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开教与发展：宁波天主教概述（2）
以上最简略地考察就可以看出基督教入华的“开启/中断”的双重变奏史，也就是说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结构体系中并没有占得一席之位，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面临着因政权更替、文化冲突、权力之争等种种因素的制约而变化，不经意间任何一种社会因素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基督教传入的中断，甚至在开启没多久就受阻夭折。对于基督教传教事业，本著作的态度并非一种冤屈式的同情，或者希望其宗教方面更能持续发展，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观察与思考。对比佛教在中土的传入和发展，基督教显然是不成功的。准确地说，难比佛教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其中原因纷繁复杂，可能存在着文化对接的缝隙过大，也许与中国统治者不信奉有关，还有各种社会权力的偶然因素，等等。笔者认为，究其根底还是因为作为一种宗教信仰的文化，最终的落脚点在于灵界层面，信仰冲突是一种灵魂的冲突，是人心中最根本的、最内在的较量。
就以明清之际的天主教为例，对此问题稍加剖析，就能看出不少端倪。尽管在接触一种新的宗教文化时，首先是文化思想层面的碰撞，即其所宣扬的宗教观念是否被接受，但这并不是说，每个接受者都是经过文化思想层面上的深思熟虑而产生的，许多宗教信仰者并非文化知识人或者文化理性的思考者，信仰层面存在着大量的本能、感性以及家族、地区或者社会等生活圈子的认同与继承的直接性因素。在基督教入华史上，唐代的景教和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这两个时期更多的是这种直接性的宗教信仰层面，真正全面涉及到文化思想的交流冲突与理性思考的是明清时期的天主教传入。就此而言，直接性的天主教信仰因缺乏文化土壤而难以在中土普遍化，而明清之际天主教的传教路线基本可以定为文化路线，其策略是吸引士人阶层的认同，最终达到发展壮大的目的，其所作所为类似于佛教的传入，文化维度的天主教最终涉及到信仰维度，中土想将其作为文化维度来接收，而罗马教廷则希望以信仰维度传入，何况在宗教信仰上，佛教已占据中土的半壁江山，灵界冲突不可避免，有了信仰维度，才能让该宗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习俗规范、价值观念与精神追求，这才能使围绕该宗教而形成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落到实处，而不至于成为空中楼阁。在此，天主教作为文化维度、信仰维度和机制维度划分的意义才得以彰显出来，各方的焦点就在于人心的占有上，即灵界的控制上。
天主教的第三次入华有其自身的因素，一方面16世纪西方出现各种宗教问题，包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天主教会自身面临着分崩离析的状况，当时不少基督教徒纷纷脱离天主教会，成立新的教派，这些诸如路德派、加尔文派等新教派被称为“基督新教”，至此基督教三足鼎立：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的基督教就杂以新教，甚至以之为主要力量，这就是陈垣先生所称的“清朝以后的耶稣教”。换言之，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两者齐头并进，以后者为主，这与明清的天主教存在区别，而被冠以“耶稣教”的名称。从西方历史来看，新教的兴起满足了欧洲新兴资产阶级的各种要求，赢得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主张限制教皇和教会权力的观点，又得到了世俗统治者的支持。面对天主教的各种困境和新教冲击，罗马教廷不得不正视与改变，像耶稣会这种神圣事业和世俗事业两不相误、共同发展的做法便应运而生。而以哥伦布、麦哲伦为代表的航海家的探险事业，地理大发现，新航线开辟，以及航海技术的快速发展，都为天主教的改头换面提供了基础，他们依赖于海外传教事业的开拓来扭转萧蔷之祸所带来的失败局面。新教自然无暇顾及，只忙着内部发酵，攻占欧洲的地盘，等他们站稳脚跟，开始海外拓展已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事情。
