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彻底出局后大彻大悟：选对领导，站对队

一只白鹿引发的血案

如果说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之前各地的民变只是小打小闹、不够红火、可以忽略不计的话，那么，从至正十一年开始，元的天下真的开始天翻地覆了。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说大不大，由一只白鹿引起。有电影爱好的人，可以根据以下情节剪个片子，片名：《一只白鹿引发的血案》。

至正十一年（1351年）五月，元钦差贾鲁主持修治黄河，偶然看到河北白鹿庄首富刘福通家养了不少珍奇的白鹿，大为动心，于是派人去索要，不料刘福通有钱任性，一口拒绝了他。

敲诈勒索未果，钦差大人大为恼火，而且一想到刘福通家财万贯，更是坚决不会放过，修治黄河缺的就是银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白鹿和财产全给你没收，看你还拽不拽，于是派人抄起家伙去刘家打砸抢，将刘家夷为平地。

刘福通忍无可忍，冲冠一怒，与白莲教掌门人韩山童歃血为盟，决定效仿革命先贤陈胜、吴广一举揭竿而起，跟元朝干到底。

韩山童，栾城（今河北省栾城县，位于石家庄市东南）人，世代信奉白莲教，堪称白莲世家。其祖父因传授白莲教被流放到永年（今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县）白鹿庄。到了他这一代，他不但不思悔改，而且光荣地继承了家族使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长年累月地进行艰苦的宣传工作。其中最有名、最有影响力、最成功的一项广告，就是在一块巨石上刻了一尊只有一只眼睛的人像，配以文字“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后来这块石头被挖出来，广告效果显著，不但惊呆世人，还让他们下定了反元决心：既然天意都要灭元，那就顺从天意，反了！

韩山童还创造性地拟了句广告词——“天下将大乱，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又自称宋徽宗八世孙，本姓宋，为了避祸才改姓韩，大肆鼓动百姓造反。

堂堂土豪被土匪钦差欺负得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实在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是可忍，孰不可忍？欺人太甚！刘福通心一横：干脆，反他娘的！

刘福通于是与韩山童等召集一批受苦受难的百姓，杀白马黑牛宣誓起义，所有人头裹红巾，号称“红巾军”，韩山童作为创始人被推举为“明王”，任红巾军公司董事长，刘福通任副董事长。

然而，刘韩二人并不像《好汉歌》唱的那么豪迈潇洒——“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事实上，为了造反成功，他们做了相当多的准备工作，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幸的是，事情走漏了风声，韩董事长被捕，英勇就义。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造反事业才刚开始，董事长就壮烈牺牲，追兵，刘副董事长来不及惋惜和悲痛，只好带着韩董事长之子韩林儿奋力突围。

如果韩林儿知道十五年后自己将死于非命，估计这次死都不会突围了，反正迟早是死，还不如早点死，早死早超生。可惜，他不知道十五年后的事，所以从他最后的结局来看，其实就相当于老天给他判了死缓。

死缓第一步——突围。突围出去后，开始亡命天涯。为了分散追兵，避免被一网打尽，韩林儿跟着他的母亲杨氏逃往砀山（今江苏砀山，刘邦曾藏身于此）避难，刘福通则带领残余部队边跑边打。

刘福通带着残军剩勇边跑边打，连战连捷，兵锋所指，锐不可当。沿途百姓听说刘家军这么勇猛，纷纷踊跃投军。

而在北方濠州（今安徽凤阳）的郭子兴等人也都在此时举起红巾大旗遥相呼应（免费开连锁公司，不用交加盟费）。与此同时，一个叫徐寿辉的湖北罗田人也趁机聚众造起反来，红旗往肩上一扛，红巾往头上一戴，也充了一股红巾军，一口气攻下了湖广、江西等地多座城池，发展势头极为迅猛。另外有一个叫方国珍的黄岩（今浙江台州中部）海盗头子也相当嚣张，率领大批水军在海上兴风作浪，上岸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堪称混世魔王。

大乱既起，刘伯温心里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期待得到朝廷重用，以自己的兵法韬略扫灭各路反贼，匡扶社稷，救国安民。

终于，他的机会来了。眼看方国珍越来越猖狂，打也打不死，赶也赶不走，就像一只癞皮狗，朝廷恨得牙痒痒也拿他没办法。关键时刻，他们想起了刘伯温，因为素闻他满腹兵法谋略，闻名遐迩，不如用他来对付乱贼，于是第三度征召他出仕。

三次出仕又出局

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年初，刘伯温被任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第二年（1353年）又改任为江浙行省元帅府都事（相当于省军区参谋），辅助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石抹宜孙管理温州的驻防事务，平定浙东一带的反贼，尤其以方国珍为重点目标。

治国平天下的机会来了。刘伯温带着壮志未酬的不甘，决定这次一定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于是第三度出仕。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一次等待他的又是失意。走马上任之后，刘伯温对官军丝毫不抱希望，干脆自己组建民军（类似于清朝后期的地方团练），筹集粮草，几次用计打败过方国珍，击败过徐寿辉手下的太师邹普胜，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刘伯温向朝廷提议巩固沿海防守，步步紧逼方国珍，把他往死角里打，打得他退无可退，一举歼灭之，但行省左丞彻里帖木儿对此持相反意见，想对方国珍招安，刘伯温强烈反对，说了一句让方国珍后来听到都胆寒的话：“方家兄弟是首乱分子，必须斩杀才能以儆效尤！”（方氏兄弟首乱，不诛无以惩后）彻里帖木儿在刘伯温的坚持下只好妥协，决定继续追剿方国珍。方国珍得知后大为惶恐，因为他跟刘伯温交手过几次，次次都被打得满地找牙，最怕的就是刘伯温，于是派人以重金贿赂刘伯温，不料都被他严词拒绝。

