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利用和再创造:明清之际宁波天主教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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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开教与发展:宁波天主教概述(5)

第二种观点依据的主要史料来自于何大化(Antoine de Gouvea,1592—1677)的《远东亚洲》(Extrema Asia),这是个手稿。里面有段较为详细的记载:“有一宁波吴清村姓王的裁缝师傅,1624年在北京领洗入教,洗名方济各,时年40岁。1627年初返回家乡,3月初带着北京神父给他的领洗证明信件到杭州,信中要求杭州派神父到王家,为他的家眷讲道施洗。那时葡萄牙籍耶稣会士费乐德神父(Rodrigue,1594—1642)在杭州。费与他同赴吴清村。王方济一家25人不久就领洗。这是宁波天主教传入宁波的开始。”(注:天主教宁波教区编辑:《天主教宁波教区》(内部资料),2006年,第2页。)费赖之在费乐德的传记中写道,费乐德“首先传教杭州。1627年至宁波,受洗者80人,志愿受洗者数百人。”(注:(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秉钧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4页。)何大化是葡萄牙籍的传教士,字德川,1592年出生于葡萄牙维森区的卡萨尔小城,1624年年底抵达果阿,1636年至华在杭州学习语言,后在武昌、福建与江南等地传教,1677年2月24日在福州去世。如果何大化所述符合事实,则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但问题在于何大化的著作也存在着语言隔阂而不为人所知,同时资料尚有孤证之嫌,缺乏其他相关史料的佐证,比如王方济的情况一无所知,史书也没记载这种在当时看来毫不起眼的受洗之事,更何况是个体所为,又是个没有身份地位与学识水平的裁缝,所以这种开教观点存在着诸多不为人采纳的“硬伤”。

朱宗元受洗的叙述也是来自于何大化的《远东亚洲》一书:“伏若望神父(Joannes Froes)卒后,利类思神父从南京来杭州继任;不久,阳玛诺神父亦从福州调任杭州会长;卸职后,获得在宁波开教的机会。因那里正有一位青年学者,曾读过不少教会书籍,已在省城领洗;回故乡后,禀告双亲,双亲最初曾加以责斥,后因儿子譬解得很适当,也心悦诚服,而想请神父来宁波,利类思即答应其要求;到宁波后,出示圣像,都很惊奇;不久,即有十五人受洗,多数是文人学士。邀请神父的名葛斯默(Cosmos),他的母亲亦受洗。次年,阳玛诺也循教友的请求而到宁波,教友竭诚欢迎,留居若干日,付洗若干人。”(注: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93页。)朱宗元是个读书人,顺治三年贡生、五年举人,祖父朱莹,万历元年举人,官至清河县令,工部员外郎,后改江南按察佥事,康熙《鄞县志》有传,其末还说到朱宗元顺治五年举人,博学善文。朱宗元著有汉文《答客问》、《拯世略说》等书宣扬天主教,还为传教士订正教义书籍并作序,甚至一起翻译教理著作,毫无疑问,相较于其他两种观点,此种开教观点更具有说服力,也就是说,可以肯定,到朱宗元时期,即17世纪中期,宁波已经有天主教传入,并有不少信徒,有教理著作。

总的来说,在宁波开教的史料方面,朱宗元时期更具有说服力。

二、标志问题

当然,天主教正式传入的判定也与开教的标志有关,那标志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下列哪种或综合哪几种才能作为天主教传入的标志呢?

一是传教士进去该地区为标志,就这点来说,上述三种观点都有证明材料,只是双屿岛中除了记录“八名传教士”外,其他资料都缺乏。

二是产生该地区教徒为标志,双屿岛中只有天主教徒的人数统计,而没有具体的姓名;其他两种观点所使用的材料则都具备。但问题在于如果该地区的人在外地入教,比如王方济在北京入教,朱宗元在杭州受洗,都不在自己家乡受洗,这应该不算宁波地区已经传入天主教。相比较而言,王方济邀请费乐德来甬传教,受洗80余人,王家25人入教,只留下人数统计,与双屿岛的情况类似;而朱宗元邀请传教士来甬传教,因为那次受洗者读书人居多,张能信、钱发公等六七人都有史料可查,尽管相当稀少,另外朱宗元的弟弟也入教,洗名玛弟亚,是位传教能人。就此而言,宁波开教的第三种观点具有更多的说服力。

