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近年来人文价值观忧思(2)

第一个节点，负责撕开夫妻两人不同的价值生活面纱，追求物质享乐的小菊被叙事得遭人唾弃，影片快捷地在一般性价值观冲突中找到了切入点。一方面，物质与精神的冲突标志了普遍社会意识的矛盾；另一方面，在这个普遍的社会意识矛盾中，为避免通常所见到的金钱与意义生活水火不相容的“不现实感”，影像叙事把镜头对准了孩子。孩子的出现，无论在道德伦理上，还是成人意义生活的获得、阐释上，抑或对普遍性精神追求的确认上，叙事都有了一个视点人物这个载体。孩子或者孩子的未来，在这一节点处，构成了大人们倾注心血一搏的象征性意义生活，即意义生活，便是孩子的未来生活；反过来，怎样预支孩子的未来，便是大人们的意义感之所在。有了这样的方向感，第二节点便成了对第一节点的铺垫。一边强化陈桂林与小菊决裂的合理性、突出陈桂林精神生活的确定性；一边由“个体”上升到“集体”，只有众工友的参与，“为了孩子”以及“大家都是为了孩子”的普遍性才能得到社会审美的支持，其实也是进一步深化影片叙事的现实基础。因此，在这个角度看，貌似荒诞的“偷琴”确有了积极的作用，在极端化的冲突中，激化并推进了“钢的琴”的出现。这一节点，毋庸置疑，也是导演用意被进一步丰富的过程。散伙了的工人阶级正是因为“偷琴”受挫才生发了做琴的想法，如此，“钢的琴”除为了孩子，还有了为了自己的附加值。涣散使意义感丧失，而凝聚无疑则使意义感重生。换句话说，被重新凝聚并焕发出来的激情，不过是一个关于成人怎样励志，又是如何成功的故事。奔着精神叙事而来，朝着精神叙事进发，只要意义感得到了确认并被叙事镜头机制化，接下来的处理，其实已经不再重要。要么陈桂林与小菊重归于好，要么继续各执己见，本质上不会影响影片的完整性。巧就巧在，第四节点时，陈桂林与小菊最终的确走到了一起，这样的一个叙事转折，已经做成了的“钢的琴”反而完全成了一个多余之物。

粗略浏览完整个影片的核心线索，顿时恍然大悟，剔除生长于骨架上的肉，原来《钢的琴》仍然是一个围绕“个体”而展开的“内在性”故事。与《小时代》相比，《钢的琴》的不同只在于淡化了“成功神话”，并且也把《小时代》中的“终极目的”——四个年轻女性不择手段取得物质成功的意思，有意编排到了次要位置。但是，在运用个体体验的“内在性”上和如何通过励志激发生活热情上，两个影片则并无本质性区别，即都相信意义感来源于个体内部，而不是外部。因此，《钢的琴》中自始至终平行推出的废弃工厂镜头——作为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的呈现，在它力图重塑的意义感这一主线中，更高一点看，实在没有起到什么本质性作用。如同《小时代》一样，只要认定当前大学生的成功就在于通过个人努力就必定能得到心目中的物质享受，或者上海的今天就是追逐绚烂的富足和自恋式人格，那么，过程中不管拜倒在谁的膝下、多么的不被他者认同，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都认可“我消费，故我在”这一法则。这才是《钢的琴》有意识不使用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中所内蓄的能量，而是走向了以个体为本位的怀旧与团结、家庭与和睦的道路的制作动机。它的价值逻辑表现在叙事层面，清晰地体现了这样的用意：以后者为重心，形成了前者铺垫后者，后者支撑前者的乌托邦“精神故事”。

我之所以对这样建构起来的“精神故事”不以为然，是因为我认为，以家庭、孩子需求为情节推动要素的精神叙事，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的和及时性的，甚至只是一个救急性的选择，它很难把个体的意义生活与个体的主体性感知、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起来，并在内在于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建立价值机制，形成良性对抗，从而生成长期的意义感。深究下去，《钢的琴》的这种失败，其实是一种价值观上的断裂。影片一开始就埋下了此断裂的充足信号——只知小家庭的和睦和孩子的前程重于一切，却不大愿意追究小家庭即使做再大努力、再为了孩子，个人和小团体的力量也仍然微乎其微的根由。而这一点，恰恰是工厂的变迁作为社会历史语境本身有，但影片并未意识到的一种需要经过深入批判才能获得的力量。即是说，如果不从深层触及主导性社会价值机制，小家庭和小孩子，在整个机制运转中也仍然是不可靠叙事者。

正好相反，影片的注意力却始终折腾在个体/集体与集体/个体，或者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非此即彼的叙事泥淖中不得自拔，导致单纯的怀旧主题反而占了绝对上风，意义感的探索完全被瓦解。

目前而言，动机良好但归属感错位的影视剧，在本质上都存在这个思想毛病。如前文所举《当天真遇到现实》《乡村爱情故事》等等，大体如此。个人的幸福生活，是个吸引人的故事，但从个人体验开始叙事，必然需伸展到普遍性的社会语境才能有效，否则，单纯的个人努力，只能滑向本不想看到的物质至上上去，或者本来的精神叙事最终只能交付物质成功，以此“成功神话”取代精神价值的建立。说到底，这也是迄今为止，大众文艺不能在社会学视野理解并运用个体视角的大氛围所致。在更高视界上，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个体日常生活、民主和身份、政治经济学话语，不但应该统一于一身，而且当以法的形式主题化来贯通它的“普遍性”［8］。可是，我们所谓的身份危机、意义危机，包括道德伦理危机，已经被分解成了诸多互不交叉的单元，毫无共识的可能，也找不到共鸣的公约数。对于涉及自身的关键问题，有时就像一个关心信仰的教徒只能同另一个教徒谈论共同的神，或者一个中国文化主义者只能同另一个中国文化主义者交流那样。家庭缺失者只能寻找另一同病相怜者，物质匮乏者只能加倍地追逐物质，意义感迷失者只好绝尘而去，在有意义感的地方甘当“另类”，如此等等。

