黎，父亲是大地主，也是一名律师。由于兄弟姐妹多，魁奈少年时未能受到良好的教育，13岁丧父，16岁外出学医谋生，并通过医学和手术技术获得了一笔财富，后回乡做外科医生，声誉日隆。1749年被任命为宫廷御医，负责路易十五和蓬皮杜夫人的健康。1752年，魁奈因治愈王子的疾病被封为贵族。

1750年，魁奈遇到了古尔吉，自此，魁奈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超过了医学。中世纪的法国对生产管理非常严格，严重阻碍了创新和竞争。同时，对农业的严苛管理使农业发展背负着沉重的包袱。魁奈提出了很多使农民受益的主张，并希望能把国王变成一个开明的君主、和平改革的工具，去除法国现有的社会顽疾。

受当时启蒙运动的影响，魁奈接触到一种全新的观察和认识世界的方法，受这种方法的影响，人们坚信是自然规律统治人类世界，就像牛顿发现地球引力一样，人类需要依靠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揭示并顺应自然规律的发展，与之相协调。魁奈《经济表》的成型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从贵族王室的站位去观察，发现包括国王、贵族、公职人员、教会等在内的土地所有者们不直接进行生产，却拥有最终的收入，他们的生活主要依靠承租的农场主佃农上缴来的物资。所以，这些农场主是真正的生产阶层，他们进行生产不仅要满足自身的需求，还要满足土地所有者和其他的不生产阶级，如制造业和商人的需求。

在魁奈的《经济表》中有3个主体，即土地所有者（国王、贵族、公职人员、教会）、承租的农场主、佃农和非生产阶级（工厂主和商人）。魁奈从收入支出的角度描述这三者通过有序循环生产积累社会产品的过程。首先，土地所有者用上一个循环中所获得的收入从商人和农民手中购买商品和食物。在获得收入后，农民和商人之间也要进行相互的交易，即商人从农民手中购买食物，农民从商人手中购买商品。最后，土地所有者向农民收取租金，这就完成了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流程符合宏观经济运行的均衡状态，但是，魁奈在《经济表》中暗示制造业阶级没有给自己留下任何商业制成品来消费。并且，非生产阶级只有生产阶级一般的生产规模，也就是说，农民有40亿里弗的食物和原材料，商人阶级只有20亿里弗的商品，农民完全可以用20亿里弗的食物与商人20亿的制成品进行交易，剩下的扣除土地租金便是生产剩余。

到这里，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魁奈《经济表》中存在错误，这也是重农学派共同的错误。魁奈认为工商业和贸易是非生产性的，只有土地才具有生产性。他坚持是自然界而不是工人工作产生剩余，于是他提出要向有剩余的土地所有者征税。这一建议被地主认为是攻击他们的利益，而同时，富有的资本家赞成对地主征税的举措。

当然，魁奈的《经济表》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首先，《经济表》有宏观国民收入的推理印记，这就为后期分析统计一个经济体奠定了基础，也为研究国民收入者提供了思想源泉。更重要的是，魁奈的《经济表》是以清晰地投入——产出线来梳理的，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就是在魁奈先驱研究的基础上，创作了《投入——产出经济表》这个循环图表，后来进一步演变成为国民收入和生产核算表，被经济学家广泛使用。

不仅是以《经济表》为光环，使魁奈为经济学做出杰出的贡献，魁奈还积极将思想付诸实践。魁奈认为“过度奢华的装饰会很快毁掉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相反，这些钱财应该用于原材料生产上。另外，魁奈要求向农民征收统一的、适量的捐税，防止破坏了他们的生产力。他还要求自由买卖粮食，希望粮食价格提高，增加农民的净产值，地主亦可获得更高收益。魁奈的这些政策建议在当时贵族热衷奢华消费、轻视投资农业的时代无疑是极富远见的主张。

大卫·休谟

——自动均衡国际贸易论

出生在英格兰的大卫·休谟（1711～1776）与亚当·斯密是很亲密的朋友，休谟12岁的时候就进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可惜15岁时就离开该校，没有获得学位。

