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张奎良(1)
张奎良，1937年生，辽宁省新民县人。黑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系，1960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黑龙江大学哲学系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先后出版9部专著，发表150多篇论文，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逐步形成了以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为主线的研究特色。
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同，面对的是人的生活世界，哲学作为人对世界的沉思，总是离不开对人的观照，在一定的意义上，哲学也就是人学。作者对十年“文革”中由于人和人性观念的缺失造成的人间惨剧深有所思，认为有必要从哲学层面上加以阐明。有感于斯，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接触马克思的人性和人的本质思想，十分自然，与此密切相关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给作者以深刻的震撼。马克思的异化思想是与他的实践哲学同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推出的，在马克思看来，异化首先是劳动的异化，而劳动是人的实践方式，正是在人的对象化活动中，人通过劳动实践使世界向人的本性和需求转化，如马克思所说，最终“人化自然”，使“世界成为人”。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展开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理解，作者这个时期出版的马克思研究巨著《马克思的哲学历程》充分地肯定了马克思哲学的人学重心。而在《哲学研究》1994年第2期发表的论文《试论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哲学发展轨迹》，则直接就把人视为马克思哲学之本，这在当时未免有些超前，引起人们的误解和争议也就在所难免了。
把人视为世界之本、价值之本，这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精粹，在此基础上作者不断把这个认识向马克思哲学的其他领域延伸。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是作者着力开辟的新的视域，其着眼点仍然是人的价值和境遇问题。东方各国与西方之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的地位的差别，在西方自古以来基本生产者都是奴隶和农奴，与领主保持着完全或不完全的人身依附关系；而在东方，由于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度，基本生产者是民而不是奴。当马克思断言东方不存在封建制的时候，他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也是东方不存在农奴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最终设想是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其目的也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的苦难，实现人的价值回归。作者的这些思想后来都反映在《中国社会科学》及其《内刊》上发表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和《马克思所理解的封建制》等论著中。
本书选取了张奎良《时代呼唤的哲学回响》中的两个文本：《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起点》和《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历史地位》，这都是作者20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反映了那个时期作者的研究视域和水准，这两篇文章都被当年的《新华文摘》重点封面全文转载，引起学界的关注。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起点》中，作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像一切科学体系一样，都有研究和叙述两个起点：研究必须从感性整体出发，表现为分析的过程；而叙述则在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一个最基本的规定作为起点，表现为从抽象到具体的综合过程，最后导致具体在思维中的再现。人当然是研究的起点，但是对人的叙述却不能从人出发，而只能把最能表现人的生成和本质的劳动实践作为叙述的起点。
在《异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历史地位》中，作者系统地考察了异化概念的历史沿革，指出马克思在没有形成自己的唯物史观之前，借助历史上的异化概念来批判资本主义、论证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由于马克思对异化概念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提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向经济和阶级关系迈近了一大步，这就为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前提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起点[1]
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新创，其本身就自成一个严整的体系。它不仅有自己产生的机制，包含丰富的内容，而且有自己独特的阐述内容的方式。这就需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歧见颇多，讨论起来也饶有兴趣。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有的说是劳动，有的说是人，有的说是经济关系或生产方式，还有的说是物质。这些说法尽管分歧很大，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能有一个起点——逻辑起点。因此，他们所选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点都是唯一的，具有绝对的排他性。我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像其他一切科学体系一样，有两个起点，除逻辑起点外，还应该有一个研究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说，研究起点比逻辑起点更重要，因为它是逻辑起点的基础和前提。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弄出那么多的起点，彼此僵持不下，主要就是由于没有分清这两个不同的起点的缘故。
一、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
