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历史与经济之间(2)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即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东家作为所有者只管两件事：任命大掌柜（总经理）和主持3～4年一个账期的分红，但不参与票号的经营与管理（山西人把这种东家称为“甩手掌柜”）。有些票号在东家与大掌柜定的合约中还明文规定，东家平时不准去票号，不能向票号推荐人员，东家的三爷——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爷（小舅子）——不进票号从业，这些规定旨在限制东家对实际经营管理的干预。东家最主要的责任就是选一位德才兼备的大掌柜，然后全权授权经营，这体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这种全权授权使票号出现了一批极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经营管理实权，但并不承担经营中的风险。这也决定了东家在选择大掌柜时是极为慎重的。在票号的历史上，选人不当的事基本没有发生过。

在大掌柜选定之后，就由大掌柜选择并组成自己的管理团队。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本调度及其他决策。大掌柜下设二掌柜，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实施以及员工的考勤、生活安排等事务（山西人往往把老婆称为这种主内的“二掌柜”）。有些票号还设有三掌柜，协助二掌柜工作，主要负责柜台（即对外）业务。这三人属于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体的核心，但以大掌柜为中心。

在此以下的中层管理人员包括总管全号账目、负责银钱出纳的管账先生一人（相当于财务总监），协助管理账目的副管账及帮账若干人（帮账多由学徒担任，有边干边学之意）。文牍先生一人，办理对内对外的往来信件（尤其是定期向分号写信，或分号向总号写信），录信员一人，正跑街一人，负责对外业务，包括接洽存贷款以及银钱往来，副跑街若干人，协助正跑街处理业务，还有练习跑街若干人，由学徒担任。此外，还有坐掌柜一人，负责管理门市业务（如兑换银子等）。这种管理框架已有现代企业的财务部（管账）及业务部（跑街）。各个部门和不同账务的人分工明确，责权利一致。这就保证了票号有效正常地运行，而且，机构简单，人员精干。为了适应票号在全国甚至外国进行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又设分号（亦称分庄）。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但分号并不独立从事业务，仅仅是整个票号这盘棋上的一个棋子，其业务由总号调度，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这表明：票号采用了垂直式管理的集权组织模式。这是因为票号的原则是“酌盈济虚，抽疲转快”，以加速资本的流通与运用。业务多为“南放北存”，即吸收北方达官贵人的存款，到南部商业发达地区放贷。票号实行垂直式集权管理与它们的业务特点是一致的。这就是现代组织行为学中所讲的战略目标决定组织架构。

严格的管理制度

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治理结构下，没有出现过职业经理人贪污、卷款私逃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这在世界企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首先在于有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对员工的管理、财会制度、防伪制度以及相应的督察制度。

票号中对员工的管理是极为严格的。这包括进入票号也要铺保（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提供担保），担保者对被担保者负全责，以及严格的规章制度。票号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除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违反者开除，不仅本票号，而且同行亦永不录用。许多票号还有更细的规定，如分号的人给家里带信、带东西，先要交总号检查，由总号转交等。这种对人的管理强调了员工的身份等级和对员工的人身控制，也许它不符合现代以人为本的观念，但在当时的社会中是允许的，也是有效的。

票号有一套相当完善的财务制度。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它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四类，分别设立账簿核算。“进”指全部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包括债权在内的全部资产，“该”指包括投资在内的债务。其原则是进－缴=存－该，或者该+进=存+缴。账目的平衡称为“合龙门”，故有龙门账之称。这一会计账目在本质上类似意大利人创立的会计体系。票号的财务账目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账目更为详细。账目总体上分为作为原始记录的流水账、分门别类的分类账（这种账按门类又分二十余种），以及记载现金来往的现金账。同一笔经营活动分别记入不同账目中，互相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的贪污行为。1897年，山西大旱，有外地捐款1万两由三晋源汇至太原的一家小票号巨光源，官府未及取出，被该号王鉴、车跃龙、贾世源私吞，此事在1898年查账时查出。这表明票号的财务簿记制度是有效的。

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的原则。为了防止假冒设计了一套防伪制度。这套制度包括精心印制汇票，如蔚泰厚的汇票由平遥一处印制，绿线红格，并有水印“蔚泰厚”三字；票纸有数，如有报废必报总号备案；书手固定，一人书写，笔迹可辨；附加暗号。这种暗号类似今天的密码，又称密押制，其原则是“月对暗号，日对暗号，银总暗号，对自暗号”，用“谨防假票冒取，勿忘细视书章”这12个字分别代表12个月，用“堪笑世情薄，天道最公平，昧心图自利，阴谋害他人，善恶终有报，到头必分明”这30个字代表30天；用“生客多察达，斟酌而后行”代表1到10，用“国宝流通”代表万千百十。对自暗号是再加一个暗号，如在汇票上写“谨堪生盘”。这种暗号还定期更换，以免泄密。这种制度既保证了业务畅顺，又防止了外部人造假诈骗。

为了保证这些制度的实施，票号还有相应的督察制度，包括分号定期向总号汇报工作，既可以使总号了解各地情况，便于决策，又可以考察下面的工作，还包括总号派人到下面各分号考察业务和员工的业绩、纪律等状况。

这些制度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人才选拔培养与激励机制

制度要人执行，业务要人去做，企业说到底还是要有德才兼备的人。鼓励这些人去努力工作要靠激励机制，票号的成功亦不例外。

票号的用人原则可以概括为三条：用乡不用亲，即所有人员一定是山西人（以祁、太、平为主），既可防止家族管理的弊端，又可用乡亲关系实现同心同德，德才兼备，尤其重视职业道德；必须有铺保，作为对员工的一种制约。