从接受者来看，作为中国社会主流文化的儒学经过之前陆王心学的冲击和洗礼，其进一步的发展则面临着心性蹈空的危险，从而引发知识阶层的不满，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主张事功之学来加以矫正，而佛教则由唐代禅宗的建立，到明代发展出“狂禅”的思想，儒释道的三者合一并没有带来积极的能量，反而落入到一种空洞的困境当中，特别是作为知识士人立身之本的儒学已被严重的侵蚀和蹈空，袁枚的性灵说和李贽的童心说，强调自我之真，以之为是非而加以发展，虽说是明代资本主义和市民意识觉醒的反映，但更多的源自于儒释道文化的发展和逐渐合一的心性论。如何重新接续以前的儒学精神，冲破现实社会的障碍，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呢？在这种情况下，利玛窦等人悄然而至，天主教的传入为此提供了一次契机，使得一些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看到了一丝曙光。天主教至少在三个方面给予了某种启发：一是重新回溯儒学的源头。在文化思想走入某种危机阶段后，回顾过去再次出发，正本溯源而加以纠偏，开启文化的新方向；二是提供一种宗教维度的思考。传教士知识渊博，身正立范，身穿儒服，过着与中国士人一样的生活，将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引用大量的传统经典文献，多方面论证天主教与儒家的共同之处，提出合儒、补儒和超儒的理论主张，深得一些上层社会的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及杨廷筠等人的认同与赞赏。徐光启说自己“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臣（西方传教士）最真最确”，他们“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且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注：徐光启：《辨学书稿》，吴相湘编：《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22页。）看来传教士的人格魅力也是其一块响当当的招牌。第三是传播推行各种科学和实用知识，为事工之学提供有力的武器。传教士用数学、天文学、舆地学、物理学、机械工程和军事技术等当时欧洲的科技知识，作为传教的媒介，开拓了实用知识的基础和视野，使其真正有利于国家社会，此举吸引了不少知识分子。总之，儒学的再发现、宗教信仰及其规则的强调还有具有实用性的科技知识，所有这些都试图救治当时文化思想的救治和重新发展的根基。
第二节 宁波天主教的发展历程
依托于基督教入华史的简略介绍，我们稍加具体地阐述一下宁波天主教的发展历程。
一、唐朝时期
唐代聂斯脱利派经西亚传入我国，称为景教。在陕西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书写碑文的是“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吕秀岩是个书法家，在浙江任职过，景教与浙江的关系也就局限于此文献了。
二、元代时期
《元典章》（卷33）载：大德八年（1304），“温州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当本教户计（籍）”。元朝在全国各地设置也里可温教的管理机构，温州创立掌教司衙门，当为也里可温教的管理机构，可能兼主教驻所，因此元代就有天主教传入浙江，且离宁波不远。在泰定元年至二年（1324—1325），方济各会士和德理（Odoric of Pordenone，1265-1325），从福建泉州越过仙霞岭，乘船经过衢江、钱塘江抵达杭州，住在一位蒙古官员家中，从事传教活动，这位蒙古官员也是天主教徒，据记载这位传教士还曾到灵隐“呼猿洞”游览，与佛教人士辩论过轮回说。和德理的游记记载了各地的风土人情以及少量的在浙江传教的情况。另一位方济各会士马黎诺里（John of Marignolli，约1290—？）在至正三年（1342）抵达大都，至正十年（1346）经过杭州、宁波、泉州返回欧洲，之后撰写的《奉使东方记》完全没有提到浙江天主教的状况，真可谓惜墨如金。以上事实表明，在元朝浙江地区肯定存在天主教徒，也就是说天主教已经传入该地区，但其发展规模不容乐观，毫无影响力，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考虑到浙江地处边远，马黎诺里也就取道此地而已，而和德理的主要目的估计也只是来拜访作为天主教徒的在杭的蒙古官员罢了。
三、明清之际
