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经济学起源

经济起源

——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

新石器时代是人类文明的诞生时期，也是人类文明新的开端。遍布在黄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两河流域的人们首先开创了新的历史篇章。

人类最初的发展都是依靠消费大自然的产出而维持的，而到了后期，人们通过自己的手，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获取生存资料，提高生存质量。其中，农业种植可谓是人类做出转变的最早尝试。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传说。早起晚归的人们每天采食果实、捕猎动物，通过接受大自然的赐予来生存。可是时间长了，人口多了，便出现食物不足的现象，加上植被破坏、环境恶化，树上结的果实开始变少、变坏，森林中奔跑的动物也因为食物的减少而大量死亡，人与自然间的矛盾逐渐深化。

有个人名叫神农氏，他长得又高又大，箭法很好。有一次，在他射猎时，一只周身通红的鸟向他丢下了一棵五彩九穗谷。神农氏便将这棵五彩九穗谷埋在土里。期间，还给这颗五彩九穗谷浇水、松土。没过多久，那些种子都发芽长叶结籽，长成密集茂盛的一片。神农氏把结出的种子放在嘴里咀嚼，发现很好吃。神农氏由此得到启发：是不是谷子可以年年种植，源源不断呢？若人们能够多多种植可用的植物，大家的吃饭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神农氏教人们种植五谷。他还教人们打井汲水、改革工具、饲养牲畜、精耕土地。

人们在田地里种植农作物，还在家里养殖马、牛、羊、猪等家畜，这些家畜除了能为人民提供食物外，还是人们耕田的主要工具。这种农业耕种文化对部落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从逐水草而居变成了农业定居，从靠天生活变成了靠双手而活。于是，人类劳动开始有了富足的果实。这不仅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也让原始农业种植初具雏形，为将来的商品交易打下基础。

事实上，世界各地、各民族有着不同的农业起源的神话传说，如埃及的农神艾西斯女神，罗马的克瑞斯农业女神等。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期，相同的情节，这些生动的农神传说，在世界各地绽放异彩。这些神话故事反映出的核心思想便是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的调整——由过去单纯依靠大自然生产的资源，调整为人类开始有目的地通过自身的劳作来创造和获取资源。这种从大自然选取动植物进行培养的行为，成为农业产品交易、自然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催化剂。人类发明了农业，也发明了“经济”。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经济的起源。

分工

——一个人不能什么都做

耕种饲养保证了人们能够得到基本的食物，维持生存。在劳动过程中，由于天赋、需要、偶然性的存在，自发的分工意识在部落中体现并深化。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曾对分工作过如下描述：“一个人什么都做，而且都做得好，这是不可能的。显而易见，只有在一个小的领域里劳动的人，才能做到最好。”

人类的分工是天然的。比如，每个人身高的不同，个子高的可能就被派去采摘高处的果实，矮个子就专门负责低处的采摘工作；由于体质差异，男人比女人的体质力量明显有优势，男人能长时间奔跑和负重，所以男人就去捕猎，女人们则多数留在家里负责繁衍后代、管理家务、耕地饲养，做一些轻体力活；同样，老人和年轻人体质的不同，也很自然地有了分工，老人主要是照顾部族年幼的孩子，青壮年则要负责更多的体力活。这种由自然天赋不同促进的分工行为，称不上是职业，却产生了模糊的牧人、农民、猎人概念。

偶然分工也会促进分工的出现。我们可以试想这样的场景——有一天，有个专门负责打猎的男人生病了，于是他请求邻居渔夫：“您今天能帮我狩猎吗？我今天病了，无法起来。”渔夫很热情地答应下来。结果，渔夫打起猎来得心应手，一天过去了，渔夫把收获的猎物带给生病男人看，生病男人惊叹道：“没想到您狩猎的技术这么好，收获的猎物比我平时的都多。”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渔夫发现自己在狩猎方面的能力可能比打渔更好，效率更高，能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于是，渔夫放弃打渔，开始转向狩猎。这种偶然发现的能力差异、优势差异，也成为分工产生的重要原因。

分工时间长了，熟能生巧。部落里面的人就发现：打猎人的技术越来越好，熟悉哪个山头有什么动物，知道哪个时间什么动物出没，射击命中率也更高；耕种的人，对植物的生长培育愈发有心得，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浇灌、有了病虫害要如何治理等，丰富的专业知识使他们能够更好地保证作物收成。人们发现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总量后，分工模式被人们重视并得到更加深化的发展。

在重视分工作用的基础上，人们开始注意到个人的内在优势差异对比。有人勤奋，有人懒惰；有人笨拙，有人聪明；有人擅长种植，有人擅长狩猎。于是，按照比较优势和分工协作的原则，部落里面的分工逐渐扩大，单个的人不再从事整个谋生的事情，而是变成了生存过程中的一个方面、一个步骤。将这些单个步骤集中起来便是整个生存行为总过程。

