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在历史与经济之间(7)

宋太祖对官员权力的剥夺采用的是赎买政策，官员多而俸禄高。宋太祖设计的官、职、差遣分离制与科举、恩荫、荐举等选官制度相结合，就演变出了大量冗官。当时有官有职而没有差遣的人占官员总数的百分之六七十。宋代官员的俸禄是中国历史上最高的。在宋神宗登基之前，政府的官吏估计在三十万左右，每年的俸禄达1200万缗钱（缗是当时货币单位，和贯相当，指1000钱，每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将近200元）。除了官吏之外还有募兵，由政府财政养活。宋神宗登基前，募兵已达140万，每人每年支出50缗钱。这种制度之下，一个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个消费阶层。拿国家财政收入的官员和募兵有消费能力，需要各种物品，再加上皇家的挥霍性消费，就形成相当可观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有力地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这种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潜伏着危及商品经济的因素。宋代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发达，另一方面又是国家积贫积弱。积贫是指国家财政困难。专家估算，北宋时的财政收入每年在6300万～6800万缗钱之间。官兵支出达6000万缗钱，皇家支出约为7200万缗钱。再加上皇家祭天地祖先支出，给辽国、西夏的“赏赐”，赤字相当严重。积弱是行政效率低、军事力量弱。这样，一来不能为商品经济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二来财政困难最终要靠增加税收和各种盘剥。这就使《清明上河图》中的繁华无法持续。这幅画完成后不久，北宋就灭亡了，汴京的繁荣成为绝唱。

市场经济需要一个管好该管的事，放开不该管的事的高效“小政府”。可惜在中国史上，要不就是“大政府”，管得太多；要不就是“弱政府”，该管的管不好。这恐怕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没有长成参天大树的重要原因之一。

没有监管的开放

清末，中国对外资是开放的，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开设银行，从事各种业务，外资可以自由流动，但毫无监管。中国人可以自由从事银行、票号、钱庄的业务，但在1906年颁布“银行票号法”之前也没有任何监管。没有监管的金融市场发生了几次波及经济的金融风波。这几次金融风波都发生在中国当时的金融中心——上海。

鸦片战争之后，外资银行数量日增，且资本雄厚，控制了金银的输出与进入，尤其是清政府向外资银行大量借款之后，外资银行完全控制了中国金融市场。起初，外资银行主要办理外商汇兑，与中国原有的金融机构并没有联系，但19世纪60年代末之后，它们把从社会上吸收来的低利率存款借给钱庄。这种短期拆借利率为7%，低于钱庄贷款时10%的利率，钱庄纷纷向外资银行借贷，受其控制。

外资银行向中国的钱庄放贷是为其控制中国经济，获取高利润服务的。它们主要用控制贷款和抑制中国丝、茶出口价格的手段来达到其目的。这就引发了1872～1873年的第一次金融风波，这一时期，由于交通和通讯的进步，中国进出口额大增，但贸易逆差达300余万两关银，这就使上海金融市场银根吃紧。1872年年初，正在丝茶出口的旺季，外资银行只吸收存款而不肯放出，利率甚至高达50%。同时，外资银行还抬高汇价，对出口丝茶的商人施加压力。出口陷于停顿状态。1873年出口减少210余万两，钱庄收不回贷款。外资银行只催收贷款而不放贷，商行破产五六十家，连带钱庄。1874年年初，有一半以上的钱庄破产。这是第一次金融风波。

在这次金融风波中，外商银行摸到了中国金融市场的规律。正常情况下，利率大体为每年8%，但如果外资银行收回贷款，市场银根吃紧时，年利率会高达33%。1878～1879年的第二次金融危机正是外资银行利用这个规律，干扰金融市场的结果。1878年，丝茶的出口仍然不好，商家亏欠严重，拖累了钱庄，钱庄受到损失，而外资银行又紧缩贷款200万两，银根吃紧，钱庄为拖欠所累，又有二三十家歇业。1879年，丝茶出口略有起色，但汉口和上海的外资银行又不借给华商钱，人为造成金融紧张。在第一次金融风波中，票号所受冲击并不大，但这一次票号也被牵连，有的票号因周转不灵而倒闭。

这两次金融危机使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的丝茶出口量及价格，贸易处于停滞状况。风雨飘摇的中国金融业又进入了1883年的第三次金融风波。这一年，上海金融市场受投机活动和企业股票波动的影响，动荡不已。9月，当市场需要大量资金时，外资银行却拒绝办理短期信用贷款，这使纯泰和泰来两家大钱庄在10月倒闭，共欠银26万余两。与钱庄有业务往来的票号受到严重损失，收回钱庄贷款。这一举动又加剧了金融动荡。到冬天，上海市场的78家大钱庄只剩下10家，受连累的钱铺等金融机构达三四百家。

这次金融风波中，影响最大的是胡雪岩的阜康票号破产。胡雪岩从1881年开始囤积生丝，到1883年5月已达14000包，垫付2000万两白银，企图高价售出。但意大利生丝丰收，生丝价格一路下跌，胡雪岩低价甩出，亏损严重。且债主催还贷款，风声传出，存户争相提款，资金链断裂。阜康票号在12月1日倒闭。各地阜康分号也相继倒闭。这一消息传到北京，京城著名的四大恒钱庄（恒兴、恒和、恒利、恒源）受到挤兑。这就引发了全国的钱庄等金融机构倒闭。在这次金融风波中，外资银行大获其利。