休谟在多个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人性论》决定了他哲学家的定位，《英格兰历史》为他赢得了历史学家的名望，《政治论丛》则使他成为经济学界的权威人物，作为古典经济学的先驱，他与斯密的思想最为接近。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他是反对重商主义的，由他提出的国际贸易学说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很大的影响。休谟对经济学发展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价格——铸币流动机制”理论，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物价和货币之间的变动关系，该理论体现出一种自然秩序思想，它有一个前提假设，即均衡假设：一旦经济偏离了均衡，就会有自然的力量促使它自动恢复均衡状态，属于国际收支调节平衡的机制。它产生作用的过程是这样的：在金本位制下，当一个国家出现贸易逆差时，这也就意味着该国的产品进口大于出口，黄金储备外流，国内黄金存量下降，货币供给减少，物价水平下降。当国内物价下降时，该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就会提高，产品出口自然就会增加，进口减少，这样就能促进黄金内流，增加国内黄金储备，国际收支赤字减少或消除。此时，物价也会上涨，但是这种顺差不会长期持续，因为物价上涨不利于出口有利于进口，从而使盈余趋于消失，所以国际收支随着物价水平和进出口产品比例的变动趋向平衡。我们可以这样来表示此循环：国际收支逆差——黄金储备外流——国内货币供应减少——价格水平下降——利于出口，进口减少——国际收支顺差——黄金储备内流——国内货币供应增多——价格水平上涨——不利于出口，进口增多——国际收支逆差。

但是随着后来国家间开始取消金本位制，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就不再起作用了，因为此时，一国的货币量不再由黄金的流通来决定，中央银行在管理经济时基本不受贸易收支平衡的约束，他们可以自由控制货币的供应量，如此一来，国内的物价就不会像休谟所说的那样自由浮动了。而休谟本人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发现促进国际贸易平衡的另一个因素，那就是汇率变动。他指出，当一个国家进口大于出口的时候，会导致该国货币价值比他国货币价值低，也就是货币贬值，在这种情况下，贬值就意味着国内产品的价格比他国同样产品的价格要低，这样就利于国内产品出口。同时，就有更多的外汇流入，这些外汇可以用来抵消之前国际收支逆差所产生的外汇缺口，最终达到贸易均衡。这种均衡也不会长期固定保持，它还会随着外汇储备的变化而变动。

可以看出，休谟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与传统重商主义完全相反，重商主义认为要通过贸易顺差来实现资本财富的积累，贸易顺差还能减少人们失去金银财富的恐惧感。“价格——铸币流动机制”则要求市场自由开放，自由竞争，因为有自然力量来帮助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但休谟只是以货币数量为依据，因而得出货币数量变动与物价水平的关系，却没能联系到产业和就业等其他问题。

休谟在开启古典经济学的序幕中功不可没。虽然未能出版一些完整系统的经济学文集，但是，还是有学者视休谟的经济论文为经济学的起源，这一观点出现在约翰·希尔巴顿的第一部重要著作中。

亚当·斯密

——不朽巨著《国富论》

亚当·斯密（1723～1790）是后人公认的古典经济学派卓越创始人。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小镇寇克卡迪，这是一个制造业城镇和港口。他的父亲是城镇海关的审计员，可惜在他出生以前就去世了，出生后的斯密便跟着母亲生活。

亚当·斯密14岁考入格拉斯哥大学，17岁时又到牛津的巴利奥尔学院学习道德与政治科学、语言学。在那里，他读到了很多格拉斯哥大学没有的书籍。1748年，斯密接受爱丁堡大学的聘请，到那里讲授修辞学和文学。1751年，他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兼任大学教务长和副校长职务，一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辞职后，他做了查尔斯·汤森德继子的家庭教师。利用做家庭教师的收入，他在法国生活了两年多。在旅居法国的过程中，亚当·斯密遇到了几位重要的重农主义者，受到包括魁奈、休谟、杜尔阁思想的影响，并与之建立了亲密的友谊。这期间，亚当·斯密就开始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的创作工作，斯密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经济学的鸿篇巨著，该书于1776年出版，引起大众广泛关注和好评，也为斯密赢得了永久的声望。1787年，斯密担任格拉斯哥大学校长，1790年去世。遵照斯密的遗嘱，其未完成的手稿都被销毁。

成就亚当·斯密一世声誉的不朽著作《国富论》，包括分工、交换、货币、价值、分配、资本积累、资本再生产等理论，系统地展现了斯密的经济学思想。

《国富论》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就是“论劳动分工”，作为开篇之首，斯密将分工这个陌生的概念解读给世人。小节第一句这样写道：“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提速，以及劳动时所表现出来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