很明显，分工使个人劳动技能熟练度提高，单位时间完成数量增多，甚至还能创造和改进一些生产工具，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协作使部落总体收获远超以往，每个人的分配数量也增多了，对个人和整个部落都产生了良好的效益。自然分工的发展为以后的社会分工奠定了基础。

产品交易

——猎物与罐子的“偶遇”

尽管远古时期的人们掌握了一些农业种植技术，可以满足一定的生活需求，但显然，当时的人们每天都要进行高强度的劳动，五谷粮食所提供的营养成分远远不能满足人体的需求，肉类依然是人们食谱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部落人们开始定居后，不能随着动物的迁徙而迁徙，慢慢地，居住地附近的动物数量出现下降。无奈，强壮的部落男子只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

我们可以试想这样的场景——有一天，几个在山脚下居住的部落男子追赶着一个硕大的野鹿，他们随着野鹿一直向前跑，不知不觉跑到了陌生的湖边。此时，强壮的男子稍显疲劳，不过这只野鹿也是气喘吁吁，加上受到男子们的围猎，野鹿已经满身伤痕。眼看马上就要猎杀掉这只野鹿的时候，从野鹿背后猛地出来几个身手敏捷的异族男子，眨眼间，几支木箭飞快射过来，直插野鹿体内，野鹿应声倒下。

虽然野鹿是异族男子猎杀的，但没有前面山脚部落男子们的追击，要想制服这只鹿，还是需要花费很大力气的。所以，异族男子们很礼貌地走上前去，虽然相互之间语言不通，但依靠肢体动作、表情和手势，异族男子终于将自己的意识传达给山脚部落的男子们。异族男子的意思是：这只野鹿能被成功猎杀，双方都付出了劳动，你们把野鹿追赶到这里，我们才能碰巧把精力消耗很多的野鹿猎杀掉。我们能不能平分这只野鹿呢？

山脚部落的男子想了想，觉得这个方案可行，只是己方付出的劳动要多一些，对方付出的少一些，平分不太合适，毕竟自己部落的食物也非常紧张。

异族部落的男子看出了对方的疑虑，回过头来跟自己的同伴商量：不然这样，我们再附加一些产品，让对方将鹿分给我们一半。同伴们表示同意。于是，一个异族部落男子拿了一个物件过来，这个东西形状高高的，中间鼓着向外凸出，顶端光滑、圆圆的口径，表面还绘制了各种图案花纹，很好看。

山脚部落没有这种东西，所以部落的男子也没见过这种东西，不明白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异族男子看出他们的疑惑，就带他们来到湖边，俯下身子，用这个物件盛了一些水，并举到嘴边喝起来。山脚部落的男子立马明白其中的意思，爽快地答应了对方男子的请求——双方将野鹿平均分割，带好猎物回了各自的部落。

回到山脚的男子们，把猎物放下，赶紧把从异族男子那里得来的东西拿出来给族人看，大家好奇地围着看。打猎归来的男子给大家演示这个东西怎么用，同样，族人也是十分惊奇和喜欢，于是这只神奇的东西被族长命名为罐子，并让做饭最好的人用来装水和粮食。显然，这个罐子很有实用性，可是山脚部落的人们自己不会制作罐子，所以罐子就无法被更多地利用到生产生活中。这时，有人提议，不如拿着猎物回到当时与异族部落男子遇到的地方，看看是否有机会能与他们进行交换，拿回来更多的罐子。这个意见得到大家的认可，第二天，还是上次打猎的几个男子，背着一些猎物按照原来的方向，去往了湖边部落。

很快，他们就来到离湖边不远的小树林中，在这里开始静静地等待异族部落的人们。可是，他们等了整整一天，也没有出现一个人，如果长时间等不到人，食物就可能腐烂掉。好在第二天下午，就有几个人头上顶着罐子慢慢地走向湖边。看到罐子的山脚部落男子顿时来了精神，他们从树林后面激动地跑出来，更巧的是，头顶罐子的男子中就有上次狩猎要求平分的男子，山脚部落的男子立马认出了他，并兴奋地比划自己此次前来的目的。有过一次沟通，这次的交流就变得极其容易，最终，山脚部落的人们换来了需要的罐子，高兴地回到了自己的部落。

