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发展伦理学的范式转换与建构(7)

（四）发展伦理学的选择论建构

从发展伦理学的总体格局看，发展伦理学首先兴起于美国、英国这些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可思波等学者认为发展伦理学可以并应该对发达国家本身的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但从发展伦理学的实际运作看，其主要研究对象仍是发展中国家，其主体研究力量是发达国家的学者，其核心理念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在西方所兴起的价值理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逐渐兴起发展伦理研究，但毕竟这种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我们认为，应该构建一种具有综合性、过程性，由具有不同文化特质的发展伦理学“具体样态”组成的发展伦理学“学科生态”。

从学理上认识、确认发展伦理学自身的可选择性，是构建发展伦理学“学科生态”，推进发展伦理学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明确发展伦理学自身的可选择性，也就是明确：其一，发展伦理学具体学科样态的多样性；其二，不同文化主体建构不同形态发展伦理学的合理性；其三，发展伦理学本身随着时代变化而转换的发展性。发展伦理学本身的可选择性，是作为选择论的发展伦理学具有反思性、“反自身性”的重要表现。确认发展伦理学自身的形态多样性、可选择性，是从深层次上确认不同发展主体文化主体权、理论话语权的内在要求。明确发展伦理学本身的可选择性，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生态关系”。

第一，“用伦理理解发展”与“用发展理解伦理”的生态关系。目前的发展伦理学往往更加注重用伦理来评价发展，而相对忽视用发展来定位伦理，没有充分认识到发展伦理学本身的发展性，发展与伦理、现代性与发展伦理学的生态互动。其一，没有现代性的推进也就没有所谓的发展伦理研究，在本体论意义上，发展伦理学是对现代性发展问题的自觉回应。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化进程中诸多选择难题、选择困境的集中涌现，是发展伦理学兴起的根本原因。其二，发展伦理学的系统构建有利于我们全面认识发展本身的问题、趋势、规律。发展伦理学对价值向度的自觉强调，有利于我们确认一种价值与发展相统一的现代性推进路径。其三，现代性的多范式性、综合性，为发展伦理学学科生态的多样性提供了社会存在论基础；发展本身的阶段性转换，必然推动发展伦理学学科样态的生态转换。总体上，现代性、伦理学、可选择性三者的关系是：现代性是发展伦理学产生的本体论原因；现代性之可选择性是发展伦理学之可选择性的社会存在论基础；而多样、可选择发展伦理学“学科生态”的深层构建又会推进人们深层确认现代性本身之可选择性。

第二，发展伦理学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生态关系。目前的发展伦理学主要有三种范式，一是“理想范式”，以确认理想的发展目标、手段及其关系为特点，比如古莱的发展伦理学；二是“问题范式”，以揭示发展实践与发展理念为问题的特点，比如可思波与阿马蒂亚·森的发展伦理研究；三是“制度范式”，以揭示目标发展制度中的问题及倡导合理的发展制度为特点，比如克拉克的发展伦理研究。在《发展伦理学的范式研究》一文中，笔者认为，发展伦理还存在一个基础性范式：“规律范式”。“规律范式”的特点在于揭示现代性转换、发展的具体规律，从社会规律这个层面揭示现代性的问题原因及其解决方式。以上范式具体关联、历史互动，构成一个具体的、过程性的、可选择的发展伦理学“范式生态”。发展伦理学研究范式的可选择性，不仅表现在不同的发展主体、不同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要求对四种范式进行选择、综合，更表现在人们可以根据发展实际与学科推进情况发展新的范式。“范式学”意义上，发展伦理学的学科活力正源于新范式的不断产生，不同范式的生态互动。

第三，发展伦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生态关系。虽然，古莱、克拉克、可思波等学者都认识到发展伦理学本身的交叉性、跨学科性，但从实际发展看，发展伦理学呈现出一种比较强烈的体系化、固化倾向，基本上形成了以人性、自由、公正、平等等为概念体系，以世界贫困、国际救助、发展代价等问题为具体研究对象的发展伦理学体系。比如，可思波就认为，构建范畴体系，是发展伦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不抽象反对发展伦理学的范畴体系的独立化，但问题在于，当发展伦理学努力构建自身独立地范畴体系时，如何保持与其他学科的生态对话关系。如果没有了这种对话，从对话中产生的发展伦理学，如何继续发展？人们还能以此为基础反思不断变动的时代问题吗？显然，始终保持发展伦理学与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对话，是使发展伦理学保持活力，使其保持可选择性的重要基础。从发展伦理学自身看，要保持这种对话态势，就需要自觉认识、深层确认发展伦理学学科本身的过程性、具体有限性；充分认识到发展伦理学是一门以价值为导向的发展学，但这门发展学并不具有绝对性、至上性。以有限、过程为特质的生态观，是构建开放的发展伦理学“学科生态”的一个重要观念基础。

总之，发展伦理学是一门选择论，更是一门全面、具体意义的“自觉的选择论”，构建作为“自觉的选择论”的深层发展伦理学，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层确认发展伦理学的学科本质，推进发展伦理学本身的发展，也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现代性的问题本质，更加自觉地、全面地构建全球发展公正性。

[1]Denis Goulet，Development ethics：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Zed Books Ltd，1995，p.21.

[2]Des Gasper，The ethics of developmen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Preface，p.Ⅺ.

[3]同上书，p.15.

[4]同上书，p.18.

[5]Denis Goulet，Development ethics：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Zed Books Ltd，1995，pp.5-8.

[6][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7]Denis Goulet，Development ethics：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Zed Books Ltd，1995，p.8.

[8]Denis Goulet，Development ethics：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Zed Books Ltd，1995，p.8.

[9][美]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铦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页。

[10][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页。

[11]参见[美]劳伦斯·迈耶等：《比较政治学》，罗飞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12]参见[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瞿铁鹏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13]参见[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等译，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14]Denis Goulet，Development ethicst：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Zed Books Ltd，1995，p.22.

[15]Des Gasper，The ethics of developmen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p.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