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们的理想不被左右（6）
我们离开老易家的那一天是端午节。老易依旧穿着那件白汗衫。两天熏陶下来，我们已经迷上了他的音乐。临走前，我们请他为我们放一张他自己最喜欢的碟。他从楼上的房间里，拿出了一张20世纪70年代卡朋特乐队（Carpenters）的黑胶碟，像对待稀世珍宝似的用刷子轻轻拭去碟上的灰。当卡朋特的声音随着碟机的转动流淌出来时，老易眼神温暖，这令我们想起第一天晚上他说的话：“音乐就是信仰。”
我们忽然想到了一个严肃的问题：“没有了老易的雨果怎么办？”
“不要说这么沉重的话题嘛！”当我们将这个问题抛给老易时，他这么回答。老易说他曾经试过收徒弟来传承，但后来两个徒弟都去当了老板，“赚得比这行多，自然就走了”。
临别时，老易又回忆起小时候听新加坡有线电台的情形。他反复对我们说：“对于民乐，中国需要德政。”他告诉我们，之所以他会在新加坡听到中国民乐，就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对民乐有德政。“所有在中国内地出的唱片都会通过一个叫‘艺声’的公司传到海外。”他认为，现在政府方面为民乐做得太少了。
“那你是在为民乐的保护做贡献吗？”我们问他。
“我没有那么伟大。”他回答。
“你有目标吗？”
“我对自己没有目标。”
“就是录一张算一张？”
“这么说不对。我从来没有算过多少张，只是尽可能地做好每一张吧。”
朱清时：坚持与妥协
朱清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去行政化”，自主建立一所像香港科技大学一样独立的研究性大学，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大学精神。出乎意料的是，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得他和南科大成为了挑战教育部和现有教育体制的符号。
秦蓁蓁
5月的深圳，气温已将近摄氏30度。
房间里没有开空调，66岁的朱清时还穿着长袖衬衣，外加一件夹克衫，腰上还缠着一条宽宽的保暖护带——他有肾结石，总是感觉腰寒。他的嗓子哑了，每说10分钟就要咳半天。
自从当了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校长，朱清时就再没跨进过体检中心的门。“体检对我没意义，检出来有病我也不能休息，没有别的选择。”
朱清时与人交谈时一直语调平缓，尽量避免直接谈论南科大与教育部的冲突。只有一次，他有些激动，是聊到四川的美食。
身为成都人，朱清时自然偏爱川菜。饭桌上，他和几位学术界的朋友谈起中国的美食文化，聊到川菜这几年发展得不错，菜品更新得很快。其中一位打趣说：“那是因为中国没有餐饮部。”朱清时深感赞同：“没人管餐饮，大家的创造力就都发挥出来了。倘若有一个餐饮部，拥有支配资金、评定优劣的权力，那它就会设定各种指标，要求大家都跟着它走，就像教育部一样，它控制了一切。”
2009年，深圳市从100多个候选人里选中朱清时做南科大校长时，朱清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去行政化”，自主建立一所像香港科技大学一样独立的研究性大学，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大学精神。出乎意料的是，后面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使得他和南科大成为了挑战教育部和现有教育体制的符号。
“行政化是我们国家多年来形成的高度统一的体系，深入到每个角落。不去行政化，祖国的高校就一点活力都没有。”说到这里，朱清时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不过，他马上又自我安慰：“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招生方案已经报上去了，前期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我今天也没怎么说教育部的坏话，应该不会受影响。”
显然，朱清时正在慢慢变“圆滑”。
与2009年他上任后曾经猛烈抨击中国教育体制的弊端，坚决抵制教育部的诸多规定不同，现在的朱清时正学着收敛自己的性格，去妥善处理一些关系——他似乎在用妥协与隐忍换取南科大更长久的未来。
保守但更稳妥
2010年，面对现有教育体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曾推断过南科大三种可能的发展方向：一是逐渐被给予招生权、授予学位证；二是任其发展，成为非学历的教育机构，但可以与国外的申请入学机制接轨，被国外承认；三是国家为其自主招生自授学位创造条件，建立新的学历认证体系。