而同时，他们也把湖边约定为交换场地，并有专门的人定时来这里查看，如果有交换的需要，就可以拿着自己的物品在这里等候，直到有人来与他们商谈。

可以说，除了远古人们亲自劳动来生产生活用品之外，这种偶然产生的交换行为就成为丰富物品的重要途径。山脚部落和异族部落的交换是物物交换，物物交换可能最早出现在部落内部，随着生活半径的扩大，在部落外部也产生了物物交换。当时，受到物品稀缺的限制，物物交换就成了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同时，物物交换的发展也为货币交换埋下了伏笔。

经济合同

——刻在泥板上的协议

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重要的起源地，在考古学者的努力下，很多深藏的秘密一点一点被揭开，人们也被其中瑰丽的文化深深吸引。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下游的苏美尔民族尤其受到人们的关注。人们认为，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由蒙昧走向文明的分水岭，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而在苏美尔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发现了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早文字。

在苏美尔民族生活的年代，平原地区石材和森林木材较少，苏美尔人们便用泥板做砖堆砌墙体，建成了大规模的城邦。人们结束了四处漂泊的生活，得以在城邦内固定。

当时的苏美尔人已经在农业种植和动物驯养方面有了充足的经验和实践，他们种植扁豆、黍子、小麦、大蒜和韭菜等植物，为了保证收成，人们还建成了巨大的灌溉系统。人们饲养牛、羊和猪，是为了满足长途负重运输和饮食的需要。牛可以负重，便成了人们运输重物的好工具。借助牛车，人们开始把生产剩余的农作物和手工制作的陶器等产品运输到其他地方进行交换。考古资料显示，在两河流域存在着很广的贸易网，因为当地出现了产自阿富汗的青金石、产自安那托利亚的黑曜石和产自巴林的珠串，这些贸易事实也被《吉尔伽美什》史诗证明，在诗中提到相隔很远的国家会进行贸易，换取美索不达米亚木头。

试想，如此发达的贸易系统势必要求社会做出相适应的变化和进步，因为现在已经不是两个部落简单交换猎物和罐子的问题了，每天来自各个国家的商人，相互之间交换着成百上千的货物，一个普通人是很难记忆这么庞大的数据的，人们急需用一种工具来记录贸易数据。

商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倒逼文字产生的因素。果真如此吗？考古学者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发现，公元前2500年，苏美尔地区的人们就已经发明了象形文字，并将其记录在黏土板上，这是当时比较完善的文字系统。如今，已经发掘出来的苏美尔文章有数十万之多，过人们的解读，发现其中大约90%的文字记录的是商业行政事件，剩余10%的文字记录的内容是对话、谚语、赞美诗和神话传说。远古时候因为没有可以用来记录的纸张、绢布等工具，商人只能把协议记录在泥板上，并以此来约定双方之间的行为。不难想象，有了文字的记录，商人们的生意会变得更加有条理。后来，象形文字发展成楔形文字，并在以后的2000多年间一直被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人们使用，到了公元前500年左右，这种文字甚至还成了西亚大部分地区商业交流的通用文字。

我们无法得知文字产生的真正原因，可我们知道文字就是为了方便生活，而商业贸易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活中的重头戏，商业的快速发展一定会促使文字产生和完善，而文字的出现也使商业贸易走向新的阶段，两者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人类璀璨的文明。

钱币的产生

——交换行为的产物

人类已经经过了百余万年的发展，而货币却是几千年前才出现的事物。关于货币是如何产生的，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货币是国家或者先哲创造出来的，这些聪明的人们试图通过创造货币来管理好国家。也有人认为是因为贪婪的人们希望保存财富才发明货币的，他们挑选出自认为价值最高的产品，作为财富的象征。还有人认为，随着交换形式的增多，早期简单的物物交换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为了使交换更加方便，人们才发明货币，并将其作为交换媒介。

我们更倾向于最后一种便于交换说，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一地的居民在生活上会依赖于他处居民的货物，因为人们从他处购买当地没有的货物，并将当地多余的货物外售，购进和卖出就使买卖交易出现均衡，而作为中间媒介的货币也就应运而生了。

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对货币起源也做出了自己的论证。他认为，劳动分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私人劳动产生的产品应该归私人所有，但是私人劳动者是远远不能消费掉自己生产的产品的，这些产品就被纳入到社会总产品中供其他社会成员一起消费，而私人劳动产品在转化为社会劳动产品的过程中，就需要用一种衡量工具来界定其价值，这样货币就产生了。马克思这种推理的本质还是价值学说，早期，一头羊换两只兔子，后来交易范围扩大，一头羊不仅可以换两只兔子，还可以等量换取一袋粮食或者两把斧头。发展再扩大之后，人们可以用羊和任何产品交换，羊也就成为了交换中介。后来，由于羊不易携带，不好分割等劣势，人们将交换中介固定在最具价值的贵金属上面，金银成为商品交换的固定媒介，货币也就出现了。

