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变迁与抗拒》一书是张丹丹博士在其论文基础上精心修改而成的力作。通过在上海五个社区进行长时段的实地考察，张博士不仅取得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而且用她自己独创的两个新概念对城市社区自治的现状作出归纳，那就是“偏态自治”与“无序自治”。

所谓“偏态自治”，是指社区自治偏向于琐碎的居民生活事务而非社区的整体发展，即在那些与社区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目标相联系的社区事务，社区居民基本上没有发言权。对此，张博士在调查社区居民的自治需求和基层自治的领域后发现，目前政府让渡的自治空间远远不能满足民众自治需求的增长，两者之间的落差是形成“偏态自治”的直接原因。由此可见，矫正“偏态自治”的主动权在政府一方。

应当承认，在改革开放后的30余年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也成了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关系的确立因受到历史惰性和现实困境的制约而变得异常艰难。就历史惰性而言，计划经济时代的大一统格局和行政化倾向虽被商品经济的大潮冲破，但固有的观念并不因此而自动消失，媒体上常见的“政府引领”“政府主导”等话语可以说是观念滞后的佐证。现实困境则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条块分割的政府机构重叠和人员冗余所形成的既得利益很难用剥夺的方式解决；其二，民间组织的长期缺位，社会力量的壮大不可能揠苗助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和民间联手实现社会善治尚有待时日。

所谓“无序自治”，是指在社区自治过程中出现的无组织的、非程序化的无序行为。张博士认为无序自治之所以普遍存在，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消极被动性，尚未形成健康、理性、成熟的社区文化，社区居民对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区并未形成较强烈的集体认同。虽然萌发了居民自下而上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意识，然而这种参与意识仍旧表现出个体化和无组织化的特征。同时，无序自治的出现与居民的个人能力和社区内部缺乏有效沟通有关。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规范自治行为的关键在民间组织和社区居民。

然而，社区自治的规范有序还有赖于法治的进一步完善。正如张博士在书中所指出的“外部环境的优化”。如果我的理解不错的话，那是指法律环境的优化。在张博士作研究期间，她曾邀请我参加一次社区事务协调会。我仔细听取与会各方发言，发现无论是居委会、业委会，还是物业公司或其他志愿者组织，都严重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这无疑是民间草根组织或社会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的一种表现。换言之，各类自治组织即便取得法人资格，但事实上仍然无法取得与执政党或政府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哪怕是在两者合作期间也是如此。诚然，执政党和政府也希望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例如承担社会服务功能、缓解社会矛盾等等。但另一方面，又对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表示某种忧虑，唯恐它们成为体制外的异己力量而挑战自身的权威。

那么，从社会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如何才能实现自然地理状态下的“小区”向社会人文状态下的“社区”的转变？作者从社区自治空间的三个维度，即社会管理的制度体系、社会组织的结构特征、自治的认知与能力等三个方面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之后，提出了两个给人以警示又富于启迪的结论。其一，偏态自治将会导致居民对社区自治的抗拒行为。因为偏态自治主要是国家的行政制度对居民自治的一种介入与干涉。然而，在社会结构对个体制约的同时，个体也会对外在的结构性制约作出反思和能动性反应，这种反应即为抗拒行为，包括沉默、僵持与无法预见的暴力行为。其二，有序自治所需要的特定条件。其中除了高度认同的共同体意识和居民之间的无障碍沟通，作者还特别提到高度认同的共同体意识、集体意志的准确表达和民间组织行为的程序化。

针对社区自治实践中的问题，张博士在书中还系统探讨了草根民主和形式民主的关系、社区自治的路径与模式以及民间领袖的作用等，从而在同类研究中凸显出自己的高度和广度。

张博士是一位勤奋踏实的青年学者，她平实低调的品格也充分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尽管她创造的两个核心概念对当下现实的描述带有悲观色彩，但她坚信民众的进一步实践将发展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生活公共空间，而只有培育和发展社区公共空间，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发挥民间领袖的作用，才能将社区居民的无序自治逐渐转向有序的公民自治。我也深信这将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同时，我还期待她在不久的将来有更精彩的佳作问世。

是为序。

沈关宝

2015年3月于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