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 后现代主义哲学(1)
通常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处在根本的对立之中。具体地说，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原则是拒斥形而上学，而马克思哲学不同于或高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地方就在于，马克思哲学仍然保持着形而上学这种哲学形态的“本色”，即以追溯整个世界的本原或基质为目标，力图从这种终极存在——物质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一切事物的本性，然后从自然存在推导出社会存在。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反对或拒斥形而上学同样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原则。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马克思哲学关注的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的消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从人的存在方式——实践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的。这样，马克思便终结了形而上学，同时启动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进程，并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意蕴。
一、反对形而上学与建立“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
就起源而言，马克思哲学无疑属于西方哲学；从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马克思是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者和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创者，马克思哲学无疑属于现代哲学范畴，其理论标志就是，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从根本上终结了形而上学，并使西方哲学从传统形态转向现代形态。
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不是指它的转义，即与辩证法相对立意义上的思维方法，而是指其本义，即关于超验存在之本性的哲学。这种哲学形态力图从一种永恒不变的“终极存在”或“初始本原”出发去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性以及人的本性和行为。从起源上看，形而上学形成于柏拉图哲学，后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中达到了系统化程度。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形而上学就是“第一哲学”，即关于存在之存在的学说，或者说是研究超感觉的、经验以外的对象的学说。概而言之，形而上学所追求的是一切实在对象背后的那种终极的存在，并把这种存在看作是事物的具体和特殊的存在及其各种特性的基础，即本体，然后据此推论出其他一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以“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为宗旨，因而是一切智慧的“最高的智慧”。
形而上学在对存在的存在和世界终极根据的探究中，确立了一种严格遵循逻辑的推理规则，即从公理、定理出发，按照推理规则得出必然结论。这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理论形态的哲学的诞生。然而，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黑格尔，形而上学中的存在日益脱离现实的事物和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抽象化的本体，甚至成为一种君临人与世界之上的神秘的主宰力量。“形而上学响应作为逻各斯的存在，并因此在其主要形态上看，形而上学就是逻辑学，但却是思考存在者之存在逻辑学，因而就是从差异之有差异者方面被规定的逻辑学：存在——神——逻辑学。”[1]这里，存在和存在者被混淆了，人的存在被遮蔽了。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人的自由和价值都被消解在这种抽象的本体之中，而不管这种抽象的本体是“绝对理性”还是“抽象物质”。
同时，形而上学又逐步演变成一种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它自视发现了最普遍、绝对可靠、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从而能够推演出全部知识甚至存在的体系。换言之，哲学成了全部科学和知识的基础。实际上，这是一种虚妄，是“对哲学的本质过于奢求的期望和要求”，并成为一种语言霸权，束缚和限制了科学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2]
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自然科学的独立化并“给自己划定了单独的活动范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并凸显了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人们开始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于是，这种脱离了实证科学，脱离了人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便失去了自身的神圣光环，“变得枯燥乏味了”。随着时间的推进，形而上学不仅“在理论上威信扫地”，而且“在实践上已经威信扫地”[3]。反对形而上学因此成为一种潮流，一种时代精神。马克思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这一趋势，明确提出“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并断言：“形而上学将永远屈服于现在为思辨本身的活动所完善化并和人道主义相吻合的唯物主义。”[4]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正是马克思本人。
从历史上看，近代唯物主义，尤其是法国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在培根那里，唯物主义还“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5]。在孔狄亚克眼中，“形而上学不是科学”，而是“幻想和神学的偏见”。然而，近代唯物主义的发展却使它事与愿违，即从提出以人作为哲学的中心并倡导人的创造性发展到以“物质”为主体并“敌视人”[6]，刚从神权的重压下解放出来的人在此又变成了一架“机器”，那种脱离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物质成了“一切变化的主体”。“为了在自己的领域内克服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唯物主义只好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7]“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使得近代唯物主义又把哲学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体系。这是一个庞大的“自然体系”，人和人的存在都被消解于抽象的自然之中。
