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季羡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的创建(1)
李谋
（一）
“东方”本是个普通的方位词，而且是与西方相对而言的。欧洲人对与自身（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所作的区分，“似乎早在《伊利亚特》的时代就已很清晰”了。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也对东方有所描述。后来陆续有不少欧洲的旅行家、冒险家、学者、商人，甚至还有士兵到了东方并对它有所接触。英国人与法国人乃至其他欧洲人都习惯把处于欧洲东部的亚洲（包括埃及等在内的阿拉伯地区）泛称为“东方”。14世纪的英国诗人、作家乔叟、曼德维尔等人的笔下就已出现了“东方”这个词语。“东方学的正式出现被认为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工会决定在巴黎、牛津、波罗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登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古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而英国人和法国人是这一学科的先驱，尤其是在这一地区英法两大殖民网络的存在更使得他们的这一地位难以动摇。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19世纪初，英法两国一直是东方学的领跑者和主导者。1809年法国就出现了研究刊物《东方文物》，1822年法国亚洲研究会成立，次年英国皇家亚洲研究会成立。19世纪中叶德国使东方学研究进一步深入，成立了德国东方学研究会。美国的东方学研究则略晚，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在这个领域内占了上风。
可以说初期所谓的“东方学”就是西方人对东方的主观认识与感知，甚至包括想象。而后东方学才逐步发展为一个研究东方民族、历史、文化、特征与影响的学科。它又是一个研究领域极其庞杂，而且可以进一步从横向或纵向划分成许多不同分支的学科。所以提到东方学，人们往往得到的是个比较笼统、庞杂和模糊的概念，最多认为是埃及学、印度学和汉学等学科的总和而已。因为“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东方学一词……带有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烈而专横的政治色彩。”欧洲人“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象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这就使得西方人的东方学本身有着“东方主义”“欧洲中心论”的内涵，很多论述或结论是带偏见的，具有政治色彩的。但是对于东方学本身西方学者也作出了许多不同的解释。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写了一本专著《东方学》，全面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该书于1977年年底写成，1980年其法文版译出，后各种文字的译本先后问世，1999年中译本出版。这部书的出版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争论。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有学术研究学科、思维方式和权力话语方式三个方面的含义。
（二）
我们中国人早就有研究自己的传统——即以前人们常说的“国学”，当然这与西方传统所谓“东方学”中的汉学部分还不大相同。中国人开始研究印度也较西方要早得多，可以说自佛教传入中国高僧们开始译经活动时就发轫了，这和西方人士的“印度学”也有很大不同，关键在于“出发点”是完全不同的。在二战前，虽然源自欧洲的“东方”“西方”和“东方学”等词语已传到中国，但只有少数学者真正开始涉足东方学研究。当一些知识分子、学者在西方许多相关著作中看到“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时，困惑了甚至是愤怒了。西方人士为什么这样评价我们东方？西方人士眼中的东方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广袤的东方内部相互间有无内在联系？……他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决心进入这一学科，探寻其究竟。季羡林先生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1930年进入清华西洋文学系学习，其间选修了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又旁听了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受益匪浅。1935年赴德留学，在哥廷根大学以印度学为主系，学习了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课程，获博士学位。1946年春夏之交回到祖国。
（三）
回国当年，即1946年秋季羡林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随着先生的到来，当时北京大学的领导胡适之、傅斯年先生以及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决定建立“这样一个空前未有的学系”，正反映了我国老一辈学者决心要把中国的东方问题和东方文化研究搞起来的想法。也正好给先生建立了一个实现创建东方学中国学派抱负的工作平台。先生根据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情况，先将个人研究目标放在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上。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建系时，“最初只有教员四人，语言有四种。不久增加了两位教员，代表两种语言。学生的数目更少于教员”。在1949年春夏之交经过与从南京迁来的东方语言专科学校、中央大学边政系和边疆学院一部分的合并和1952年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初具规模。
从1946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1965年），季羡林先生发表了专著两部《中印文化关系论丛》（1957）和《印度简史》（1957）；译著5部，其中3部是印度古典名著《五卷书》（1960）、《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还先后发表了学术论文47篇，其中文学与比较文学方面的占一半，有23篇，语言研究11篇，文化与文化交流7篇，历史4篇，佛教2篇。虽然我们看来，先生当时身为系主任处于文山会海之中，政治运动不断，还有许多教学和行政事务都需要先生花费很多时间，繁忙紧张可想而知，能写出这么多的论文已经是成就不小了，但先生却不这样看。
在这10年中，东方语言文学系在先生的精心培育和领导下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这是北京大学集聚和培育从事东方学人才关键的打基础的10年。在这10年中，由于国家考虑到涉外工作发展的需要，对东方学科倍加重视，50年代中期开始，东语系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春天。1954、1955、1956连续三年按绝密专业招收保送学生的办法，从各地共遴选了近400名品学兼优的应届中学毕业生进入东语系学习。1958、1959年又从其他院校学习英语的二三年级本科生中选调若干学生到东方语言文学系一些专业学习，培养同时精通两种外语的人才。从1954年开始陆续在印地、日本、朝鲜、印尼、越南和缅甸等专业培养硕士研究生。在系学习的学生总数上升至800～900人，这就使得东语系当时成了北京大学文科中数一数二的名副其实的大系。50年代中期又对先后调入的师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聘请多名各国专家到系任教；提前抽调一批在校的优秀生留校充实教师队伍；大量派遣教师与拟留校的学生出国深造。因此教学与科研力量大增。先生言传身教，不仅亲自给学生们上课，讲授相关的知识，鼓励他们积累所学。也给青年教员们上课，教他们怎样去积累资料，选好课题，学习理论，进行研究。让教员们不仅能将自己的专长教给学生们，还在教学的过程中有更多的积累，有更大的提高。这期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的教师们在季先生的带领下不仅为学生开出了多门语言课程，也开设了相关国别的文学课程，每位教员在各自的教研室中都有所分工，有自己主攻的研究与教学的方向（当时一般分语言、文学与历史三个不同方向），并写出了一些讲义或文章，翻译了一些资料或文学作品。但是因为当时出版条件所限，语言类论文很难发表，虽然有些报刊能够发表文学类译文或文章，但是因为东方各国尚不为人们重视，所以见诸出版也不易。这10年内在东语系任教的教员发表的短篇作品难以统计，长篇单独成册正式出版的有二三十种之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马坚的《古兰经》（1950）、金克木的《云使》（1956）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金克木先生译出了印度古典文艺理论名篇《舞论》《诗镜》和《文镜》的片断，他的《梵语文学史》也于1964年正式出版。东语系当时实际已成为全国东方学学科发展的基地。我们可以发现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出的有关东方学科的首批人才，不论是活跃在涉外战线上的工作人员，还是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抑或是战斗在培养人才教育部门的教师，绝大多数都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今天开设东方诸国专业的院校早已不止北京大学一家，设立专业较多的也有七八家之多，但这些院校在始建相关专业时，均有北大人参加创办。还有些北大本校及兄弟院校教授历史或东方文学的教师也曾在东语系进修过相关课程。在回顾这方面成绩时，我们绝不能忘记作为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的季羡林先生作出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