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所用资料

本书主要用的是方志资料，但除外也用了大量的文集、官箴、其他官书等资料。

众所周知，没有史料是完美的，或者说没有史料能百分之百地告诉我们所谓的历史真相。本书所用的主要是文字资料，换言之，这些资料均受制于写作人的主观立场，而每类史料的作者总有盲点。如方志资料绝大部分是官方的地方史料，因此内容倾向“正统”史料，如为官方所接受的政治史、制度史，在人物方面，则着重历代的地方官及在主流社会有名望的地方精英等；而文集的作者主要是受过相当正统教育的文人，因此他们的意识形态也限制了他们的视野及思维，他们的写作内容也因而往往有所偏颇，例如爱谈论各种怪诞事物，如男变女、怪物作孽等异事，但却极少记载具体社会边缘的现象；至于官箴与官书的限制也就更明显，这些文献单纯从官方立场看社会，后者则更是纯粹的官方资料。

不过虽然如是，利用史料的人如果能意识到史料本身的限制，则这些材料仍有极高价值；地方志虽不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框，但是其中还是包涵了仔细的及较全面的地方史资料，本书所谈的善堂资料，清代部分即主要来自方志。其中尤以江南方志史料价值最高；举凡善堂的创办时间、经过、负责的人、规章等，江南方志多有详细的记载。无论在资料的准确性、丰富性而言，江南方志比其他地区方志的水准要高，这也是本书的分析部分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料的主要原因。但是至于善堂的日常运作记录，如乳妇哺育婴孩的问题、卫生医药问题、领养的情形等等，方志就只字不提。要到清后期的个别善堂志才有这方面的资料，如藏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江宁府重建普育堂志》（1871）及《江宁府重建普育四堂志》（1886）、藏于东京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洪江育婴小识》（1888）、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海宁州城重设留婴堂征信录》（1891）等是笔者曾利用的资料，但它们记载的事实都很晚，而且与同期西欧救济院的记录册比起来，还是不够详细。

而文集由于内容多样化，往往补充了方志不足之处，尤其明末清初的善会善堂，以及溺弃婴等资料，主要在文集中得到；文集的资料长处在于接近真实，如清初文人唐甄描写有关苏州育婴堂的情形、魏禧描述扬州育婴堂及其他善局的成立经过，都比方志来得具体，并且生动自然。可惜的是一般明清文人对善堂兴趣欠缺，所以有详细相关资料的文集并不多。

官箴的资料类似方志，如清初黄六鸿著名的《福惠全书》，书中即有地方官应如何推动育婴堂的资料，但较缺乏真实情形的记载。但官箴有一优点，那就是对官绅关系特别敏感；由于这类文献的作者多是士绅，他们主要的关怀之一是如何拉拢背景相同地方绅衿富户，而又不失代表中央的身份，因此文献中常见官民关系的材料。本书在第四章中即用了不少官箴资料来分析问题。

至于官书如实录、起居注、会典、会要等等都是提供具体史实的史料，尤其是财务方面的资料，《清会典》、《钱谷备要》、《户部则例》等官方文献均载有一些善堂的财务情形，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央如何资助不同地方的善堂有相当的重要性。

明清时期住在中国的西洋人已不少，而且其中记录他们所见所闻的亦不在少数；尤有进者，这些外国人与中国文人的触角不一，兴趣也相异，视野自然不同；例如他们会较注意社会边缘的各种现象；所以在外国人的游记中，我们可看到有趣的资料，如明末清初耶稣教士对中国溺婴及育婴堂等均有描写，其中一个清初法国耶稣会教士更翻译了《福惠全书》有关育婴堂的一段，并加上自己的观察，甚有意思；而清中后期来华的传教士也不缺对中国善堂有浓厚兴趣的，如英国的William Milne，即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大量的善堂资料，也补充了中国文献的不足。

最遗憾的是，明清通俗文学对社会的贫病弱者等边缘人完全忽略。明清文学史上没有一个像英国狄更斯的作家，对孤儿弃妇感到同情及兴趣，生动地描述孤儿院内的生活。清代的慈善机构数量及种类极多，并维持了两百多年之久，竟没有引起任何文学创作者的兴趣，也确是奇怪的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本书极少利用文学作品作为史料。

总之，笔者尽量利用各类史料，将明清善会善堂的历史重建起来，但史料是永远看不完的，遗漏无法避免，尤其是江南地区之外的史料。有关善堂的问题，也当然远不只这本小书所论及的。本书所忽略的课题，必然还有不少。如果这本书能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让他们继续发掘相关的问题，使得明清社会的面目更为明朗，那是本书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

[1] 最早成立的西方教会慈善机构之一是上海青浦县的育婴堂，据徐家汇所藏《江南育婴堂记》所述：“江南教会自道光末教禁初开，即多建育婴公所，而以青浦县之蔡家湾为最大。”（卷二）有关19世纪中以后中国本土善堂与洋办善堂的竞争，可参看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1984，289、315、396、397页。

[2] 有关最近文化史研究的发展，可参看Hunt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