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开教与发展：宁波天主教概述（3）

崇祯十一年（1638），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ouis Buglio，1616—1684）应鄞县天主教徒朱宗元（又名维城，在杭州领洗）邀请到鄞县传教，付洗15人，多为读书人。此后，杭州常有传教士到宁波进行传教活动。朱宗元是位举人，在教义理论宣传上有过贡献，撰写过教义著作，本书后面将有详论。次年冬天，葡萄牙传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1574—1644）再度来宁波传教，深受教友的欢迎。阳玛诺在宁波逗留6天，付洗数人，阳玛诺曾任耶稣会中国区副区长，是当时传教士中最有声望的人物之一。翌年，葡萄牙传教士孟儒望（Joannes Monteiro，1603—1648）到宁波传教，并首任宁波天主教神父，建神父住房，历5年，受洗教友560余人，多有官吏。至此，明清之际的宁波天主教发展已初具规模。

此外，意大利人毕方济（Francois Sambiasi，1582—1649）自崇祯十六年（1643）始，多次来宁波传教。明永历二年（1648），意大利神父卫济泰（MartinMartini，1614—1661）到宁波传教，并建造天主堂，地址不可考，旋即为清兵毁坏。传教士还建造了圣母堂和传教士墓地。1659年，西班牙人马兰士来宁波，有关马兰士的其他情况，没有史料记载。由于明朝海禁与锁国政策，当时来宁波传教的耶稣会士，都是由杭州过来的，不是直接由海上而来。到了清朝，海上运行重新开启，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应中国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的邀请，向中国派遣的第一批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03）、李明（Louis Comte 1655—1728）、洪若翰（Jean de Fontauy 1643—1710）、张诚（Jean-Francis Gerbllon 1654—1707）、刘应（Mgr.Claude de Visdelou，1656—1737）等5人，从先期抵达的暹罗出发，搭乘广东商人王华士的商船抵达宁波。当时法国科学院正在进行测绘世界地图的庞大工程，也需要去中国和印度，但派谁去却是棘手的问题。南怀仁等传教士很清楚清廷所需的、受欢迎的人选，就是那些有科学技术知识和一技之长的传教士。这种要求又恰好暗合法国科学院绘图之目标，因此所选之人均被法国科学院授予“科学院院士”称号，法国国王又授予“皇家数学家”头衔，御赐各种天文仪器和贵重礼品，并供其年薪费用等，以满足各方面的综合要求。这5人在6月17日抵达宁波后，因等候赴京供职谕旨而逗留4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他们特别关心宁波教务的发展情况，并作了大量的考察，11月2日他们收到京城谕旨，11月25日启程到杭，1688年2月7日抵达北京。这是唯一一次从宁波登陆中国的传教士。

随着中国传教的深入发展，其规模也越来越大，重新设置教区及相关机构已成教会的当务之急。康熙三十五年（1696），罗马教会首次成立浙赣代牧区，首任代牧为多明我会士希波禄（Pierre d’Alcala），驻金华。清康熙四十年（1701）五月，法国耶稣会士郭中传（Jean-Alexis de Gollet，1666—1741）和利圣学（Charles de Broissia，1660—1704）自江西来甬，恢复由于各种教案而停止的教堂旧业，重新开辟教务。郭中传居住宁波20年，在现今药行街购买了一块土地，建筑房屋5间和圣堂1座，这圣堂就是后来的药行街教堂。康熙1722年12月20日驾崩，雍正即位，次年闽浙总督上奏因天主教煽惑人心，请求将全国各地的传教士赴京效力外，其余皆送往澳门，天主教堂改为公所。实质上是禁止传教。雍正本来就不喜天主教，于是下令禁教废堂，宁波教务中止，药行街天主堂被充当民房或开设店铺，教徒幸免于难者也不敢抛头露面，直到百年后传教事业才重新开启。