三是教堂的建立或机构的设置。在这点上,双屿岛的资料占有优势,因为后面两种观点在史料上都没能提供有力的证据。直至清顺治五年(1648),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才在鄞县城区设立小圣堂,但不久被清兵所毁灭。康熙四十一年(1702)5月,郭中传和利圣学来宁波传教,不久便在药行街购地建造圣堂和住宅。

但从开教的标志三方面来说,在第一方面第二、三种观点更胜一筹;而第二方面则第三种观点更有优势;第三方面来说,第一种观点更具说服力;最后综合来看,第三种观点理应获得更多地支持。

第四节 来甬的传教士和修会

一、来甬传教士的考略

除却不可考的外,还有曾在宁波工作的中国籍传教士,著名的如李司铎(1794—1862)、傅道安(1823—1885)和马宗良(1832—1894)等,不在考略之列,来甬传教士考略如下:

(1)费乐德(Rodrigue de Figuerdo,1549—1642),字心铭,生于葡萄牙。1608年2月17日入耶稣会,1622年6月22日来华,1628年3月应宁波教徒王芳济之邀到宁波传教,为天主教宁波开教第一人,在甬领洗80人,另有望教者数百人,后到开封、武昌等地传教,1642年10月9日在开封去世。遗著包括《圣教源流》(四卷)、《总牍念经》(二卷)、《念经劝》(一卷)等。

(2)利类思(Louis Buglio,1606—1682),字再可,生于意大利西西里。1622年1月29日入耶稣会,崇祯十年(1637)入华,次年冬应宁波教徒朱宗元之邀到鄞县传教,领洗15人。1640年派至四川传教,有开教之功,1682年10月12日卒于北京。利类思译著比较多,其中著名的有译自阿奎那《神学大全》的《超性学要》(未完成),译作《弥撒经典》、《七圣事礼典》、《司铎课典》等都相当重要;其著述主要有:《西方要纪》介绍西欧几个主要国家的风俗人情,乃利类思、安文墨、南怀仁答康熙之问所编;《西历年月》为中西历对照的历书;《狮子说》则是葡萄牙使者向中国皇帝进呈非洲狮子而特作此书;《进呈鹰说》介绍动物学知识及欧洲猎鹰驯养知识。后两者为最早传入的西方生物学知识。

(3)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1574—1659),字演西,葡萄牙籍。1592年入耶稣会,1610年入华,因在杭州主持教务的费乐德于公元1629年被派往开封,阳玛诺则负责宁波教务。1639年又从杭州到宁波传教,逗留6天,领洗数人。1624年任中国区耶稣会副区长,曾先后在南京、上海、南昌、福州等地传教,1659年3月1日在杭州去世。著述主要有:《圣经直解》,用中文古文体撰写的圣经解释本;《天主圣教十诫直诠》,内有佟国器和朱宗元的序文;《景教碑诠》,用中文对西安发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作诠解,针对其中的教义部分作研究,是西洋人研究此碑的重要著作;《天问略》,本书是关于托密勒天文学说的解释,问答式体裁,并附有大量图解,《四库全书》有著录;译著《轻世金书》(四卷),该书被中国教徒视为仅次于《圣经》的重要宗教书籍。

(4)孟儒望(Jean Monteiro,1603—1648),字士表,出生于葡萄牙波尔图。1620年入耶稣会,1625年赴印度,在果阿完成学业,任修院教习,又到澳门修道院教授哲学三年,神学二年,并担任院长。崇祯十年(1637)入华赴江西,1639年到浙江,1640年到宁波传教,经他领洗的有560人,其中多仕宦人员。他在宁波传教多年,颇有业绩,1645年离开宁波去澳门管理华人教务,后在印度去世。著述主要有:《天学略义》,于1642年宁波刊印,朱宗元作文字润色,本书共十一章,是宗徒信经的诠解;《照迷四镜》,1643年有宁波刻本,前有张能信、姚胤二人序,此书又名《天学四镜》;《辨敬录》,主要讨论真与伪的崇拜和真与伪的敬礼。