书中以制造大头针为例，详细生动地介绍了劳动分工所产生的高效率。他说，如果一个没有受过系统培训的工人，是不懂得怎样使用生产机械的，即使竭尽全力去工作，恐怕一天也制造不出一枚大头针。但是假如能将制作大头针的工作步骤进行细分，各司其职，一个人负责抽铁线，一个人负责拉直，一个人负责切割，一个人负责将尖头磨圆等，就可以将制作大头针分为18步。这样，一个人负责一步或几步，相信机械装备简陋的小工厂，一人一天也能完成4800枚大头针。

通过这个真切的小例子，斯密指出劳动分工能够提高产品数量有3个原因：一，长期重复完成某一步任务，技能熟练度日渐提高。二，减少了在不同岗位之间转换所需要的熟悉磨合。三，一旦程序化劳动，就有可能发明有利于提高生产率的机器。在影片《摩登时代》中，卓别林大师也诙谐地将造船厂劳动分工的生活演绎出来。

在商品的价值讨论上，斯密注意到价值的两种意义，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斯密将交换价值作为切入点，考察了早期的经济交换行为，例如，猎杀1头海狸所需的劳动和捕杀2头鹿所需的劳动相同，那么1头海狸就能换2头鹿。这两者的劳动是一样的，即劳动是决定产品价值的尺度。到了机器大生产的时代，土地租金和工人工资投入成为必需的项目。他发现，在出售商品后的所得，一部分要支付工人工资，一部分是垫付土地地租的投入，剩下的利润就由工厂主自己保留了。于是，斯密认为商品价值的构成包括工资、地租和利润3部分。斯密的这一观点对后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生产费用理论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事实上，斯密在这一推论过程中忽略了生产资料不变的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一部分是本身所有的不变资本，还有就是新被创造出的价值。其中不变部分没有被斯密考虑进来，这也被后人称为斯密教条。

商品的价值是由货币来衡量的。斯密更多的是将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方式，认为货币不具有生产性，不强调货币的重要性。他这样比喻货币，说货币有如静止的存货；金和银就像高速公路一样将商品运送到市场上，但是其自身不生产任何东西。这与重商学派的观点正好相反，重商主义者认为作为财富，金银比普通商品的持久性更强。可以看出，斯密对金银这种贵金属的特殊属性没有完全认识，忽视了其能被全球范围内接受，进行交换、存储，甚至充当世界货币的功能。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斯密才认为纸币完全可以代替金银进行商品价值度量和流通，而且纸币还能大大降低耗能，便于携带。同样，没有生产性的货币不需要太多，有一个固定的值满足市场流通需求即可。结合前人的观点，他指出货币存量的增加还会引起商品或资源的货币价格上升。

在市场与政府关系方面，斯密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即扩大市场的自由发展，缩小政府的干预程度，最好将政府置身于经济之外。

斯密认为政府是腐败、浪费、低效的，甚至是一些有害集团的垄断者。市场是由众多工厂、雇主、员工、购买者构成的，他们的需求才是市场真正的需求，政府的官员不懂他们的需求。所以，政府的干预是不必要，也是不受欢迎的。

同时斯密指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他说，商人追求利润，“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饮料，不是出自面包师和酿酒师的同情恩赐，而是出于他们自身利益的打算”。在要求收益的前提下，买方会尽量降低价格，卖方尽量抬高价格，隐藏在市场背后的“一只手”会调整买卖双方的矛盾，达到均衡价格。不仅如此，这只“看不见的手”还能促使市场竞争，销售者为了得到超额利润而竞争，雇主为了得到最好的员工而竞争，工人为了得到最好的工作而竞争。竞争的结果就是资源有效地被配置到最有价值的地方。政府的无效性和自利行为，使斯密大力倡导“看不见的手”理论，并进一步扩展到国外贸易中。他反对出口税奖励，认为这会牺牲国内市场，并且这些税最终还是要由大众承担。

斯密并不是完全极端的自由经济主义者，散见于《国富论》中的一些主张，可以看到斯密为政府行为划定的行动线。他强调，政府要维护国家安全稳定，免受他国侵略；同时要关注公共事业，维护那些私人不能从中获利的公共工程。这一切行动都是以为国内、国际市场提供保障为出发点的，这样的政府干预才被斯密认可。