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明代的沿海地区开始有传教士的身影。嘉靖元年（1522），随贸易商船而来的葡萄牙传教士来宁波甬江口双屿岛居住，经过20多年的经营，有基督教民1万2千人，其中葡萄牙人800，天主教堂8所，圣母无原罪大教堂1座，小教堂7处，医院有两所，市政厅一所，共有8名传教士，这8人的姓氏和经历均不详，还有检查员和审判员等若干人。《明实录》载：“浙江巡抚遂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遣都指挥卢镗、副使魏一恭等捣双屿贼……镗入港巷，毁贼所建天妃宫、营房、战舰、贼巢，自此荡平”。明朝军队摧毁了宁波府双屿岛上的葡萄牙人居留地，其中“天妃宫”指的就是那座圣母无原罪大教堂。葡萄牙多明我会士克鲁士（Gaspar da Cruz，1520—1570）的著作《论中国》（Tratado da China）与平托（Fernand Mendz Pinto，1509—1583）的《远游记》（Peregrinacao）都提到这件事，“计来剿者凡六千人，船三百艘，五小时即化乌有。”剿贼的规模挺大，一则可见对其的重视，二则也说明葡萄人的势力不容小觑。当时，双屿岛是个港口，类似于今日所谓的国际贸易中心。因浙江市舶司处置不当，导致日本各大诸侯之间的贸易内讧，明廷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关闭了双屿岛的正常贸易，但走私贸易却大兴起来，作为海上强国的葡萄牙也参与到双屿岛的国际贸易中来，且规模越来越大，各种不正常的现象频繁出现，如杀人越货，贸易纠纷和冲突摩擦升温，再加上地方势力的保护，海船战斗力的提升，种种不安的因素终于让明廷作出强行荡平双屿岛的决定。此次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位名叫帕雷拉（Lancelote Pereira）的检查员率盗贼约20人在附近一带杀人越货，导致中国官府的震怒，遂派兵尽毁此地，驱逐葡萄牙人，这次传教事业的覆灭，是商业贸易摩擦的连带结果。
双屿岛究竟在哪里？现有资料无法澄清。在戴才拉所著的《澳门教区》中记载了浙江代牧顾方济说到宁波药行街天主堂是16世纪葡萄牙人所建教堂的旧址。宁波药行街天主堂名为圣母升天堂，始建于1702年，1723年禁教时被占用，1866年重建，新中国成立后传教被限制，教堂于1953年被占用，直到1995年在教友的支持下又重建，形成现在的规模。这条资料也是转述的，缺乏确凿的证据，而且与双屿岛的传教有何关联也不清楚。这里，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双屿岛就指药行街区域或附近某地，即今日宁波三江口一带；二是双屿岛远离药行街，甚至有可能在舟山一带，但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当时的传教规模比想象的要大。假如顾方济主教所言不虚的话，那么第一种设想可能更符合事实。顾方济时期的主教座堂就在三江口一带，三江口也确实是宁波的中心区，三江（甬江、奉化江和姚江）汇流之地，适合贸易，至今仍有外滩，保留现代时期的原貌。现在已很难确定双屿岛的具体位置，也可能跟河道变迁或人工建设有关，其结果或被毁灭湮没或与陆地归并。再者，从传教史的资料来看，传教士都有意接续之前中断的传教事业，其中在旧址重建教堂就是重要举措。综上来看，双屿岛应该就在药行街附近一带。
宁波地处海边，是座贸易型城市，民众商业意识较强。出外做生意一直是传统的营生手段之一。出门在外的人视野开阔，阅历丰富，来往于各大都市，很容易接受新观念。因此，对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他们往往率先接触并信奉。宁波奉化西坞镇吴清村就有位名叫王方济（1585—？）的裁缝师傅，他于明天启四年（1624）在北京领洗入教，洗名方济各，入教时年龄40岁。1627年初他返回家乡，3月初带着北京受洗的证明到杭州，北京要求杭州派神父前往王家，为其家眷讲道施洗。恰巧，因南京教案爆发，传教士躲到杭州，使杭州及其周边地区，比如宁波鄞县附近，成为传教士的活动中心。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沈榷是这次教案的发起者，沈榷偏爱佛教，他于1615年到南京任职，就迫害传教士，并多次上书朝廷，列举天主教的罪状，其中包括不敬皇帝，不尊重中国文化，败坏道德秩序，并与白莲教勾结图谋不轨等等。朝廷宣布了天主教的罪状，不少传教士被逮捕，被押解至澳门。在教案发生的恶劣形势下，很多传教士纷纷避难到杭州，躲进明朝官员李之藻、杨廷筠的家中，数年后教案平息。崇祯元年（1628），杭州的葡萄牙教士费乐德神父（Rodrigue Figueredo，1594—1642）受王方济的邀请，同赴其家乡传教，在宁波他们受到热情的接待，王方济一家就有25人受洗入教。王方济成为第一个有记录的宁波天主教徒，而费乐德神父也成为宁波天主教的开教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