这就势必导致哲学的转向，即探讨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并突出自我意识作用。执行、完成这一“转向”并因此声名显赫的是康德和黑格尔，而且黑格尔又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形而上学王国。正如马克思所说，“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从而使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19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8]，即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并使形而上学与概念辩证法融为一体了，整个世界被描述为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然而，黑格尔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由于他把人仅仅看作是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所以又从根本上彻底地剥夺了人的能动性、创造性和主体性。这就是说，在黑格尔哲学中，不仅本体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也成为一种抽象的存在，人的本质不是存在于人的现实存在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概念中，是“人”的概念的外部表现。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人的自由和尊严在此都被消解于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人的存在消失在“绝对理性”的阴影之中。如果说柏拉图哲学是全部形而上学的真正滥觞，那么，黑格尔哲学就是全部形而上学的巨大渊薮。一句话，黑格尔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和发展顶峰。全部现代西方哲学就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则意味着对“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
在哲学史上，马克思和孔德同时举起了批判形而上学的旗帜。在时代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具有一致性，二者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西方近代哲学以及整个传统哲学的批判，这是现代精神对近代和古代精神的批判；在指向性上，马克思的反对形而上学与孔德的拒斥形而上学却有本质的不同：孔德从自然科学的可证实和精确性原则出发批判形而上学，力图用实证科学精神来改造和超越传统哲学，并把哲学局限于现象、知识以及可证实的范围内；马克思则从人的存在出发去批判形而上学，认为反对形而上学之后，哲学应转换自己的理论主题，关注人类世界、人的存在，对人的异化了的生存状态给予深刻批判，对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给予深切关注。所以，对马克思哲学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消除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
二、从人的存在出发与开辟“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从内容上看，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密切相关。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本体论是由高克兰纽斯在1613年首先使用的。按其原意，本体论就是关于作为一切存在的最初和最后根据的存在本身的学说。由于这种存在属于超感觉的对象，所以，形而上学与本体论这两个概念在哲学史上往往被混同使用。实际上，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基础或重要分支。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本体论’这一名称的最初出现是到了17世纪。它标志着传统的关于存在者的学说形成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成为哲学体系的一个部分”[9]。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批判并终结形而上学的工作就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能够生活，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历史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在时间中的展开，实践因此构成了人的存在、现存世界的基础和本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哲学是生存论的本体论，即实践本体论。这种本体论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本体。这是一种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不断生成着的本体，它使存在成为一种社会或历史中的存在。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即社会存在物。换言之，人是自然存在物和社会存在物的统一，而这种统一恰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活动”，实践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具体地说，在实践中，人是以物的方式去活动并同自然发生关系的，得到的却是自然以人的方式而存在；同时，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实现对自然的占有，“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10]。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1]这就是说，人通过实践创造了人的存在，并在这个过程中赋予自然存在以新的尺度——社会性或历史性，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为我而存在”的关系。[12]可见，马克思并不是以一种抽象的、超时空的方式去理解和把握存在问题的，而是从人的存在出发去解读存在的意义，并凸显了存在的根本特征——历史性。这是正确理解所有问题的本体论的出发点。这样，马克思不仅肯定了存在物和存在的差异，而且区分了社会存在与自然存在，并从人的存在出发询问、追问存在的意义。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使存在从存在者中显露出来，并对存在本身进行解释”，从而使隐蔽着的存在的意义显现出来。
海德格尔把柏拉图以来的整个形而上学时代称之为“存在的遗忘的时代”，并认为“形而上学不断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说到存在。形而上学表示并似乎确定，它询问并回答了关于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解答过这种问题。因为它从来没有追问到这个问题。当它涉及存在时，只是把存在想象为存在着。虽然它涉及存在，指的却是一切存在者。自始至终，形而上学的各种命题总是把存在者和存在相互混淆……由于这种永久的混淆，所谓形而上学提出存在的说法使我们陷入完全错误的境地”[13]。无疑，马克思结束了这一“存在的遗忘的时代”，并使哲学走出了这种“完全错误的境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他自己的哲学标示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的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结阶段了”[14]。应该说，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是公正的。
在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之后，唯物主义哲学以至整个哲学的理论主题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恩格斯说过，随着自然科学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实际上，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和社会生活的重大变化，唯物主义不但要改变自己的理论形式，而且要转换自己的理论主题。从理论主题看，古代唯物主义以至整个古代哲学关注的是万物的本原、存在的存在；近代唯物主义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倾向，但最后不仅没有摧毁形而上学，相反，又复归形而上学，近代哲学仍注目于宇宙的本体，关注上苍的“绝对”或“抽象物质”，二者都忽视了人的存在以及人本身的发展。与此不同，马克思哲学关注“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注目于人的存在以及“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