为了持续政府管理，为活动提供资金，斯密也建议征税。他提出赋税要尽显公平、确定征收比例、征收便利的原则。尽显公平就是一国国民应尽可能按其能力上缴，税收应与在政府保护下所得收入成比例。这与当时盛行的累进税制是严重背离的。国民应当缴纳的税捐，须确定并不得随意变更，缴纳时间、缴纳方式、缴纳金额都应该是可预测的、统一的，且都要对纳税人清楚宣示。一切税收，都应在纳税人时间最方便，以及最合适的方式下征收。政府税收征收应尽力降低成本，避免造成征税成本无辜浪费。

马尔萨斯

——特殊的古典经济学家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是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生活环境很富有学术气息，他的父亲是一名富裕的乡村绅士，并且与当时很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如卢梭和休谟等）有着密切的往来。1784年，马尔萨斯进入耶稣学院，攻读哲学和神学，并开始关注人口问题。

马尔萨斯开始写作时，英国进行了两场大规模的论战，第一个是关于贫困人口增加及如何解决的论战，第二个就是关于谷物的著名论战。从第一个论战中，马尔萨斯提出了他成名的观点——人口论，在第二个谷物论战中，他提出了和李嘉图针锋相对的学术观点。

因为马尔萨斯特殊的人口理论，使经济学在他这里显得不再那么沉闷。马尔萨斯认为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必需的产品，情欲也是必然的，于是在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他提出了自己发现的人口规律，那就是在不受其他因素影响下，人口数量会呈现几何级数的趋势增长，也就是1、2、4、8、16、32、64…而生活资料却只能按算术级数的方式增长，即1、2、3、4、5、6、7…将这两者就行对比，不难发现生活资料的匮乏，将限制人类的发展。

这一理论立刻引起人们的注意，不过得到的评价多是负面的，人们认为马尔萨斯是一个年轻气盛的鲁莽青年，所以才提出这样极端的观点。可是，直到马尔萨斯出版《人口原理》时，他依然坚持自己当初的观点，强调生活资料的增长远远不能满足人类以几何级数自然增长的需求。对此，马尔萨斯很早地就提出了限制人口增长的两个措施，即“预防性控制”和“积极控制”。他试图双管齐下，从两方面来控制人口数量，只有使人口数量适当，才能合理分配生活资料，才不至于出现那么多穷苦百姓。

预防措施就是减少出生的因素，最终实现降低人口出生率的目标。马尔萨斯也赞成将预防措施变成道德约束，他提倡婚前性行为要受到严格的限制，甚至建议他们不结婚，婚后那些负担不起孩子抚养费的家庭也应该延迟结婚或者生育，已经生育过孩子的家庭也要实行节育，防止有更多新生命的诞生。受到马尔萨斯观念的影响，当时的节育工具得到了很好的推广。积极控制的核心就是增加死亡的因素，他认为饥荒、穷苦、疾病瘟疫和战争能有效提高人口死亡率，这些积极措施主要用到那些不遵守道德约束的人们身上。马尔萨斯称，“下等阶层”之所以遭受贫困和困难，那是因为没有控制人口受到的自然惩罚，此时政府不能提供给穷人救济，因为这样会让更多的儿童生产下来，众多的人口最终会使饥饿困苦问题更加恶化。

关于谷物法，他提出了和李嘉图相反的意见——他反对废除谷物法，他还否定李嘉图的价值论。马尔萨斯主要在斯密价值论基础上，进一步区分了“相对交换价值”和“内在的交换价值”的不同，他指出相对交换价值是指交换的比例，而内在的交换价值是指一般购买力，这两者的变动比例是不一致的。此外，马尔萨斯明确提出决定价值的因素，那就是通常情况下，价格是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的相对状况的。马尔萨斯关于价值的论断，为马克思分析价值与价格关系提供了基础。

马尔萨斯的有效需求论取决于他对价值和财富的看法，他解释说，人们为了获得某种产品，由此产生的购买欲望和购买能力就是价值，财富就是对人类有用且必需的物质。生产产生财富产品，分配消费过程增加产品价值，市场中供给和需求力量的对比就是生产和分配环节的外在表现，只有供求均衡才能既增加财富又不会出现生产剩余的危机。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潜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他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产生危机的原因。因为在市场中，工人生产产品却无力参与到分配过程中去消费产品，而资本家有消费能力，却没有足够的消费欲望，他们更多的是在增加投资，积累财富，使供给变得更多，这样一来危机就很容易出现了。马尔萨斯认为消除危机需要有一种机制，该机制可以有效增加消费，却不会过分增加供给，他还提出地主、军队和仆役群体消费的重要性。