事实也的确像马克思所言，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货币以形形色色的形式存在于世界各地，比如，《荷马史诗》中，就曾提到用牛角来衡量物品的价值。另外，在远古时期的欧洲和中南亚的古波斯、印度地区，都有过用牛羊作货币进行交换的记载。除了牲畜被用作交换等价物，古老的埃塞俄比亚还曾用盐作为货币，盛产的可可豆、烟草作古老货币，古代中国用贝壳做货币中介。人们利用不同媒介交换物品的行为还进一步影响到文字，如拉丁文中“金钱”这一单词的原型就来源于牲畜，印度现代货币的名称同样和古文“牲畜”有关，中国关于钱财的很多字都有贝壳的影子等。

马克思给货币重新下了定义，他认为货币和其他商品的本质一样，只是货币多了一项功能，那就是等价交换物，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已。这和西方传统看待金银货币的观点很不相同，有西方学者认为货币只是数字符号、计算单位；也有学者认为金银货币就是财富象征，而且是唯一的象征，货币就等同于贵金属。与这两种观点相比，马克思的学说无疑是科学的。

马克思认为，金银之所以能在众多交换媒介中脱颖而出成为货币，还因为它身上同时有着几个其他物品没有的特征：一，金银的价值比较高，这样就可以用较少的货币完成与大额产品的交换；二，金属容易分割，而且分割之后也不会使它的价值发生变动；三，它不像牛羊那样不易携带，金银便于携带的特性，可以使人们在更大区域开展交易；四，金银易于保存，不会腐烂变质。尽管金银天然有着充当货币的特性，不过在后期，人们还是将金银分割、称重、铸造，制作了更加利于流通的铸币，并在上面铸造了花纹、文字、数字等符号。

市场的产生

——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

钱币的发明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的发明和流通极大地推动了商业的发展。伴随着交易的大范围展开，交易市场成了困扰商人的症结。当时存在这样的情况，比如葡萄庄园的人们缺少酒桶，可能就会向邻近的有富余酒桶的人购买。可一旦附近的人也没有呢？远方的人也许就有多余的酒桶，但因为距离远，没有什么信息传播工具，因此葡萄庄园的人们无法获知哪里有他们需要的酒桶。这时候就需要产生一个相对固定的地点，在固定的时间开设市场，方便人们将多余的产品拿出来交易，换取自己需要的产品。此时，市场相当于一个固定的信息源发射地，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们换物的盲目性。

那么，选择什么地方做市场合适呢？当时的交通道路很差，不像现在四通八达，加上强盗和窃贼的破坏，很多道路被阻，国家也很不安全。考虑到这些因素，交易场所不能设置太远，地势也要广阔平坦，要设置在人数众多的民居地带才可以。

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公元744年，法兰克国王小丕平（也就是后来的查理大帝的父亲）下令，在其帝国中的每个大居民点都设立周末集市，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开放，进行交易买卖，并对卖主的买卖行为做出了规定。卖主被安排在道路两边，搭棚的搭棚，有的直接在地上摊开来买卖，活鸡、活鸭类的商品需要关在小笼子里出售。

类似的市场在世界各地先后开设，比如阿拉伯城市的集市、跳蚤市场，甚至是现代的交易市场等。时代不同，规模不同，交易的产品也不同，但是它们的本质都没什么两样，永远都是买卖两方的博弈。也许有人说，不是还有中介吗？其实，中介也是受到委托才进行出售的，相当于中介代理者在与买方进行博弈。

可以说，集市在人类的发展中是一个十分惊人的创造。任何买家卖家都可以进入市场，自由的买卖行为展示了最基本的经济规律，想出售物品的卖家，会尽可能以高价出售，想购买某种物品的买家，则想尽量减少支付代价。经济学家指出：价格越高，需求越小，进而供应就越多；如果价格越低，供应就越少，而需求就变大。如果一个集市运作正常，那么供货者就不必到了晚上再把货物带回家去。

政府不仅可以利用权力开设集市，还会对经济进行其他方面的干预，而价格和数量的制约关系就是国家对集市干预很明显的印证。比如，若是国王下令调低葡萄酒的价格，普通人就可以买得起更多的葡萄酒，但可想而知，葡萄酒制造者会因为盈利太少而减少葡萄酒的供应量，甚至改行生产别的商品。这样就导致集市上越来越多的客户排长队购买葡萄酒，由于数量少，集市上的葡萄酒可能很快就会被买光，排在后面的客户也许根本就买不到。相反，如果国王满足酿酒师的愿望，提高葡萄酒的价格，那么集市上葡萄酒的供应量就会大幅度增加，可是面对高额的价格，能负担得起的客户就越来越少了。如此便产生这样的结果：酿酒师可能一整天也不会卖出多少葡萄酒，无奈之下，只得把剩余的葡萄酒拿回家。可见，在自由竞争中，商贩对一种商品可以索要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关系。

