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自序

我曾天真地相信，这部小说可以不要序文。因为我有不是高声说出自己的思想，而是依靠在小说的细节上来表现出思想的习惯。我希望自己的书不需借助预先的说明，就会被人了解并得到恰当的评判。然而，我似乎想错了。

批评界曾以粗暴和愤怒的声调来接待我这部书。有些有道德的人士，在不乏道德字眼的报纸上，装出一副厌恶的怪相，仿佛要用镊子把它夹起来丢到火里去。即使是文艺小报，那些每天晚上报道床笫间新闻和密室逸事的小报，谈起所谓的这部书里的淫秽污臭，也似乎拧紧了鼻子。我一点也不抱怨这种种待遇。相反的，当我发现我的这些同行，竟具有少女般的敏感神经时，倒是十分高兴。很明显，我的作品属于我的批判者，他们可以判断说这部书令人作呕，我却没有权利提出抗议。我所遗憾的是这些读《戴蕾斯·拉甘》时觉得脸红的贞洁记者，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一个真正了解这部小说的。如果他们了解的话，他们或许会更加脸红。而我，亲眼看到他们适当地表示厌恶，也至少会感到心满意足。没有什么比看到所谓“正派”作家们嚷叫一部作品腐败，更令人生气的了。因为我确信，他们在叫喊的时候，实际连叫喊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叫喊。

所以，我必须亲自拿我的作品奉献给我的评判者。在此我简单声明一句：我的唯一目的是为避免将来的任何误会。

在《戴蕾斯·拉甘》里，我愿意探讨的是人物气质，而非人物性格。这就是全书的核心。我选择了几个人物，他们绝对地被自己的神经质和血质支配着，完全没有自由意志。他们生活中的每一行为，都由其肉体的宿命性所牵引。戴蕾斯和罗朗仅是人形畜生而已。我设法在这些畜生体内，步步深入地探求激情作用的奥秘、动物本能的推动力量，以及神经发作后突如其来的精神错乱和失常。这两位小说角色的爱情，只属于需要的满足。他们所进行的谋杀活动，只是通奸淫乱的后果。他们选择这种后果，正如狼选择了绵羊做食物一样是必然的。最后勉强可称之为他们的懊悔的，只是由肉体机制的紊乱和神经紧张到破裂程度所产生的简单的反抗。心灵在这里完全不起作用。我原来是这样设想的，现在也仍然这样认为。

我希望人们已经开始明白，我的目的首先是一种科学探索的目的。当我的两个人物——戴蕾斯和罗朗被虚构出来时，我就喜欢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并考虑解决。例如，我尝试说明两个气质不同的人之间所能产生的奇特结合，指出一个多血质男子与一个神经质女人接触中所引起的深深的烦扰。只要仔细读这部小说，就可发现这里每一章都在对生理学上的某一情况进行着研究。一句话，我只有一个愿望：提出一个强壮有力的男子和一个情欲得不到满足的女人，在他们身上寻找兽性，甚至只看见兽性；并把他们投入一个暴烈的悲剧，细心地记录下这些生物的感觉和行动。我不过像外科医生那样，在这两个活的人身上做些尸体解剖工作罢了。

一个人从这样的工作里走出来，还完全沉浸在真实研究的严肃享受里，忽而听到有人责备他只有描摹淫秽下流绘画的意图，这的确是令人难受的。我就处在这样的境地，如一个没有丝毫情欲杂念的画家临摹着裸体模特儿，而突然有一个批评家宣告说，画家作品中的活的肉体引起了自己的恶感，因而表示非常愤慨，也当然要大惊小怪的。只要我在写作《戴蕾斯·拉甘》，我就忘记了这个世界，让自我消失在对生命的真实而精细的描写里，整个身心都用于做人的机械结构的分析。我可以向世人保证，戴蕾斯和罗朗的残酷爱情，在我看来并没有半点不道德的成分，也没有半点能将人引向丑恶情欲的因素。在这里，作为模特儿的个人品性已经消失了，正如艺术家面对着一个裸体女人，却并不关心这个女人的个人品性，只是专心地想把这女人的真实形态和色彩描绘在画布上。所以，当我听到有人拿我的作品，比作烂泥塘、污血池、阴沟、垃圾堆，以及我不知道的其他什么脏东西时，我确实大吃一惊！我懂得批评的漂亮花招，我也曾玩过这样的花招。可在所有的攻击面前，我承认自己还是不免产生了一些失望。我的同行之中，竟无一人起来解释和袒护我的书，都在叫喊《戴蕾斯·拉甘》的作者是一个卑鄙的歇斯底里病患者。我在这只喜欢展览侮辱场景的大合唱中，徒然地等待着能有一个声音回答道：“不！这位作家是一个简单的分析者，他可能在分析人的腐败时忘却自己的存在，可是之所以会忘却，正如一个医生在解剖台上会忘却自己存在一样。”

请注意：我丝毫不想为一部据说与新闻界的高雅感觉有抵触的作品请求同情，绝没有这种用心。我只是奇怪：我的同行们怎么会把我看作一个文学阴沟的清扫夫？我晓得，他们老练的眼睛只要将一本书看上十页，就一定会看出一个小说家的意图。于是，我谦卑地恳求他们，千万费些心思，看清我的本来面目，并按照真相讨论我的作品。