不难发现，马尔萨斯的这些提法和后来的凯恩斯思想极为相似，两者都强调供给和需求比例的均衡性。

边沁

——最大限度的幸福

杰里米·边沁（1748～1832），出生并生活在休谟出版经济论文，斯密出版《国富论》，李嘉图、马尔萨斯和穆勒著书立说这个自由开放的经济学术时代。受到这些人物的影响，边沁成为一个热情的古典学派追随者，在得到父亲的支持后，他放弃法律专业成为了一名学者，这为边沁进行大量的学习研究创造了很多时间，使边沁为经济学和哲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边沁一系列哲学和经济学原理都源于他的功利主义，也就是最大限度幸福原则。用边沁自己的话说，功利主义就是在大自然设置的两个权力至上的主人：快乐和痛苦。人们都自动追求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物，同时回避带来痛苦的事物，它告诉人们对和错的标准，告诉人们原因和结果的关联，从而指导人们的所思所想所为，使之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那么，努力追求自己幸福的行为能否增进社会整体的幸福度呢？边沁认为这不一定。边沁把每个人看成社会的一份子，社会全体人们的幸福由每一个个体的幸福总和构成，社会幸福是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的，所以有些人追求的幸福对社会其他人可能形成了伤害，那么这时候它就不能促进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幸福。边沁认为，社会会通过它自己的方式来促进社会整体的幸福度，最典型的就是法律、道德和制度，比如法律制裁那些追求自己幸福过程中损害他人幸福的人，宗教制裁也有助于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服从于这些约束，就能促进社会整体的幸福度提高。

边沁从追求最大幸福原则和自利选择原则出发，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具有增进幸福或减少幸福的倾向。并且，边沁主张财富是衡量幸福的尺度，也就是说它可以衡量幸福和痛苦，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举例来说，一个千万富翁，如果他的资产能再增加10倍，那么他的幸福程度可没有10倍那么多。边沁的货币边际效用递减思想也为收入提供了依据，比如政府如果从一个富翁那里拿走10000元，将这些钱给年收入只有1000元的人，那么着对于富翁来说，他没有太多损失，可对年收入只有1000元的人来说却是极大的幸福增加。不过边沁并不建议政府实现收入均等化，因为这会剥夺富人的安全感，边沁甚至说，当平等和安全相对立的时候，平等需要做出让步。

功利主义要求政府要保持安静，国家只需要做好保护个人自由的私有财产安全的工作就够了，对于个人的自由活动不应作任何干涉。当然，这种放任不是无条件的，如果存在特殊原因，政府应该进行干预，因为必要的制度约束，是可以提高社会整体幸福度的。

1832年，边沁去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所有财产都捐赠给了伦敦的大学，他的遗体也被用来做科学解剖。

资本主义造就的对立

——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

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促进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也造就了社会贫富的巨大差异，并发展成为最突出的社会现实。

19世纪的欧洲新兴工业城市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多是来自相对落后的欧洲国家，希望能在寸土寸金的工业城市掘得一桶金。1780年，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到达英国的曼彻斯特，做起了棉布生意，最开始连英语都不熟练的小伙子，没用多长时间就成了一名著名的商人。他就是内森·罗特希尔德。在他身上，有着一段传奇的经历。内森在英国期间，欧洲正值拿破仑战争，一些德国贵族逃亡到英国，其中就有法兰克福的威廉伯爵。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威廉伯爵委托同样来自法兰克福的内森购买了大批的英国债券，趁此时机，内森开始做起股票和债券生意。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和威灵顿两支大军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展开一场生死决斗，这就是著名的滑铁卢战役。同时，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也成了投资者们下注的对象，赢家将获得空前的财富，输家将损失惨重。顿时，伦敦股票市场的气氛极度紧张，大家都在焦急等待滑铁卢战役的结果。要知道，如果英国败了，英国的公债价格将跌进深渊；如果英国胜了，英国公债价格将冲上云霄。

同样，内森也购买了英国公债，在大家都焦急等待的时候，他从早前建立的信息传报间谍那里得到了最新战况。内森得知消息后，策马直奔伦敦的股票交易所。内森一脸严肃，快步进入股票交易所，开始抛售英国公债。通过内森的举动，人们似乎意识到威灵顿战败的结果，不知所措的人们也跟着内森抛售“毫无价值”的英国债券。没多久，数十万美元的英国公债全部被抛向市场，公债价格迅猛下滑并开始崩溃。不为人知的是，在内森抛售英国债券的同时，他的下属却悄悄地大量买入超低价的英国债券。