1897年发生的金融风波与贴票相关，称为“贴票风潮”。贴票是一种高息揽储的做法。例如，客户以现金90元存入，钱庄付给面额为100元的远期庄票一张，为期半个月，到期客户就可以用庄票取回100元。贴票为潮州商人郑氏的协和钱庄所创。利率起初为20%～30%，以后甚至高达50%～60%。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吸收了大量资金。但到1897年，由于贴票发行过多，钱庄无力偿还。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恐慌，波及未发行贴票的钱庄和票号，又形成严重的金融风波。发生在1910年的金融风波是由股票诈骗引起的，称为“橡皮股票风潮”。橡皮就是橡胶，当时上海人把种橡胶树、割取树胶为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称为橡皮股票。英国人麦边于1903年在上海成立了兰格志拓植公司，宣扬从事开辟橡胶园、开发石油、煤炭、采伐木材等业务，开始招股活动，但并没成功。1909年，世界橡胶暴涨，国外从事橡胶园的企业和投资人大获其利。许多人购买橡皮股票。麦边和其他橡胶公司的主持人趁机哄抬股价。兰格志拓植公司票面100荷兰盾（合白银60两）的股票被炒到近1000两白银，超过面值的十六七倍。兰格志拓植公司本是一家皮包公司，在骗到钱之后就逃跑了。股价一落千丈，原来承做股票抵押的外资银行也中止该项业务，并追要贷款。这种股票成为废纸。各钱庄或承做股票抵押，或贷给购股者钱，此时无法收回，又引发了金融风波。在这场风波中又有一半钱庄倒闭。1909年上海有钱庄100家。经过这场风波，到1911年时，只剩下51家。在这种混乱的金融市场上，在金融风波频发的情况下，洋务运动、中国民族工业，哪能得到健康发展？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这稳定包括金融市场的稳定。清末的金融风波与当时中国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家软弱相关。外国银行凭借特权在金融市场上兴风作浪，从中渔利，是金融风波的根源之一。看来一国金融无论开放到什么程度，必须控制在自己手中，不能让外国人控制中国金融。金融风波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金融监管，无论外国的银行，还是中国的钱庄、票号，都从自己的眼前利益出发，违规操作，根本没有什么立法或机构监管。一个没有规则的金融市场，其游戏岂不是一片混乱？直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外资冲乱一国的金融市场，国内金融机构的违法操作仍然没有根除。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监管的金融开放只会引起混乱，而不利于经济发展。

在强国与富民之间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希望强国并富民。不过由于国是自己家的，所以，强国之心甚于富民之心。在他们心中，富民仅仅是手段，强国才是目的。而且，富民往往不是自觉的，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新王朝建立之后被历史学家津津乐道的“让步政策”的由来。读西汉初期“文景之治”这一段历史，印证了这一点。

秦王朝是用横征暴敛、扩张战争来实行强国之梦的。当时的田租高达产量的三分之二，口赋（人口税）每人每年1000钱，全国400万男劳力中300万被抓去服苦役或兵役。这种以民穷为基础的强国当然不可能持续下去，秦二世而亡是必然结果。

取代秦王朝的汉朝面对的是经过战争浩劫人口锐减、经济崩溃的局面。据《汉书》记载，“时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甚至“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在这种困境之下，哪能谈得上强国？当时的有识之士陆贾、贾谊明白这一点，治国之臣萧何、曹参明白这一点，开国之君高祖刘邦和以后的文帝、景帝都明白这一点。强国必先富民，富民必须“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自由放任。这正是西汉初年“以黄老无为而治之道为本”的让步政策的社会背景。无为而治不是不想治，而是治不了，让步是逼出来的。

从汉高祖刘邦以来的富民让步政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汉文帝所说的“欲为省，毋烦民”。说得通俗一点儿就是不为强国而增加政府支出，让百姓正常生活。这种政策的基础还在于发展生产。封建社会中农业是天下之本，这就有“重农抑末”的政策，“末”是指商。在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最重要。这包括让更多的人能成为劳动力。例如，让军人转业，按军功分配田宅和免除赋徭；解放奴隶，每个人可获得20～30亩土地；对啸聚山林的土匪实行赦免，并给以田宅；鼓励生育，生孩子可以免除徭役两年，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这些政策使农业生产恢复并发展。

鼓励生产还要轻徭薄赋，即减轻农民负担。汉高祖时就把人口税从每人每年1000钱减为7～14岁每人每年20钱，15～56岁每人每年40钱，把田租从三分之二减为十五税一（十五分之一），景帝时又减为三十税一。期间文帝时还免除田租12年。劳役是农民另一项沉重的负担，汉初把成年男子的服役时间减为不得超过30天。文帝时又让列侯离开长安到分封地就任，以免除“吏卒给输费苦”。又把服役的时间改为一次。与此同时，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文帝下诏把原来归国家的山林川泽开放，允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并开发渔业资源。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又采用曹参“勿扰狱市”的建议，即允许商品自由交易，从事盐铁的生产与交易，取消过关卡所需要的“传”（凭证），允许自由流动，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用现代的语言讲就是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政策，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汉初增加生产的同时又减少政府支出。一是不搞形象工程，大兴土木。萧何修建未央宫的计划受到刘邦批评，惠帝修长城分期进行，文帝以节俭著称，倡导节约之风，反对建露台。二是不治坟墓，不许厚葬。三是对外不用兵，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这才有昭君出塞），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南越王赵陀的分裂活动。这些富民政策造就了历史上第一次盛世时代——文景之治。从汉高祖到汉武帝初年的七十余年间，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史书称赞“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史记》中的记载是“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这与秦亡和汉初的惨淡状况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仅仅有富民而国不强亦非治国之道。用今天的话来说，仅仅有经济增长而政府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社会难以实现和谐发展。文景时的无为而治引起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社会贫富分化严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先富起来的大户进行土地兼并，失去土地者流离失所，加剧了社会矛盾。二是对匈奴的忍让、和亲，使匈奴力量壮大，成为汉朝的威胁。这就是无为而治引起的内忧外患。政治和经济政策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调整的总目标是从富民转向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