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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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季羡林与东方学(4)

(三)指出了中国文化在全人类文化和东方文化中的分量和地位。

季老说:“我逐渐发现,一方面很多人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另一方面,不少的人有不少模糊的看法,特别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更是如此。他们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文化的价值,神化西方文化。我在很多地方都说到,我不赞成‘全盘西化’这个提法,我认为这在理论上讲不通,事实上做不到。世界上没有哪一个西方世界以外的国家是‘全盘西化’了的,连以西化著名的日本也不是这个样子……我个人觉得,当前的关键问题是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扩而大之,认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认识了,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也就能够实事求是地加以认识。现在有不少的人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认识不全面,有偏颇。贬低东方,神化西方,都是没有根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个人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没有宏观的历史眼光,也缺少宏观的地理眼光。有不少人,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只看到最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没有上下数千年的眼光。他们只看到我们的几百万平方公里,没有纵横几万里的眼光,难免给人以坐井观天的印象。这样看问题,当然不会全面的,当然会有偏颇的。如果能够做到从历史和地理两点都能最大限度地用宏观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则必然能够看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过去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用两句通俗的中国话来说,两者间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又说:“大家都知道,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它的基础,而古希腊文化则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又说:“到了今天,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传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与基础,这一点毫无疑义。”

季老这些话的意思,依我的理解,有以下三点:1.文化交流很重要,但目前存在着的问题是多数人对其重要性认识不够,尤其有不少的人有不少模糊的看法,特别是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问题上,更是如此。他们有意无意地贬低中国文化,神化西方文化。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文化交流不可能正常地健康地有效地进行,这对我们中国文化建设是极为不利的,对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也是极为不利的。2.因此季老指出,当前关键的问题是解决如何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进而认识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而有了对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的真正价值的正确认识,才有可能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鉴别,实事求是地认识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不再没有根据地贬低东方,神化西方。3.为什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首先必须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真正价值呢?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基础和代表,这个关键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这里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季老一再指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与基础。这是季老文化研究一个最基本的观点,也是他认识东西方文化的真正价值和观察东西方文化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当季老讲东方文化时,常常指的就是作为东方文化基础和代表的中国文化。如说:“东方文化曾在人类历史上占过上风,起过导向作用,这就是我说的‘三十年河东’。”“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方式,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季老在这里所说的“东方”“东方文化”,首先指的就是中国文化。因此,把握季老的这一观点,对了解季老的学术人生、热爱祖国、热爱中国文化的情怀,都是会有很大帮助的。

中国文化在季老心目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他非常赞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他说:“我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了出去,对世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善于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从而更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又说:“大概是几年前吧,提出了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这个口号,得到了全国人民、海外华人华裔甚至不是华人的外国人的赞同。这证明这个口号提得正确。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这绝对不是什么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我们都认为,外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我们的优秀文化中间有些东西,不但对中国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所以我们要弘扬。因此,我自己感觉,这口号提出来以后,这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完全可以结合起来。有人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对立,我感觉到,真正的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爱国主义。”正是因为把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看作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的具体表现,季老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与基础——中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提出了许多深中肯綮的建议和看法。这里仅举数例,也许可以说明季老是一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结合、无私奉献、舍命求法、鞠躬尽瘁的中国的“脊梁”。

季老倡议或参与筹建了许多学术研究会,并担任过名誉会长、会长等职务。对活跃全国学术研究气氛,推动学术交流,促进学术研究力量成长,起了巨大的作用。如中国语言文字学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会、中国文学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文化书院。

季老为了传承、弘扬和发展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倡议或参与编撰出版许多大型丛书:1.出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外国文学》卷的编委会副主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主任;2.主编《神州文化集成》;3.主编《东方文化集成》;4.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5.主编《传世藏书》。这些都是影响千秋万代的文化大工程。

季老对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与看法,这里无法都介绍,只能讲几条。

1.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季老提出“要讲文化发展战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交流”。所以他提出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主张“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