方国珍眼见刘伯温不买账，干脆砸重金走了朝廷的后门，让朝廷对他招安，并要求朝廷严惩左丞彻里帖木儿和刘伯温。

方国珍如愿以偿，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朝廷罢了彻里帖木儿的官，指责刘伯温“擅持威福”，也免了他的官，并把他拘留在绍兴。

从此，刘伯温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羁管生涯，相当于被软禁。刘伯温万万想不到，自己只想尽忠职守为国家好好做点事却屡遭打击，一再被人陷害，心情郁闷失望到极点，一度吐血数升，本想一死了之，恰巧被人劝阻：“如今朝廷是非不分，你因为这件事就这样死了不值啊！况且太夫人还在堂，夫人和孩子都需要照顾，你如果死了她们以后依靠谁呢？”

此时，刘伯温的老婆陈氏在一旁抱着次子刘璟边哭边劝他不要想不开，刘伯温这才慢慢恢复了平静。

从悬崖边上退回来的刘伯温渐渐冷静下来，对朝廷依然抱有最后一丝希望，希望朝廷还能继续用得上自己。

机会终究来了。不过，这是最后一次。

四次出仕彻底出局

两年后，也就是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农民起义军如雨后春笋，朝廷开始改变政策。江浙行省又起用刘伯温，恢复原职，让他负责剿捕山贼，与行省院判石抹宜孙共同驻守处州。

次年（1357年），经略使李国凤上书朝廷为剿贼有功之臣表功，其他人的功劳都一字不落地全都写了进去，唯独对刘伯温只字不提，结果朝廷下旨改任刘伯温为江浙行省总管府判，禁止他参与军事指挥。

当刘伯温得知消息的那一刻，对朝廷彻底绝望：自己尽心尽力办事，偏偏总有人和自己过不去。朝廷是非不分，黑白不明，到底是为什么？自己还有何理由继续效忠？

刘伯温不明白的是，这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李国凤是朝廷官员，朝廷中的很多人已经被方国珍用钱收买了，李国凤也在其中，拿了钱自然要为方国珍排忧解难。

江浙行省总管府判，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浙江省军区司令部秘书长，负责处理内部公事，没什么实际权力。这么一来，刘伯温就失去了剿灭反贼的权限。没有权限，就等于被废了武功。别人打得火热，你就只能在旁边乖乖看着，插手不了。

没意思了，真的没意思了，刘伯温彻底绝望，再度辞官回家。至此，刘伯温一共出仕四次，算起来，除了第三次是被罢官，这一次是刘伯温第三次辞官。刘伯温第四次出仕最冤枉，明明剿贼有功，也没有得罪任何人，偏偏被人穿小鞋，官降了，权没了。如果要让刘伯温对自己在元朝的四次当官经历做一个总结，他应该会有这么一句：漠视官场规则，不愿改变自己的原则，只能被官场淘汰。算了，元朝的官不干了，回家好好闭门读书，休养生息。转眼到了至正二十年（1360年），刘伯温刚好五十岁。五十岁了，一眨眼五十岁了，半截身子都入了土，仍然一无所成，此时刘伯温的心情，只能用赵本山小品里的那句台词来形容：“悲哀，实在是悲哀。”五十年的人生就这么一晃而过，除了前二十年读书求学，后三十年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恶性循环——当官，辞官，再当官，再辞官，再一次当官，再一次辞官。

很好玩吗？很不好玩。有意思吗？很没意思。五十而知天命，是时候该清醒了。为了一个昏君当道、奸佞当权、不辨黑白、不重用人才的朝廷，一次又一次想要去为它匡扶社稷，自己却落得如此下场，真的值得吗？

刘伯温开始真正沉淀下来，思考总结自己的前半生，最终得到的感悟是：白白浪费二十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怎样的人生啊！

二十几年，对于一个胸无大志的人而言，混一天是一天，眨眼即过，然而对于一个满腹韬略不得施展的人而言，却是实实在在的虚度和煎熬。二十几年来，刘伯温郁郁不得志，相当忧愤。

人生“三立”到目前为止，只立了德，没用。立功没办法了，那就凑合着先立言吧。

于是在第三度辞官后隐居青田的日子里，刘伯温满怀苦闷写下了《郁离子》一书，取“后世若用斯言，必可抵文明之治”之意。

当他放下笔的那一刻，他终于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大元就要完了，再也没必要保它了，由它去吧。立功什么的也见鬼去吧！放下执念即是放过自己。

立功很遥远，立言永流传。他做到了。此书传世七百年至今，仍然在不断翻印、重印，并且被翻译成多国文字行销海外。此书的意义，想必很多人都知道：不仅是一部文学经典，更是刘伯温治国安民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明朝建立后，刘伯温进献的很多治国之策，大抵未超出此书思想范围。

此书著成后不久，出乎意料的是，他的立功事业即将开始，他的人生轨迹即将发生彻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