(5)毕芳济(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字今梁,意大利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抵达澳门,1613年到北京,天启二年(1622)到上海,在附近传教,1643年他多次到宁波传教。著述主要有:《灵言蠡勺》二卷,乃其口授,徐光启笔录,1624年上海嘉定刻本,本书是论述天主教所称“灵魂”的哲学著作,是上海地区最早出版的天主教书籍;《画答》是一本关于绘画知识的书;《睡答》关于睡眠问题的书;后两者都为问答体,除去生理知识和讲卫生外,还伴有哲理警世之意味。明永历三年(1649)去世。

(6)卫匡国(MartinMartini 1614—1661),字济泰,意大利籍。1631年10月8日入耶稣会,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来华,初来中国即在浙江传教,驻杭州,常来宁波,公元1648年首先在宁波城内建造天主教堂,在他所制的《中国新舆图》上说到当时宁波有很多教友。著述主要有:《中国新舆图》,大幅开本,165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此书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内有17幅地图,171页文字说明,一幅为总图,附录里有一幅日本国地图,其余15幅图依次是北直录、山西、陕西、山东、河南、四川、湖广、江西、江南、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省图,本书是当时出版的一部关于中国的最完整、最准确的地图著作;《中国上古史》于1658年慕尼黑出版,1692年被译成法文在巴黎出版。本书记载中国自古以来至公元纪年前的历史上的大事;《鞑靼战记》在1654年于荷兰安特卫普出版。本书记载鞑靼(满清)入侵中华占领全国的经过,也介绍了汉、满两个民族的风俗人情。此外,在朱宗元的帮助下,将苏亚来斯神父(F·Suarez)的著作译成中文,此项工作进行了两年多时间(1648—1650),后因卫匡国派往罗马而中辍。顺治十八年(1661)6月6日去世。

(7)洪若翰(Jean de Fontauy,1643—1710),字时登,2月17日出生于法国布列塔尼。1658年10月11日入耶稣会,在抵达暹罗后,葡萄牙阻止他们从澳门入中国,便决定于1687年6月19日乘商船前往宁波,1687年7月23日抵达,随后赴杭抵达京城。1702年,因无法继续传教,便赴舟山等待海船西归,此间专程到宁波往访郭中传,1703年3月1日乘英国海船离开,次年抵达伦敦,随后返回法国,于1710年1月16日去世。留存不少测绘、天文图、行纪、信札等资料。

(8)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字明远,1656年7月18日生于法国勒芒,1678年10月9日入耶稣会。与洪若翰同期抵达宁波,1688年2月7日奉召抵达京师,深得康熙皇帝器重,与张诚一起被留在宫中供奉。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奉命重返法国,邀请更多有学识的传教士来中国。1697年3月带着康熙赠送路易十四的名贵礼品抵法,其中有装潢精致的图书49册,1699年3月携带法王回赠的一套精美画集再次踏上中国土地,并带来10名优秀教士。白晋致力于中国古籍经典的研究,探索中国原始宗教的痕迹。通过对《易经》的研究,提出当时德国科学家莱布尼茨正在研究的二进制与八卦爻象有着共同之处,此发现引起莱布尼茨的高度重视。著述主要有:《几何原理》满汉文合编,供皇帝御览;《中国现状图解》和《一个中国皇帝的写照》,均于1697年巴黎刊行出版。后者将康熙和路易十四相提并论,两相媲美。《中法小词汇》,是用中文撰写的中国词浅解;《易经释义》,系对中国经典《易经》爻象的诠解,等等。雍正八年(1730)6月8日在京逝世。

(9)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字复初,10月10日出生于法国波尔多。1617年10月10日参加耶稣会。1685年被选为遣派赴华的6位科学家之一。李明应召抵达北京后,便被派往山西、陕西传教,1690年自南京去广州时,绘制了南京到广州的水道详图。在宁波逗留期间,经过观察和测量,绘制了宁波港入口处地图,又有《自宁波至北京和自北京至绛州的行程》,此路程图详细介绍途经的城镇、乡村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还附有暹逻到中国的航道图。著述主要有:《中国现状新志》,公元1696年巴黎出版,该书再版多次,并译成英、荷、意、德等多种文字流传,影响巨大。李明对中国文化颇多认同与赞赏,参与过“礼仪之争”的讨论。最后被洪若翰遣送回国,以告传教之艰难,1692年抵达法国转赴罗马,死于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