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四书的来源
《大学》《论语》《孟子》和《中庸》这“四书”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的最重要文献。
《大学》 原是《礼记》中第四十二篇，相传经由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主要讲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思想。
《中庸》原是《礼记》中第三十一篇，相传是“孔门传授心法”的著作，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中庸是儒家的一种主张，意思是“执两用中”。“中”即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到最适合的那一个，而不是中间的那一个。
《论语》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它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汉有《鲁论》《齐论》《古论》，今本以《鲁论》为主。
《孟子》由孟子和他的弟子记录并整理而成，它是战国时期孟子言论的汇编，记录了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仁政”的治国思想和“民本”的政治策略，同时它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的德治主张和用人原则。
四书的次第
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著名理学家朱熹将《小戴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抽出来，与《论语》《孟子》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此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便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最深最广的一套经书。
关于“四书”的读法，历代学者研究甚多，但是作为“四书”体系的建立者，朱熹却有着自己的看法：“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亦难看。《孟子》有感激兴发人心处。《中庸》亦难读，看三书后，方宜读之。” 朱熹这段话的意思是，读《四书》有先后次序，应先读《大学》，再读《论语》，然后读《孟子》，最后读《中庸》。为什么朱熹提倡这样的读书方法？
朱熹晚年的高徒陈淳（号北溪先生），在论及朱熹的“读书次第”说时，有一段非常好的注解：
“书所以载道，固不可以不读，而圣贤所以垂训者不一，又自有先后缓急之序，而不容以躐进。
……
“盖大学者，古之大人所以为学之法也。其大要惟曰“明明德”，曰“新民”，曰“止于至善”三者而已。于三者之中，又分而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者，凡八条。大抵规模广大而本末不遗，节目详明而始终不紊，实群经之纲领，而学者所当最先讲明者也。
“其次，则论语二十篇，皆圣师言行之要所萃，于是而学焉，则有以识操存涵养之实。
“又其次，则孟子七篇，皆谆谆乎王道仁义之谈，于是而学焉，则有以为体验充广之端。
“至于中庸一书，则圣门传授心法，程子以为其味无穷，善读者味此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然其为言，大概上达之意多，而下学之意少，非初学者所可骤语。……”
“概不先诸‘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诸‘论’、‘孟’，则无以发挥蕴奥，而极中庸之归趣；若不会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天下之大本，而经纶天下之大经哉！”
通过这段注解，我们不难理解朱熹的说法：所谓“定其规模”就是定下三纲领、八条目的修己治人的思想规模；“立其根本”就是打下儒学的理论基础；“观其发越”就是理解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挥；“求古人之微妙处”就是探索古圣人“微妙而难见”的道心。由此可见，朱熹这个次序既考虑到“四书”之间的有机联系，又考虑到“四书”理解上的难易程度。
朱熹提倡先读《大学》，并把其视为无所不能容纳的“纲领”，他说：“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通得《大学》了，去看他经，方见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正心诚意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事。”
早在朱熹之前，北宋理学名家程颐和程颢也认为《大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