短距离的市场贸易得到很大成功，远途贸易也逐渐展开。据资料记载，在中世纪初期，即公元8世纪，就有了远程贸易的影子，从当时留下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人把货物运往印度、阿拉伯，以及从拜占庭和意大利向德国运输货物的记录。

隋唐盛世

——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时期。隋唐有着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人口众多，生活和谐，广袤富饶的地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同时，唐朝比较开放的对外政策也大大促进了中外交流。在那样一个对外开放的伟大时代，隋唐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传播交流都极其活跃。

为什么隋唐时期的对外文化经济如此发达？恐怕这和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政策方针关系密切。英国著名学者威尔斯曾

说，当西方人的心灵还在为神学所着迷而处于蒙昧黑暗之中的时候，中国人的思想却是高度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

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有西北陆上和东南海上两路，其中，西北陆上交通便捷，商业发达。隋炀帝甚至还派遣裴矩驻扎管理张掖地区，以便更好地发展西北陆上的商业贸易。这条西北陆路以敦煌为总的出发点，向西可到达西亚和欧洲东部地区。通过东南海路，隋朝就可以与东亚以及南洋诸国保持政治友好和贸易交往的关系。日本就曾多次派遣使臣赴隋拜访，与隋朝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根据历史记载，隋炀帝曾赐日本“民锦线冠，饰以金玉，文布为衣”。这也是日本人采用汉人衣冠的开始。同时随着海上交通的发展，南海在海上贸易中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南海一度成为进出南海诸国的最大口岸和通往西亚、欧洲海路上的主要港口。

四通八达的便利交通像飞在风中的蒲公英种子般将隋唐文化传播到世界更远处。唐朝在隋朝对外贸易发展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长安为中心，在重要交通干路广设驿站，通往周边民族地区和域外的交通主干道有7条之多，分别通向东部的高丽和日本，西部的中亚，北部的北欧，西南的天竺等地，交往半径不断扩大到更广阔的国家和地区。隋唐时期对外运输的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等，外商运进中国的商品有珠宝玉石、香料、名贵动植物以及一些土特产。唐中期以后，对外出口的大件逐渐以瓷器为主了。海运因有着减少瓷器破碎的有利条件，成为运输瓷器的主要交通方式。于是，有人便将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之为“瓷器之路”。

每年，都有大批商人和使节沿着丝绸之路来中国进行贸易，他们用骆驼作为运输工具，行走在苍茫的大漠上，带着从西方贩运来的香料、药材、珠宝等来交换中国的丝织品、瓷器、茶叶、金银铁器、镜子等豪华制品。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菠菜、黄瓜、石榴等就是通过这条逾7000公里的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的，为人们的日常饮食增添了更多的选择。

除了陆路，海路也一直是隋唐进行海外经济交流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唐朝安史之乱，陆路交通受阻之后，海上交通承担的任务更重。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广州通海夷道”，说明当时的唐朝已经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了，整个路程有1万多公里。广州成为重要的外贸港口，唐朝政府还在这里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沿着海上航线，南亚、东南亚甚至是非洲地区的商船时常出现在港湾里，隋唐和这些地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不断加深。

伴随着商品的进出交易，客商的来往也是隋唐国际经济交流繁荣的重要表现之一。当时有 “市肆多贾客胡人”的说法，这些外来商人中，有以国家朝贡名义开展交易的，有开设店铺做生意的，还有游走在民间的私商，形式多样，人数众多。在一些大城市，还专门设置了接待外商居住的住房。

此外，对外贸易对百姓生活影响亦是深远，一些日常用品的名称的变化，就很好地展示了这些影响，如胡饼、胡姬等。发达的国内外经济也促使柜房的产生，这是中国最早的银行雏形，比欧洲地中海的金融机构要早六七百年。“盛唐气象”成为当时的象征，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交流大中心。

世贸的普及

——航海者的远洋贸易

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的足迹开始走向更远的地方。进入中世纪后，各种侵略战争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融合。除了战争无意的促进外，人类的探险精神也促进了文明的融合。人们开始主动探险，去发现新世界，这些勇敢的人主要来自西方，包括商人、探险家、传教士等。不过当时这些人的海上冒险行为，明显带有传播文化、发展贸易的迹象。不论是客观上受到战争的影响，还是主动探索世界，人们慢慢从天圆地方的观念中走出来，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而地域上的大融合也成为经济贸易交流的基础，世界范围的贸易开始出现了。