“最后一种其实意味着改革，但是目前没看到可能性。南科大自己想走第二条路，但是又不被允许。现在看来，国家似乎想让它走第一条路，慢慢收编进现有体制中。”
对此，朱清时当时的回应是：“我做了快两年，想突破的就是教育的现行体制，回到一元体制内没有意义，办一所体制内的大学就不用我来了。”
然而，南科大还是回到了体制内。
2012年4月24日，教育部同意建立南方科技大学。这意味着筹备达5年之久的南科大终于有了合法身份。在同意南科大建立的批文中，教育部要求南科大“遵守基本的教育制度”。
在朱清时看来，所谓“基本的教育制度”，就是高考。南科大想走的教学模式是全球通用的教学模式，即高校有充分的招生自主权，但中国特色的教育制度就是高考，高考在全国招生中是有主导地位的。
回到了体制内的南科大显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5月29日，南科大的招生计划获教育部正式批复。随后，南科大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招生方案，称此次报考南科大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录取成绩由三部分组成，学生高考成绩占60%，高中阶段的平均成绩占10%，南科大组织的复试成绩占30%。朱清时说，这个结果是南科大与广东省教育厅和教育部在沟通之后，“勉强达成的一致意见”。
因为5月29日才拿到教育部的正式批复，很多省份都提前填报了志愿，所以南科大今年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招生，只能在8个还未填报高考志愿的省份招生，分别是广东、山东、四川、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和福建。
南科大现在把招生的标准设置为：考生只有高考成绩须达到一本最低控制线才有机会进入南科大。学校自主命题的复试主要是考察学生的记忆力、想象力和理解力。举例来说，记忆力主要是考察考生对一连串数字，毫不关联的文字、图像的瞬间记忆情况。想象力则是提类似“生活中，一支钢笔除了写字还有什么用途？”等问题，考生能答出七八项即为合格。洞察力的考试可能是给考生一连串的数字，如果他们能发现其中的规律，就能写出下一个应该出现的数字。
南科大将在所有符合筛选条件的考生中，择优录取180人。新生沿用上一届的教学模式，前两年只学基础课，不分科，三年级时可自选专业。据悉，南科大拟设物理学专业、化学专业、生物信息学专业、生物技术专业、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专业六大专业。按照南科大的招生简章，该校为本年度招收的全体新生设立了奖学金，每人每年6000元，连续4年，可抵消学费。学生还可协助教师进行科研工作，并获得每年1万～2万元的生活补助。同时，这180人毕业后还可获得教育部统一颁发的文凭。
南科大如此“转正”，被很多人形容为“招安”，违反了学校创立的初衷。一个多月来，朱清时不得不在各个场合反复解释自己的想法和立场。
朱清时认为“招安”的说法太夸张了，南科大坚持的改革初衷并没有变化。实际上，在高考的基础上，拥有一定程度的复试自主招生权，也是一种进步。转正之后，南科大在合法平台上做改革可能更容易一些。有些冲突，硬碰硬是不行的，采取一种更灵活、柔性的策略绕过去，效果最好。
“在中国教育制度上，我们是迈进了一步。（我）当初的想法可能不是很成熟，现在的想法比过去保守了一些，但是也更稳妥了一些。”朱清时说。
困卦
深圳一直被称为是中国改革的“桥头堡”，教育改革也不例外。
2007年，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深圳市政府在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决定，“倾全市之力”打造一所创新型大学，其使命是“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挥先导和示范作用、探索建设现代大学制度”。
2009年，深圳市从100多个候选人里遴选朱清时做南科大校长时，他并没觉得这是件多难的事情。曾经的“深圳速度”——深圳市政府的改革效率——给了朱清时很大的信心。“南科大是一张白纸，我可以在这张白纸上做新的机制建设，把过去当大学校长没有进行下去的改革在这里进行下去。”
朱清时只和深圳市签了5年的合同，家也一直没有搬过来。他单纯地认为，大学教育的问题在哪他是知道的，该如何去做，他也知道。何况，他提出的校长兼任党委书记的条件，深圳市政府也答应了，这一点确保了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建立一所区别于国内现有高校，完全由教授治校的高水平大学。他认为5年的任期差不多够他搭建起一个新机制的台子了，“自己年龄大了，早点干完可以早点回去”。