这一意义上，《钢的琴》在精神期许上的致命误区，即是以分解法叙事一个不堪重负的主题，难以承受生命之重，也无法腾出精力和时间眷顾公共领域。宁可“内在性”至死，也不愿扩大个体及小家庭的半径，因为个体和小家庭幸福之外的世界，种种现实迹象表明，那似乎已经交给了道德救济主义者来完成。于是，影片最终只能在施予与感恩、资助与谢意中收获廉价的掌声和鲜花。

“网络文学”语境规定性中的“我们的时代”

《钢的琴》是个案，自然，《小时代》也不可能不是个案，包括其他我认真看过和未来得及看完的相关众多影视剧，当把它们汇集起来，整体性地审视，我发现，它们正努力企图从类型中突围出来，想要在被分解、碎片化的人文语境中，建构“普遍性”。这样的理解，无论《钢的琴》《小时代》，还是近期同样风靡的《致青春》，其实就不单是个案的问题了。怀旧也罢，“伤痕”也罢，追逐高端的物质“成功”也罢，给今天时代以精神命名，却是这些影视剧不约而同的追求。

接下来我要追究的另一问题便是，“我们的时代”，或者“70后”“80后”似乎逻辑地要担纲主体的时代，它的主体性在哪里？该主体已经和继续输出的人文价值理念在多大程度上表现得更了解这个时代，而不是相反？

为更微观，更具有语境性，想把前面已经有所论及的在《钢的琴》中导致精神叙事断裂的个体化人文概念，纳入到2013年9月24～25日在京召开的全国青年创作会议现场，然后分析其得与失，这不仅关乎“我们”得以命名的个体化人文价值观是否有效，也关乎“我们的时代”的文学艺术前景问题。

6年前的上届“青创会”，“60后”占绝对比例，“70后”的交流似乎只在小组讨论的自由发言这一个平台上。因为话语比例、分量、完整性的不同，会议所形成的主流声音，我感觉，在“60后”那里所构建起来的人文精神、注重文学的精神性、意义感、历史感和批判意识的价值理念，非但没被打断，反而大有“薪火相传”的意味，即便仿佛被压抑了、改编了的“70后”（包括个别“80后”）声音，也显示出了基本在文化现代性（人的现代性问题）之内的良好苗头，甚至还会让人对“70后”“80后”（那时候，这两个代际的作家是以深受质疑和争议而参与进来的）产生诸多的期待。而本届“网络作家”人数虽不多，但他们中的所谓“大神”级的人物，非但显赫地突出于整个“青创会”氛围，而且强烈地构成着这届会议的主要信息，乃至于方向。这个方向由两个方面的因素合力促成，一是他们的所谓文学赚了大钱，类似于“唐家三少”这样的年薪上千万者仅三五人参会，但人们领悟到的是，无数隐没在这个极少数“大神”后面的最低年薪至少突破了10万大关的“芸芸众生”。可见，极少数“大神”亮出的底牌何等壮观啊！二是他们的所谓“写作机制”，成为了整个会议私下里交流的经验。什么机制呢？主要是与“粉丝”的互动性和文学叙述的开放性。因此，互动性与开放性，成了反思传统纸介文学“失语”“无效”的重要经验。按照“粉丝”要求安排场面，遵照“粉丝”志趣分配情节比例，顺着“粉丝”意思摆布人物命运，以及贴着“粉丝”心态取舍情爱关系网，如此等等。一句话，网络“大神”及其“网络文学”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是因为它的背后有一个数以亿万计的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硕博研究生、工棚打工者组成的有效读者群体存在。而赚更多的钱和把文学变得更具有游戏性，正是这些人所向往并经过他们自身的努力所营建的一种社会文化机制。再加之连绵不断的产业链的经营保障——炒作成纸本读物、编排成影视长卷、制作成动漫和打造成游戏软件。指定发言与自由讨论中的关键词，诸如“个体化”“日常性”“内在性”“我们这一代”“新的中国故事”等等，其实质无一不发生方向性逆转、并奔向“网络文学”已经出示的文学“愿景”。

整体的价值感知上，上届“60后”所输出的价值理念使人振奋，原因之一是，他们的写作视野虽以个体为本位，个体的生存处境、精神困惑为原点，但并不止于个体的经验世界，甚至一部分力量还会使人联想到，他们的理念如果能落实到具体写作中的话，可能还会从精神传统上承续知青一代的现实主义精神。而“70后”个别“80后”表达出来的“叛逆”“反抗”，就人文观念而言，也使人看到了他们将会出现的推进而不是倒退于“60后”既有成绩的信息——是那种把成长的“叛逆”“反抗”转化为对不合理社会价值机制的质疑性叙事的能量，有时候也使我产生某种冥冥中的等待，等待他们真能把心智成长过程中必然有的小打小闹、小别小扭、小反常小另类等，通过叙述磨砺，化合成内在于“断裂”社会肌理之内的个体化现代性思想表达——是甩掉不该有的农耕文化惯性、宗法制文化模式和皇权文化底色的文学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