在海外探险的一系列人物中，一位意大利人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海外探险。他把自己的经历讲述给家乡人，这在他的家乡威尼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这股思潮的带动下，邻近地中海的威尼斯人凭借便利的交通，组织了强大的商船队，把威尼斯货物运抵君士坦丁堡和埃及的亚历山大，然后再从那里把印度、波斯和中国出产的宝石、布匹、丝绸、香料、胡椒、肉豆蔻和丁香等运回威尼斯。这些货物中，香料和肉豆蔻在中世纪算是很珍稀和昂贵的物品。威尼斯人远途贸易的成功，不仅使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贸易盈利，也使他们获得了本地没有的商品，丰富和改善了当地的生活。

这个商人就是马可·波罗，他在1271年开始了一场传奇的旅行。他和父亲及叔叔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后又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终于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路，马可波罗终于到达了上都——元朝的都城，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在中国居住17年的时间里，马可·波罗深深迷恋上了这个古老的国度。通过这位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探险家的口述，由他人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就详细地介绍中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悠久的历史、繁荣的经济和发达的贸易，从而改变了当时欧洲人对世界的看法，极大激起了人们对东方世界的兴趣。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纷纷效仿威尼斯商人，扬帆远航。

可是，热闹的远洋贸易并没有持续很久，经过长期战争，土耳其占领了小亚细亚，将君士坦丁堡更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奥斯曼帝国位于东西文明交汇处，掌握东西文明陆上交通线的时间长达6个世纪之久。为了削弱欧洲的力量，他们切断通往东西方的商路。这样一来，通过波斯前往印度的路就无法通行了，这给西方国家造成了一片慌乱。为了继续享受印度的豪华商品和香料，他们绕过非洲开辟了新的海上通道，这种无意识的举动，对于世界大发现和世界贸易的展开意义非凡。

当时，葡萄牙这个位于伊比利亚半岛最西端的国家，作为一个鲜为人知的年轻航海民族，从众多欧洲国家中脱颖而出。出于对东方财富的渴望，从15世纪开始，葡萄牙就发展起了航海事业，他们先是沿着非洲的西海岸，寻找前往东方的通道，并在非洲港口成立了商务机构，通过向黑人提供廉价的商品，比如玻璃珠或者酒精，而获得贵重的黄金和宝石。随着航海事业的不断探索向前，1498年，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成为第一个到达非洲最南端好望角的欧洲人，由他带领的人们由此进入了印度洋，并到达了印度。随即，亚洲的一些城市如霍尔木兹、马六甲等地就成了葡萄牙的领地。从此，葡萄牙一跃成为当时欧洲的财富中心。

银行汇兑

——充满风险的信任业务

人们对货币的狂热追求和货币的流通，促进了贸易和交通的发展。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在殖民地疯狂掠夺金矿珠宝，更是将欧洲货币业的发推向了高潮。

资本多了，有人就开始在货币上面做生意，这样一来，货币带动金融发展也是早晚的事情。最开始，富裕的人们思考该把巨额的家产存放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必须保证家产的升值和安全。当时，人们信任宗教，认为教堂是一片善良的土地，而且教会拥有着很大的权利，极具权威性，而且把钱交给上帝保管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于是，人们纷纷把资产存入教堂。

因为教堂做出了存款、贷款和典当的经济行为，所以后人称之为教堂银行，这种形式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关系相适应，存在了很长时间。

到了公元前6世纪，在古希腊的很多商业城邦和圣殿，人们开始铸造钱币，为了促进商品流通和买卖，城市中出现了很多钱币兑换商。刚开始，这些钱币兑换商们在市场上摆放一张桌子和长凳，就开张营业了，发展到后期，他们才逐渐设立钱币兑换柜台和店铺，并正式开始从事钱币借贷活动。人们称这些钱币兑换者为“长凳贩”，如果客户认为自己受了骗，就会把长凳打碎——被打碎的长凳在意大利文中就是“破产”的意思。

教堂银行和长凳贩都是把钱币作为商品而进行买卖的行为，简单说来，就是他们通过一些手段获得货币，并将货币借给需要的人，从中收取利息。这两种形式都带有私人银行的气息，是国家公共银行的补充形式，只不过教堂面对的客户是贵族、土地所有者与农民，长凳贩面对的是商人和市民。

15到16世纪，西欧的很多国家出现了私人大银行，它与前面的两种私人银行形式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大”字，因为大，就有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专业操作能力。比较有名的私人大银行包括德国的富格尔家族银行、法国的雅克·科尔银行以及意大利的梅迪契家族银行等。

