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导言
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法
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等经典作家都对辩证法予以特别的关切，并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辩证法的理论遗产。他们的理论成果，既有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又有各自独特的理论贡献。在这种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中探索他们各自独特的理论贡献，不仅能够更为具体地展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丰富性，而且能够为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提供更为开阔和更为开放的理论视野。
一、马克思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马克思对辩证法的独特贡献，首先在于他深刻地揭示和论述了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并由此展开“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特别是集中地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早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在写于1872年的《资本论》第2版跋文中马克思更为明确地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正是在这种批判中，马克思展现了自己的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空想社会主义批判的统一，并把这种批判凝聚为他的理论巨著《资本论》。列宁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3]列宁还特别强调地指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4]深入地探索马克思所揭示和论证的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特别是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以“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所展开的资本主义批判，无论是对于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活的灵魂”，还是“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极为重要的历史任务。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列宁全集》第55卷，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4]同上书，290页。
二、恩格斯的“理论思维”的辩证法
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独特贡献，集中地表现在他系统地论证和阐发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恩格斯明确地提出，辩证法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他在自己的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全面地概括和总结了科学史、哲学史和人类史及其所体现的思维方式的历史演进，深入地探讨和阐发了经验思维与理论思维、科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关系，具体地揭示和论证了辩证法与理论思维方式、辩证法与哲学基本问题、辩证法与自然科学成果、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与科学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为后人提供了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的概念系统。
正是通过对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论证和阐发，恩格斯在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意义上，深入地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揭示了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源和实质，厘清了“不再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全部旧哲学的关系，阐发了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沿着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哲学道路而探讨“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这是恩格斯为我们提出的历史任务，也是恩格斯为我们展现的研究辩证法的开阔的和开放的理论空间。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三、列宁的“三者一致”的辩证法
列宁对辩证法的独特贡献，主要是从发展观内部推进辩证法理论，特别是从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深入地阐释辩证法的思维方式。
在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辩证法遭到两个方面的严重歪曲：一是把“发展”当作时髦的旗号搞庸俗进化论；二是把辩证法从自觉形态降低为素朴形态即“实例的总和”。为此，列宁自觉地承担起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历史任务：一是从发展观内部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思维方式，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阐述辩证法的实质；二是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上坚持自觉形态的辩证法，阐发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反对从黑格尔那里倒退，进一步探索从黑格尔那里前进的理论道路。列宁极为尖锐地指出：“对于‘发展原则’，在20世纪（还有19世纪末）‘大家都同意’。——是的，不过这种表面的、未经深思熟虑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种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如果一切都发展着，那么这是否也同思维的最一般的概念和范畴有关？如果无关，那就是说，思维同存在没有联系。如果有关，那就是说，存在着具有客观意义的概念辩证法和认识辩证法。”[1]
列宁在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双重语境的互动中，在《哲学笔记》中深刻地阐述了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一致”，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实质、特征和要素，既以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展现了作为“理论思维”的辩证法，又在“理论思维”的层面上展现了辩证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质，从而在发展观内部推进了辩证法理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把辩证法视为“革命的代数学”，运用辩证法分析自己的时代，分析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特别是承继马克思《资本论》的资本主义批判而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一系列运用辩证法“解决当前的问题”的理论著作，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现实力量。
[1]《列宁全集》第55卷，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四、毛泽东的“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毛泽东对辩证法的独特贡献，突出地体现在他把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实现为指导行动的“实践智慧”。毛泽东的辩证法的实践智慧或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具有三个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在世界观的意义上阐发了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实现了辩证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二是在实践论的意义上总结和升华了以矛盾分析方法为核心的辩证智慧，使辩证法成为指导行动的现实力量；三是在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意义上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从而以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和创新实践的中国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主要标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既是实践论的辩证法，又是辩证法的实践论，既揭示了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辩证的认识规律，又展现了把握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矛盾的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实践智慧。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只是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之中，而且生动地体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这些著作展现了辩证法的“实践智慧”，使辩证法获得了现实力量，并引领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辩证法的各自独特的理论贡献，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特别是卢卡奇的总体性的辩证法、萨特的人学的辩证法、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辩证法、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以及奥尔曼的内在关系的辩证法，得到学界日益广泛的关切和不断深入的研究，这对于破除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教条主义的简单化理解，对于在当代的生活境遇中推进辩证法理论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并不能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辩证法的研究；恰恰相反，只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法，才能更为准确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才能更为深刻地把握“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因此，在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我们应在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发展脉络的基础上，着力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辩证法，以经典作家所提供的“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理论思维”的辩证法、“三者一致”的辩证法、“实践智慧”的辩证法去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学说、批判本性、实践基础及其当代课题，探索和回答当代的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