在票号中最重要的是大掌柜。大掌柜由东家亲自选定。东家对大掌柜人选要多方考察，包括若干次面谈。东家对德才兼备的人才极为重视，发现人才不惜代价。在晋商票号中有一批优秀的职业经理人，如日升昌的雷履泰、蔚泰厚的毛鸿翙、蔚丰厚的李宏龄、大德通的高钰等，以今天的眼光看也是相当优秀的。

票号的管理骨干都是自己通过学徒制培养出来的。在选拔时就十分严格，如志诚信招收学徒的标准是：15～20岁之间，身高5尺，家世清白（三代无从事不良职业者），五官端正，毫无残缺，语言清晰，口齿伶俐，举动灵敏，善珠算，精楷书，有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进号要经过面试与笔试。学徒为期三年。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习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业务，在实践中学。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提升上来的。他们忠于票号，忠于职守，且精通业务，保证了票号的成功。

票号极其重视激励机制。员工的待遇包括生活的供给制、薪金、休假，以及独特的身股制。员工除假期外平时吃住在票号内，一日三餐水平相当高，衣着或由票号发，或给以现金补贴，日用品和度假的旅费亦由票号支付，薪金是让员工养家的，一般学徒满期后即可领取。从年薪二两或四两银子起，最高可至100两银子。据太谷协成乾的记载，100两以上和10两以下者并不多，70两者占员工的三分之一。这在当时已可维持小康的生活水平。

票号中最有特色的激励机制是身股制。身股是员工的人力股，可按股分红，在票号工作一定时间就可以有身股，称为“顶身股”。身股按员工的职务、工龄和贡献分为1厘到1分（10厘）。一般从1厘起身（也有从0.5厘起身的）。每个账期根据业绩晋升一次。一般来说，总号大掌柜可以有1分（也有例外的，如毛鸿翙分别在两个票号各有1分，共2分，还有大掌柜是1.2分的），分号掌柜可以有5～6厘。一般而言，票号的红利按银6身4的原则分红（也有按其他比例的）。比如，这个账期（3～4年）共有红利10万两，则银股分6万两，身股分4万两。如果身股共2分，则每厘为2000两，顶5厘身股者则可分1万两银子。从实际情况来看，不同时期不同票号的分红情况差别很大，最好的有1分分到17000两银子的。差的也有1分分到2000两银子的，平均而言，大体1分身股在1万两银子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的收入水平。例如，一个分号掌柜顶身股5厘，3～4年就可分5000两银子。再加上供给的生活用品和年薪，已高于当时的七品县官——其全部收入为1050两银子。而且，在顶身股者去世后家属还可以在两个账期中参与分红。

身股制就是全员分红制，它把票号的整体利益与员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员工为票号的利益而努力工作。日本企业采用的全员分红制正来自这种身股制。

票号员工还有休假待遇。总号员工一般两三个月休假一次，每次7～10天。分号员工由距离远近而定。如太原分号，一年一次，休两个月；远者三年一次，休半年，再远者五年一次，休一年。这些福利在当年许多商号中还是不多的。

这些有效的选人、培训人和激励机制也是票号成功的重要原因。

企业文化与道德的作用

任何一个企业仅仅有严格的管理和物质激励还是不够的。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再严格的管理也会有漏洞，这就需要有道德规范，以及体现这种道德规范的企业文化。票号在这方面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晋商成功地把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转变为自己的企业文化。传统道德以义为核心，但却主张“重义轻利”。晋商保留了“义”，但却把“重义轻利”转变成“以义制利”，并把它们作为企业文化贯彻在自己的商业行为中，作为晋商顶峰的票号完全继承了这种企业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义”可以理解为“忠义”，“忠”是下对上的忠诚与服从，臣忠于君，子忠于父，等等。它是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等级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义”是对别人的诚信，是维持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秩序的伦理道德基础。晋商成功地把这种伦理道德观运用于商业活动。“忠”就要求大掌柜忠于东家，下级员工忠于上级。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企业都是一个严密的组织。作为一个团队，其效率来自内部的协调，这种协调的基础是秩序。这种秩序的中心是等级制与服从。社会权利的平等与企业内的等级并不矛盾。晋商要求的忠义是对其成员的道德规范。“义”要求对同业、对客户的诚信，因为这是任何一个社会中商业成功的道德基础。尤其对票号来说，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你，换回了一张纸条，如果没有诚信，哪有什么汇兑业务？所以，票号把“忠义”作为自己企业文化的核心，在内是提高效率的需要，在外是开展业务的需要。

当然，要把这种文化观念灌输到每个员工的头脑，变为他们工作的指南，还要强调两个问题：引导与惩罚。引导就是让员工接受，票号在这方面做了两件大事。一是从学徒时起就要读“四书五经”，读书的目的主要不在于学文化，而在于接受这种观念。二是把关公作为忠义的楷模，作为至高无上的神，用这个偶像来表达忠义的观念。关公崇拜是晋商和票号中一个独有的现象（其他商帮中不存在这种现象，起码不像晋商那样，把关公作为唯一崇拜对象）。这固然与关公是山西人相关，但更重要的是关公身上有票号所需要的精神。关公就是票号企业文化的载体或符号。要让员工接受这种企业文化还需要相应的惩罚，票号中的各种制度把这种企业文化变为可操作的制度，并对违规者严加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