在内森得到情报一天以后，威灵顿勋爵的信使亨利·波西才抵达伦敦，宣告法国战败的消息。这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自己的损失，而内森在这一天之内，本钱将近翻了20倍，远远超过拿破仑和威灵顿几十年战争中所得到的财富的总和。通过这场交易，内森控制了英格兰银行，并迫使英国将货币发行权交由私人银行家控制。此时志得意满的内森骄傲地说：“我不管谁坐在英格兰的王位上，或是谁定制法律，因为他们无法真正控制大英帝国。要真正控制大英帝国，就要控制它的货币供应，毫无疑问，现在我控制着大英帝国的货币供应。”

内森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他之所以能被后人称为最成功的投机商，更多的是依靠罗特希尔德家族。内森的父亲阿姆谢尔·罗特希尔德出生在杂货商家庭中。因为阿姆谢尔下得一手好棋，还对银行钱币知识比较熟悉，由此也得到了亲王的信任，被留在亲王处供职。心思精细的阿姆谢尔跟着亲王，与多个国家的国王进行资本交易，获得了大量资本，并建立了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的金融公司。为了扩大和稳固家族产业，他将自己五个儿子派往欧洲主要国家，发展金融业务，内森是阿姆谢尔的第三个儿子，也是其中胆识最大的一个，其余的四子还被他安排在法兰克福、维也纳、那不勒斯和巴黎，将家族势力深深地扎根在欧洲大陆。

资本主义成就了富裕的罗特希尔德家族，但拥有巨额财富的资本家是凤毛麟角的，资本主义制度造就更多的还是穷苦劳动者。资本主义也有着跟封建君主一样“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的特性，不过这次的主角换成了资本家，他们花天酒地、不务正业，家当却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而千千万万的工人，长年累月做牛做马般给资本家干活，创造了大量财富，却依然过着食不饱腹、衣不遮体的悲惨生活。由此，马克思曾形象地称，资本主义社会是资产阶级的天堂，无产阶级的地狱。

资本财富的积累不像现在侧重于高新技术或是服务业，当时的资本家认为只要招聘大量工人，开足马力生产产品就会积累财富，所以，没有原始资本的大多数人沦为工场工人，其中的辛苦程度不堪言说。孩子们从12岁起就当童工，每天的劳动时间要在12个小时以上。成人则都在棉纺、织布厂和矿山里工作，他们的工作时长也是难以想象的。资料记载，1833年，英国颁布了一部工厂法，规定：“一般的工厂劳动日，应该从6时至21时，这是成年人的劳动时长；而对于那些13～18岁的年轻人，除了特殊情况外，工作的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

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图斯曾提出了“钢铁工资法则”，他认为只要支付工人维持最低生活的工资就可以了，因为如果他们的收入多了，就会减少劳动，或者不断繁殖后代，直到工人的人数增多到出现了竞争，又得把工资压到最低限度。虽然这个理论很快就被证明是错误的，但工人们的工资待遇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后面的几十年中，嗜血的资本家通过榨取工人的劳动剩余来积累财富。工人们每天劳动15小时之久，但得到的工资却非常低，连肚子都填不饱，更不要提维持家庭生活了。于是，在一些工业城市的周边，比如英国、德国、比利时和法国都出现了贫民区，极度贫困的工人和家人只能住在木板屋和木箱屋中。

伴随着资本家压迫程度的不断加深，工人们开始寻求可以改善自己恶劣处境的途径。1802年，伦敦发生了一次罢工，工人们要求提高工资，但是罢工受到了政府和资本家的压制，没有取得成功。无奈的人们又认为是机器的出现剥夺了他们的生产空间，机器应对他们的苦难承担责任，满怀激愤的工人们砸坏了织机，出现了“破坏机器”运动。可这些举动都无法改变他们生活贫困的现状，最后人们又认为改善贫富差距的最好办法就是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

1818年，伦敦成立了第一个工人教育协会。1849年，英国矿工创立了维护自己共同利益的组织——工会。不得不承认，一系列的工人运动的确让他们窘迫的生活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可在马克思看来，这些都不能撼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