要理解《戴蕾斯·拉甘》，只要站在观察分析的立场上，想指出真正的缺点，其实是很容易的，只需要少许的智慧和真实批评的若干观念就够了，大不必以维护道德的名义，去抓一把污泥掷在我的脸上。在有关科学的问题上，“不道德”的责难之声，丝毫不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我的小说是不是不道德的。我坦然地承认，我从没操心过要把它写得贞洁些或不贞洁。我所知道的是，自己从没有想过，把一些卫道士在其中发现的肮脏东西放进书里。我写其中的每一场面——甚至最狂热的场面时也一样，都只存在着学者的好奇心。我要向我的批判者挑战，请他们在书中找出真正下流的一页。那些专为黄色小书的读者们写作的、大家都知道的泄露闺房秘密和幕后丑行的所谓书籍，一印就一万册，且为一些自称正派的报纸所热衷推荐，为什么《戴蕾斯·拉甘》的真实描写，反倒使他们作呕起来了呢！

几声辱骂，一派胡言——看吧，这就是直到今天，我所读到的有关我的作品的全部评论。在和一位朋友亲密的谈话中，他问起我对评论界这样对待我作何感想，我这样平静地回答了他；如今我仍能泰然地这样说。我曾向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作家诉说自己极少有人同情的处境。他回答我下面这句深刻的话：您有一个极大的缺点，将使一切门户都对您关闭着，您不能和一个愚蠢的人谈上两分钟，而不促使对方明白他是一个愚蠢的人。也许是这样吧，我已感到自己对评论界所犯的错误：我竟指出他们不聪明了。不过，对评论界受局限的目光、毫无条理的神经系统和他们盲目做出的判断，我禁不住要表示心头的轻蔑。当然，我是指时兴的评论界，他们只依靠一些愚蠢的文学成见做出判断，而不能从人性的观点出发。一部有关人性的作品，为了能得到理解，就要求这样的观点。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们那样笨拙的了，小小评论界，趁《戴蕾斯·拉甘》出版之机，赏给了我几拳，但都平平常常地一一落空了。他们基本上打错了方向。满脸涂粉的女伶跳轻佻放荡的舞蹈时，他们向她喝彩叫好，而同时却对生理学上的一个研究大喊不道德。他们一点也不了解，也一点不愿意了解：又要自己到了为自己的愚蠢而恐慌的时候，他出击的拳头总是向别人挥动的。而别人，为自己并没犯过的错误受人攻击，确实是忍无可忍的。有时，我惋惜自己没有写淫邪的东西。在这碎石烂瓦飞落到我的身上时，我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受到这愚蠢的打击。我想若真的写了肮脏的东西，受到这应得的惩罚，我将会愉快地接受。

在我们这个时代，似乎只有寥寥两三人能读懂、理解和判断一部书，我情愿接受这些人的训示，确信他们讲话时，绝不至于体会不到我的本意就评价我努力的结果。他们将负责地避免发表“道德”“贞洁”的空洞名词；他们将承认，在这艺术自由的时代，我有权利随自己的好恶去选择题材；他们只要求作家，凭良心写出有意义的作品；他们深知，愚昧有害于文学的品质和尊严。毫无疑问，我在《戴蕾斯·拉甘》里尝试采用的科学分析，绝对不会引起他们的吃惊，他们将在那里面看到，本世纪为了揭穿一些未知的奥秘，人们在积极探索中所普遍使用过的工具和方法。不论他们所得的结论怎样，都将会承认我的出发点：我在研究人的肉体和气质在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极大变化。我将站在那些怀着善意寻求真理的真正的评判者面前，他们既不幼稚，也没有假廉假耻，遇到赤裸裸的、活的解剖作品，看到这些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不相信自己应该显示出难受得作呕的酸样。诚实的研究，像火一样会净化一切。真的，如果在这样的我所喜欢的、梦想的评判庭前，我的作品将会是很卑微的，我将呼吁评论家们对它做出极其严厉的批判，我愿意它最后形成时涂满了修改的黑线。真能这样，我至少将产生深深的快乐感：看见他们批评我，是为了我所做的尝试，而不是为了我未曾做过的东西。

从现在起，我似乎就听见一种伟大的批评，那曾革新了科学、历史学和文学的自然定义的批评，向我宣判：“《戴蕾斯·拉甘》是一种非常例外的研究，近代生活很少被幽闭在可怖的丑恶和疯狂里，生活的悲剧较多曲折，这一类情况应该被放在一部作品的次要地位；作者为了不损失自己观察的成果，强调了每一细节，因而给整篇内容增添了过多的紧张、剧烈感。另一方面，文体也没有一部分析作品所要求的淳朴。总之，为了写一部好的作品，一个现代作家必须以更加宽广的目光观察社会，必须在更多的方面和不同的角度描写社会，尤其要注意使用简洁、自然的语言。”

我愿意费二十行字去回答那些既天真又恶意、极其令人恼火的批评。但我忽然发现，我若这样做，仍会像长久执笔在手时常常发生的那样，将只变成和自己的谈话。知道读者们不喜欢如此，我就停止下来了。如果我有写一篇宣言的愿望和闲工夫，我也许会尝试维护某记者谈及《戴蕾斯·拉甘》时所谓的“腐烂文学”。然而，这有什么必要呢？我所光荣隶属的自然主义作家群，还有足够的勇气和积极性，去生产强有力的作品，它们本身就含着维护的力量。

由于某些评论家的完全盲目和偏见，一个小说家才被迫来写一篇序文。由于爱好光明，我犯了写一篇序文的错误。既已写出，就恳请聪明的人们宽恕我的多事，因为人们自能看得明白，不需要别人在大白天给点起一盏灯来。

埃米尔·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