四、鸦片战争以后

鸦片战争签订《南京条约》后，宁波成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道光二十二年（1842）5月2日，法国遣使会传教士顾方济（Franceis Xavier Timothey Danicourt，1806—1860）到达舟山定海，岛内并无信奉者，他只好借居英国军官的私人住宅，重兴天主教。次年，浙赣代牧区主教法国人张树德（Franciscus Alexis Rameaux，1802—1845）抵达宁波巡视教务。代牧区是罗马教廷划分的基督教事业的管理区域，1659年在交趾（现越南境内）成立代牧区，浙江、福建、江西与广东等省的教务归其管辖。1680年在福建成立代牧区，兼管浙江等省的教务；1687年浙江和江西合并组成代牧区，1696年浙江省自成代牧区，1710年浙江教务划归福建代牧属管理，1838年浙江与江西再次合并组成代牧区，张树德成为首任代牧。1844年法国与清廷签订《黄埔条约》，是年11月11日，清政府批准对传教士、教堂和教友加以保护的条规，并在全国各地粘贴告示，法国来华传教士日趋增多，基督教开始兴盛起来。

（一）石伯禄时期（1846—1850）

1846年浙江与江西省各自成立代牧区，仍然由法国遣使会管理，3月26日，法国传教士石伯禄（Pierre Lavaissiere，1813—1849）为首任代牧，主教座堂设在舟山定海。在定海十字路建修道院，首批修生12人，租房开办育婴堂，收纳孤儿。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法国商人到达广东，称天主教劝人为善，并非邪教，要求解禁天主教，总督耆英据此奏报圣上，交各部议准，海口设立天主堂，允许华人入教。次年更是作了详细地规定，《教务纪略》有道上谕记载如下：

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二十五日奉上谕，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均已依议行矣，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经次所请，也应一体准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学习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其有籍教为恶召集远方之人，勾结煽惑或别教匪徒，假托天主教之名，藉端滋事，一切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仍照现规定章程，外国人概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区别，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根据这道上谕，原本属于天主教的旧址和房屋，核准事实后，除了已经改建成庙宇和民居的外，一律奉还给天主教，各省地方遵照实行。1845年6月，顾方济来宁波视察教务，并勘察禁教之前郭中传所建的药行街天主堂旧址，以便向宁波官府提出返还要求。是年10月，宁波地方官决定奉还郭中传的部分住宅。而教堂已作他用，奉还尚有困难。经过各方协调，顾方济以每年缴纳租金而获用教堂旧址，并订立契约，年限为一百年，有优先续订权，另外允许按照自己的要求予以改建或重修该教堂。

为重建药行街天主堂，顾方济在宁波、澳门等地发起募捐活动，丈量了原来的地基长约190尺，宽约56尺，并购买了北面路旁韩家房屋，1846年6月3日又买进地基若干亩，这样药行街天主堂的地基长300余尺、宽约70尺的面积，准备在内建造圣堂、教士住宅、学校等。是年7月24日，为教堂的兴建等教务工作，顾方济离开舟山，来到药行街天主堂旧址居住。

1847年5月浙江首任代牧石伯禄来宁波巡视教务，并给予经费支持新教堂的建造。1848年2月15日法国大使来甬视察，又谋得左右两边的地基，随后又得一块住宅基地，顾方济利用这些新获的地基加建了修道院和收留老人和孤儿的场所。

（二）顾方济时期（1850—1854）

1850年12月22日，顾方济任浙江代牧，主教座堂由定海迁到宁波，搬入宁波府城药行街圣母升天堂。据记载，1852年浙江代牧区的领导机构成员有：代牧顾方济，客籍神父是罗神父（Claude Guillet，1811—1859）和冯伯德（Protais Montagneux，1825—1877），中国神父有冯方济、杨安德、李玛窦、傅道安、袁伯铎禄，另有一位董辅理修士（Louuis Charles Vautrin，1808—1852），都为遣使会会士。为了加快教堂的重建，顾方济将1850年澳门汇来建造孤儿院的经费用于教堂的建造，此外还多方筹集资金，12月30日赴香港、马尼拉筹措资金，经上海返回。咸丰四年（1854）教堂建成，但遗憾的是次年便倒塌，只能再次重建，教堂的落成是在1866年底，定名为“圣母升天堂”。除了药行街教堂的建造外，顾方济还在江北岸建造小教堂。