中世纪末期的金融业发展虽然相对缓慢，但是基本结构已经成型，这种私人银行的业务也逐渐得到正规化发展，意大利银行家认准这个业务并广泛开展汇兑业务。这项业务是这样进行的：假设一个商人在威尼斯交给兑换人一笔钱，如100杜卡特，兑换人则向商人提供一项支付许诺，即所谓的汇票。商人拿着这张汇票可以在另外一个城市，比如热那亚的银行结算，取得他做生意所需要的热那亚货币。

这种汇兑手段极具便利性，受到了商人们的青睐，得到了很大发展，以后商人们甚至不需要事先交一笔钱，而只要得到一份诚信基础上的汇兑凭证就可以进行交易了。不管是私人银行还是公共银行，都能够开展极具风险的汇兑业务，其核心支撑点就是信任原则。在意大利文中，单词“信贷”就含有“信任”的意思。信贷，即信任的许诺与金钱有同等的价值，实际上等于金钱。信贷产生后，商人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长途航海贸易，然后用赢利偿还兑换人的信贷。而且，这种汇兑不需要本人去结算，也可以转让给另一个业务伙伴去办理。这样一来，汇票就成了一种支付结算手段。汇票可以使本来无法进行的交易成为可能。

汇兑只是银行业务中的一种，但是这集中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基于这种精神，在交易环节出现了更多复杂的信用工具，如远期交易、期货期权贸易；经济领域也得以细分，出现了银行业、保险业、金融证券业等。

布尔斯

——交易所的来历

说起“布尔斯”和交易所的关系，资料都指向比利时布鲁日的范·德·布尔森家族，一种说法是15世纪中叶，在比利时布鲁日的范·德·布尔森家族有铸造钱币的权利，他们在家族内部的造币所中专门开辟了交易场所，并在门上刻了字：bourse（意为：钱包），这就是交易所（bourse）一词的来源。

另外一种说法是，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由于交通状况恶劣又缺乏便捷的通讯手段，商人们为了谈生意，就必须商定一个固定的地点定期会见，这个交易会的日子大多被定在宗教节日，在一个重要的贸易地点举行，当时著名的交易会城市有莱比锡、法兰克福以及纽伦堡等。14世纪，有一个叫范·德·布尔森的家族在佛兰德开了一间旅店，专门用以接待参加交易会的各地商人。在这里，人们可以畅谈聚会，可以收集情报，可以得到新商品信息。如果人们想开辟新的商务途径，就得去找这家旅馆。这个说法逐渐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到了后来商人们即使在其他城市定期聚会，也称其为“布尔斯”，德文就是交易所的意思。

布尔斯其实是证券交易所的前身，只不过它的经营模式与现代证券交易所的经营模式有所不同，在当时是以银行界集散场所出现的，直到1773年，随着经营项目的发展，才改称证券交易所。在范·德·布尔森家族之后，1487年，安特卫普市也建立了一个交易所，它被视为是第一座真正的交易大厦，并且这个交易所很快变成欧洲最大的交易中心，该交易所向世界开放，这也标志着交易所的正式诞生。

布尔斯代表的交易所对前期市场交易习惯做出了很多本质上的变动。以往市场的交易必须是要把钱币和货物带到现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新诞生的交易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货物并不需要带到交易所来，只需要带上货物的凭证就可以了。这个措施的优点是把很昂贵也很麻烦的货物交易变成在纸上进行交易，交易成功后再把货物直接运到所需要的地方去。也就是说，凭证本身就是商品，可以进行买卖，比如汇票。早在14世纪，在威尼斯里亚尔托大桥旁就有人买卖汇票，后来又增加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债券。

交易所发展后期，人们还可以进行有风险的海外贸易交易。通过交易，一些商人达成协议共同投资，装备一艘共同所有的商船，以便把越洋航行对每个人的风险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当时的海外贸易风险是很大的，一位名叫科内利斯·豪特曼的荷兰商人，作为第一个抵达了今日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出发时船队有249名，等到归来时只剩下了89人。不过，这次航行还是被人看作是一次很成功的航行案例，因为它带回来了巨额丰厚的财物，还探寻到了新的地区，这些参与者也分配到了不少的利润。可是，反过来说，如果这艘船遇到海难或遭海盗抢劫，那么每个人的财物，甚至生命都会受到很大的威胁。由此，如果多方合作投资的话，就能很好地分散海难等风险。即使发生海难，大家的损失也不至于太过严重。

这种投资方式还非常人性化，比如商人在等待共同投资的商船归来时，如果产生了担忧，可以提前把他的那一部分投资卖出去，但赎回份额的价值要比原来投资时的减少一些。而购买这个份额的人，虽然有一定的风险，但如果商船安全归来，则收益就会很大。