科学是范畴的体系，任何科学都是通过一系列的范畴而建立和叙述的。科学的范畴体系的建立是长期缜密研究的结果，而科学成果的叙述则是科学内容本身的合乎逻辑的展开。因此，一切科学都有一个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问题。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2]而叙述方法则与此相反，它“表现为综合的过程”[3]，是“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4]。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告诉我们，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不是一回事。我们认识或研究一个事物，不能从抽象出发，必须立足于现实，充分地占有材料，把握事物的全体。由此出发，逐一分析事物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联系，这就是抽象，然后再把它们综合起来，才能在思维中再现具体，达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因此，研究的公式是“具体——抽象——具体”，而叙述的方法则与此不同了。对科学知识或原理的叙述必须符合逻辑，叙述的方法也就是逻辑的方法。十分明显，叙述不能从具体开始，因为感性的具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只不过提供“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5]，我们无法把它们的内容和实质同时一下子叙述出来。只有把它分解为各个方面，“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6]，然后选取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规定，以此作为起点，逐步展开事物多方面的特性，最后再把它综合起来，才能揭示出事物的具体本质。因此，叙述的公式是“抽象——具体”。
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这种区别和功用，决定了一切科学体系也都相应地有一个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研究的起点又叫做认识的起点，它从研究的对象出发，是全部认识过程的基础。一般来说，研究对象是什么，研究的起点也就是什么。由于任何研究的对象都是作为多种规定性统一的整体，因此，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研究的起点只能是现实的感性具体。但是，叙述的起点或者逻辑的起点却不是感性的具体。马克思说：“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7]所以，实在和具体在没有经过确切的规定以前，是无法充当叙述或逻辑的出发点的，从这里出发，是什么也叙述不清的。只有像马克思那样，从人口追溯到阶级，从阶级追溯到资本，从资本再追溯到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一句话，追溯到不能再分解的最简单、最基本的因素，从这里开始，一步步地再把这许多要素综合起来，才能认清诸如人口之类的感性具体。而这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要素正是对事物的高度抽象，所以，叙述的起点只能是抽象的东西。
正因为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切科学的学说或体系都有研究和叙述这两个不同的起点。黑格尔哲学以绝对精神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的出发点自然是绝对精神。但是，他在阐述绝对精神、建立自己学说的逻辑结构的时候，却是从纯存在开始的。马克思在研究资本及其运动的规律时，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8]但是，他在叙述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却对资本进行了解剖，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9]，“从商品开始”[10]。
由此可见，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对一切科学体系都是适用的。那么，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是什么关系呢？根据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可以看出，二者的关系是：
第一，研究起点是逻辑起点的基础，逻辑起点是在研究起点的基础上认识继续前进的必然步骤。按照辩证逻辑，现实的感性具体虽然是研究或认识的起点，但是，生动的感性直观本身却只能认识表面的现象，达不到对事物的本质认识。为了认识事物的本质，还必须对具体事物进行分解，由感性知识进到个别的抽象。一切科学研究的第一步都是从具体出发，经过分析，达到对事物个别方面的抽象规定。而这正是叙述或逻辑的起点。只有从抽象出发，经过综合，在思维中重新再现感性具体，认识才能从感性进到理性，实现对事物的本质的认识。因此，逻辑起点是不可缺少的，它是在研究起点的基础上，人的认识发展的必经阶段。
但是，逻辑起点不论怎样重要，都不能离开研究起点。逻辑起点之所以能确立起来，并作为人的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的开端，其前提就在于，逻辑起点立足于研究起点的基础上，它也是从实在具体抽象概括出来的。没有完整的现实表象作基础，一切逻辑起点都将失去存在的根据。所以马克思在指出具体不是叙述的起点以后，紧接着又说：“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11]，一切抽象都以现实具体为基础，都是从完整的表象中蒸发出来的。黑格尔就是因为不懂这一点，所以他不是把从逻辑开始的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看作思维把握现实的过程，而是把它看作现实产生的过程，从而陷入幻觉，导致唯心主义。
第二，研究起点是分析的开端，而逻辑起点是综合的起点。由感性具体经过抽象上升到思维中的具体，这是辩证认识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方法就是分析和综合的统一。分析是由具体到抽象，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在认识中，这个过程正是从生动的现实具体开始的，它和研究起点相一致。但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达到抽象的规定，这并不是认识的目的。认识的任务是要在思维中把握具体，揭示事物的本质，而这就需要对抽象的规定进行综合。这个过程不能从具体出发，只能从最简单的抽象规定开始。因此，它又和逻辑起点相吻合。在认识中，分析和综合相互依存，互相转化。没有分析，不能有综合，分析是综合的基础；没有综合，分析只能半途而废，综合是分析的目的。同理，研究起点和逻辑起点也不可分割，它们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必需要素。一切科学研究不仅要重视逻辑起点，强调从抽象到具体，而且也要重视研究起点，强调从具体到抽象。只有把两者紧密地衔接起来，才能避免认识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有一种看法忽视研究方法和研究起点在科学和认识中的意义，他们常常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反对的从人口出发的例子。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从现实具体出发的有力批驳。其实，马克思在这里只是反对把具体当作叙述和逻辑的起点，而从未反对研究或认识必须从具体开始。马克思说资本必须成为起点和终点就是一个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