在顾方济就任期间，还有两件事值得书写。道光三十年（1850）12月24日，法国遣使会总会长见中国传教事业的重要性，同时看到清廷对天主教采取容忍的态度，因此对其传教前途颇有信心，便寄出公函，请遣使会士传教区的领袖到宁波，讨论有关教区的问题，会议日子定于1851年8月4日。1851年9月8日至14日，在华遣使会主教会议在宁波隆重召开，法国巴黎遣使会总会长派遣第一顾问布素（Antoine Poussou）为特派委员、罗奇莱神父（Claude Guillet，1811—1859）为代表赴会，与会人员共30余人，8人为主要会议人员：他们是担任主席的布素、蒙古代牧孟振生（Joseph-Martial Mouly，1807—1868）及其副主教林安当神父（Simiand）、浙江代牧顾方济、河南代牧安若望（Jean Henri Baldus，1811—1869）、蒙古辅理主教孔主教（Florent Daguin，1816—1859）、会议代表罗奇莱神父、江西代牧副主教罗安当神父（Antoine Anot，1814—1893）。会议集中讨论了在华传教工作的问题，会议通过将遣使会的办事处（俗称账房）由澳门迁至宁波，仁爱修女会也由澳门迁至宁波，会毕，用拉丁文撰写了《致在华全体遣使会士信》，鼓励会士积极参与传教事业。

咸丰二年（1852），法国仁爱会首批修女10人抵达宁波，姓名、出生等均不可考，她们建立了中国第一座仁爱会修女院，并造办普济院、施医局等，负责传教事业，救助老人与孤儿，对宁波传教事业作出了贡献。1852年6月，在顾方济的主持下创办仁慈堂，由仁爱会修女管理，堂址在南门外（今汽车南站附近），1856年移至药行街，1870年专收女孤儿，江北岸小教堂收男孤儿，一直到1950年9月被新政府接管，内设有孤儿院、婴儿间、寡妇院、慕道院、工作间、纺织厂、诊所病房、女校等等，由10多名仁爱会修女负责打理。

（三）田嘉璧时期（1854—1870）

1854年5月15日，罗马教廷命江西代牧田嘉璧（Louis Gabriel Delaplace，1820—1884）与浙江代牧顾方济相互调任，1854年6月12日田嘉壁从江西到任，6月23日顾方济离开宁波前往江西。田嘉壁开始驻定海，一年后回宁波，城区有教徒约150人。1855年7月6日上午3时，顾方济建造的药行街教堂突然倒塌，所幸当时堂中无人，没有造成人员伤害。根据顾方济的说法，有段时间因瘟疫流行之事，无暇顾及教堂的建造，导致缺乏监督的工人擅自主张，改变图样，招此大祸。当时确实有瘟疫发生，受灾最严重的是温州，宁波可能受牵连。教会对教堂的倒塌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结果显示，地基的性质了解不够，基础不稳固，应该是其中的重要原因。7月18日至20日，教区会议讨论重建，但因资金困难，只能作罢。

1857年巴黎遣使会汇款，加上教徒连年募捐的所得款项，到1862年终于可以讨论教堂的重建了。是年9月14日，田嘉壁主教在定海召开会议，决议重建教堂，将大堂的建造位置稍作修改。1865年8月动工，由冯伯德和赖鲁士监工。教堂的建筑类型为爱奥尼亚式，长约150尺，宽65尺，1866年落成，同时建造传教士住宅区。1918年重修过，1966年教会活动停止，1990年毁于大火，1995年重建，2000年竣工，成为现今药行街天主堂，外观造型为仿罗马式和哥特式的混合，内有千余座，钟楼高66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