这就是有名的东印度公司，它借助交易所进行海外贸易的做法，不仅对公司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还极大地促进了西方金融业的发展，尤其是交易所的发展。交易所作为一项新的金融发明，它为有形和无形的产品提供交易平台，形成了信息交流中心，还催生了期权和期货两种交易方式。除了东印度公司在交易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在交易所还出现过很多世界闻名的重大事件，如1634～1637年出现的疯狂投机郁金香热潮、1720年英国发生的南海泡沫以及同时期法国发生的约翰劳事件等。可见，交易所已经成为金融大厦不能缺少的支撑台柱，不过，在交易所这种可以无限放大风险的地方，人们可以一夜暴富也可以瞬时倾家荡产，它的利弊双向作用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投机狂热

——“郁金香根茎时代”

我们知道了交易所的投资富有风险和挑战性，投资人需要对未来走势有合理大胆的预测。比如，高风险的商船共同投资，谁要想参与这样的商船生意，他就要对未来有一个预测，借此将风险和可能的获利进行综合对比。因为一项投资既可能是风险也可能是机会。

1602年，荷兰人在商船事务中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革。一批商人组建了一个装备商船的协会，实际上就是将以前投资海船的项目扩大规模，形成专业操作。他们把这个共同的机构称为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受到政府的支持，还被赋予了独家经营权，专门负责荷兰前往印度的航运事务。

组建东印度公司所投入的650万荷兰盾中，由6个荷兰城市承担，阿姆斯特丹一地就承担了其中一半的份额。于是，东印度公司的份额很自然地进入了阿姆斯特丹交易所交易，通过交易所进行融资。通过在交易所发行股份，东印度贸易的风险不再由荷兰国家承担，而是转嫁到商人和投机者身上。但这些人在承担风险的同时，也可以分享公司所获得的利润。客观上说，交易所是一种十分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通过交易所可以把资金的供求结合了起来。在交易所中，股票的价格即行情，上下波动是很厉害的。在1604年，当公司的第一批商船开往印度洋时，股票的价格比票面上涨了1/3。在最高峰时期，即东印度公司成立100周年时，它的股票上升了1000倍。

看到股市能够如此轻易地创造财富，荷兰人开始用其他物品进行投机。而人们万万想不到，正是这种思想促使下，产生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第一起重大投机狂潮，而这场投机狂潮，竟然是由一种小小的植物引发的。这场投机在交易所历史上极为罕见，它使荷兰由一个强盛的殖民帝国走向衰落。

这次投机狂潮的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原来，它就是普通的郁金香根茎。郁金香原产于小亚细亚，在当地极为普通，1554年被荷兰自然科学家在土耳其发现并带回到荷兰。该植物每逢初春乍暖还寒时就含苞待放，开出呈现杯状的花朵，非常漂亮。由于非本土所产，致使郁金香价格昂贵，只有富裕的家庭才有资本种植郁金香。

人们强烈的赌博和投机欲望终于在17世纪的荷兰找到温床。受人们欢迎的郁金香，美丽、迷人而又稀缺，无疑就成为他们投机的首选对象。一些机敏的投机商开始大量囤积郁金香球茎，并以舆论刺激催生人们对郁金香的倾慕之情。大家开始纷纷效仿，疯狂地抢购郁金香球茎，希望通过拥有这种花卉而享受贵族般的声誉，一时间，郁金香迅速膨胀为虚幻的价值符号。与股票相比，郁金香的根茎是有形的东西，所以达到了全民参与投机的状态，上至贵族和商人，下至农民、手艺人、仆人和女佣，交易四处蔓延，甚至在各个小酒馆里都出现了郁金香交易活动。

果不其然，在这种病态举动的推动下，郁金香的价格持续走高，人们整天悠闲地躺着做梦，指望通过这批郁金香发一大笔财。这种疯狂持续了3年，到了1637年，一部分投机者突然觉得郁金香的售价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于是就把手中的货物以能得到的最好价格全部抛出。由于抛售份额较大，使郁金香的价格有一定程度的下滑，郁金香投机泡沫开始被戳破。这时，人们才突然意识到，郁金香根茎除了可以种在花园里之外，其实并无其他用途。明白这些后，很多人都纷纷出手，尽量止损。到最后，有人想出售，却再也没有人买进，这跟现在股市上谈的被“套住了”，是一个意思。

历史上所有大的投机生意都有这样类似的过程，开始时是个好的投资主意，然后就是大家没有目的地疯狂跟进，几乎每个人都参加到这项大买卖中。存在泡沫的经济终究不会长存，待大家醒悟的时候，也就伴随着投机泡沫的彻底破灭。郁金香根茎时代的投机失败被人们铭记着，同时，投机的狂热也一直被人们延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