只是他没想到，从入住深圳市迎宾馆的第一天起，他就像被困在了一个局里。朱清时用《易经》来描述这种处境：“中国《易经》中间有一个卦，叫困卦。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改革，但是处处都碰壁……总的感觉就是困。”
第一个困卦是资金。第一天上班，朱清时说要买台计算机，工作人员告诉他：“买没有问题，但要两个月的时间。”新校长被吓了一跳，他对在深圳买一台电脑的过程简直无法理解——报计划、审批、招标、批量购买、分配，这些手续一个都不能少。
修房顶的事情同样让人无奈。2010年1月，南科大筹备办公室全面接收原南开大学深圳金融工程学院作为南科大（筹）启动校区。验收时有人报告，教学楼楼顶漏水，朱清时想都没想就吩咐明天找人来修。然而，这一行动却拖了一个多月没有动静，下属说维修需要经历评估、报计划、审批、招标……这一绵长的行政链条之后才能进行，其结果便是“几个月以后才开始正式修房顶”。
“要是这么做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希望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学校建好。”这就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深圳速度”吗？
朱清时有些恼火，就跑去跟深圳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理论”——那时候，朱清时与深圳市的关系还处在“蜜月期”。
“大家都觉得，中国这么大，中国的教育这么复杂，让一两个学校，特别是像深圳特区的南科大做做试验，不是一件坏事。我们大家都讲理，市领导也很支持，开了几次协调会，明确表示，（对）南科大要坚决支持，好多地方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买东西也快了。”2010年10月，朱清时拿到了深圳市批复的第一笔机动资金，没到一个月就都用完了。“光图书馆就花了四五百万。图书馆买什么书，哪位官员能够提什么意见？完全是学校自主决定的。”
朱清时遇到的第二个困卦是南科大的名分问题。1986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是中国现在大学建设的基本法。该条例第17条规定：“设置普通高等院校的审批程序，一般分为审批筹建和审批正式建校招生两个阶段”，其中，仅仅要满足获批筹建的条件，就需要在校生规模不少于5000人，图书不少于6000册。而且从筹建到正式建校招生，需要1～5年的时间。由于南科大的特殊性和条例的限制，教育部对南科大筹建工作的批复迟迟下不来。2009年9月15日，中央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来到南科大新校区施工现场，明确指出南科大“未批先建”。
同时，针对南科大的校名，有人提出，教育部规定新建高校不得使用“中国”“南方”等字样，南科大应改名为深圳科技大学。朱清时在中科大当了10年校长，还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条例和规定——而此“指控”绝非深圳市政府能够解决。
朱清时感觉自己上了一辆向错误方向飞驰的列车，想跳车已经来不及了。他唯有利用自己的能量想办法化解这个危机。
那段时间他频频接受媒体采访，宣传自己的改革理念，强调南科大的既有名称。2009年年底，参加澳门大学新校区奠基仪式的时候，朱清时与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进行了一次长谈，据说取得了对方的支持。
20天后，在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问朱清时：“你最近是不是去深圳搞了个南方科技大学？”合影留念时，他又把朱清时拉到身边，仔细询问南科大的情况。“总理都叫南科大了，肯定也不能改叫其他名字了。”朱清时松了一口气。
简单的卦容易解，但随着南科大事务的推进，朱清时遇到的困难越来越多，能帮他的人却越来越少，慢慢地就变成了只有朱清时一个人去“啃骨头”。
对于南科大来说，唯有招生，教育改革才能真正启动，但教育部的批复却杳无音讯。深圳市政府也曾为落实南科大的招生权“经常去教育部”，但朱清时无从获知双方交流的信息，因为他们从不带他去。他暗忖，“自己这个校长毕竟不是市政府系统选中的，没有亲近感”。
这时已经是2010年10月份，再拖下去，自己任期满了，也许还没招到第一届学生，那改革的意义在哪里呢？朱清时觉得，“与其这样等下去，不如放手自己干”。
2010年12月8日，南科大举行首届教改实验班招生说明会，宣布正式启动自主招生计划，首批招收50名已完成高二学业的优秀学生，作为教改实验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