2.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季老认为在教条主义流行的年代写出的那些《中国通史》,不可能不受当时极“左”的影响。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关键在一个“论”字。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一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因此,中国通史必须重写。

另外,中国古史也应当重写。季老认为“中国过去写历史,基本上都是黄河文化或北方文化中心论。但是,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楚文化或南方文化,或长江文化,就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总之,写中国历史必须包括南方”。

3.主张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季老认为,《中国文学史》的纂写与《中国通史》一样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极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条主义、僵化、简单化分不开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焉能生动活泼、繁荣昌盛呢?不错,文学作品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但却不能只一味强调政治标准,忽视艺术标准。衡量一部文学作品的标准,艺术性绝对不应忽视,甚至无视,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无用处,这样的作品绝不会为读者所接受。可惜的是,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忽视了作品艺术性的分析。这样的文学史是不行的。因此,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

4.建议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另起炉灶,改弦更张。季老认为,无论如何,汉语同西方印欧语系的语言是截然不同的两类语言,这是无论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汉语只有单字,没有字母,没有任何形态变化,词性也难以确定。汉语有时显得有点模糊,但是,妙就妙在模糊上。而研究汉语的专家们的那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方式,是受了研究西方有形态变化的语言的方法的影响。季老认为,这一条路最终是会走不通的,所以建议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另起炉灶,改弦更张。

5.主张美学研究要根本转型。季老认为,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但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体系。“美学”这门学问,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期,美学成了显学,还形成了一些学派,互相争辩,但争论主要集中在美的性质这个问题上,跟在西方学者后面走,拾人牙慧,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走进了死胡同,走进了误区。中国美学家忘记了,中国的“美”同西方不一样。中国学者讲美学,而不讲中国的“美”,岂非咄咄怪事!这是让西方学者带进了误区。现在已经有一些美学家谈论美学转型的问题,可惜这些学者只想小小地转一下型,并没有想到彻底走出误区。所以季老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绝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6.主张用中国文艺理论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季老说:“世界上,文艺理论能成为体系的只有四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欧美文艺理论、中国文艺理论、印度文艺理论。中国文艺理论,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有一套专门名词,有许多不同的学说。”又说,近七八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时有变化,新学说不时兴起。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国际文艺论坛的喧嚣闹嚷声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就形象地说,中国患了“失语症”。病因很多,季老认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有一些学者过多地屈服于“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同时又没有勇气,或者毋宁说是没有识见,去回顾我们自己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水平极高的旧的文艺理论宝库。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面对一件艺术作品,西方文艺理论家是手执解剖刀,把艺术品分析解剖得支离破碎,然后写成连篇累牍的文章,使用不知多少抽象的名词,令读者如堕入五里雾中,最终也得不到要领。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则截然不同,读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读者读了以后得到的也不是干瘪枯燥的义理,而是生动活泼的综合的印象。比方说,杜甫的诗被综合评论为“沉郁顿挫”,李白的诗是“飘逸豪放”。季老认为,我们中国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自己的腰板挺不直,被外国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我们有悠久雄厚的基础,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绝不会再失语下去的。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多思考,勤试验,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

从上面列举的六个例子,大家从中可以看到季老的远见卓识、敢想敢说和忧国忘身的精神。六条建议或主张涵盖文化交流、中国历史、中国文学、汉语语法、中国文艺理论、中国美学等多个领域,不难想象,这些主张或建议,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发展,可能产生多么巨大而长远的影响。

(四)指出了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化交流”,并阐明文化交流的规律与内容。

季老说:“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绝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季老进而指出,文化交流是文化得以发展的基本条件,并对文化交流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季老说:“可以这样讲,从古代到现在,在世界上还找不出一种文化是不受外来因素影响的……可以说没有文化交流,就没有文化发展……交流总的来说是好的,当然也有坏的。坏的,对人们没有益处的,不能称为‘文化’。我是说对人类有好处的、有用的、物质、精神两方面的东西交流才叫‘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