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结：社会文化身份与经济地位关系的暧昧性

从上述贫穷观念及社会身份等级的相关历史变化中可看出，贫穷观念的变化或贫民阶层的被认定，并非单纯为经济问题，也是社会等级与文化地位认同的问题。自上古至五代，“贫”与“贱”之间有较清楚的界线，经济地位不轻易与社会文化地位混淆，于此时，除了宗教团体为了宗教原因而举办的慈善活动，我们不见俗世社会举办同类活动；到宋代，我们开始看见“贱民”得到法制上的局部解放，换言之，“贱民”作为社会身份的意义已没有前代的鲜明，就在这个时候，另一社会类别的轮廓开始清晰：贫民阶层，宋代政府也制定了一连串济贫的政策，这些政策后来成为明清民间慈善组织的蓝本。

不过宋代社会经济两种身份关系的变化有其局限，主要的原因是“士”于此时获得前所未有的崇高社会文化地位，可以说儒家的理想，透过科举制度的进—步落实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实现。就是说，对“士”的文化身份的确认，肯定了经济身份与文化社会身份的差别：士可能贫穷，但是在社会上他仍是最值得尊敬的。因此，宋代的经济发展对原有的社会等级制度的冲击是有限度的。

宋以后另一次经济发展的高峰在16世纪的明代。此次的发展对社会等级制度的冲击就更为严重。可以说，经济身份与社会文化身份中间的界限更为模糊。此时不但“贱民”因新的财富得到进一步的解放，而且科举制度发展到明中后期已无法再提高“士”的地位。因此无论在社会上层或下层，原有的身份等级制度受到空前的侵蚀。有关这个发展，第二章有更详细的描述。而“贫穷”（与“财富”）之成为重要的道德问题，即发生在这个关键的时代。而明清时代的慈善组织的出现就主要为了尝试解决这个道德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此时的慈善组织较普遍地由民间主办。

社会身份制度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在清中后期更为明显。这个危机，尤其影响了下层儒生，当时诸如惜字会、清节堂、助葬会等新的慈善机构大量出现，多与下层儒生的社会文化地位受到重大威胁有关，而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慈善组织，也充分地反映了当时主流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本书第五章及第六章将详细讨论这些问题。

在更深入谈论明清时代的慈善机构之前，让我们先简略地回顾一下明中期以前具体的社会救济活动，以便更突出16世纪以来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