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我们的系主任季羡林教授

贺剑城

季羡林先生是1946年从德国回到祖国的。他刚一回国便立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并受命创办东方语言系荣任系主任。这在北京大学的历史上可能是罕见的。

新中国成立前，东语系的规模很小，先后只招过两届学生，只有季羡林、马坚、金克木、于道泉、金鹏、韩镜清、王森等几位教师。

我曾不止一次听季羡林教授说过，解放前，人们看不起东方，眼巴巴地看着西方，好像西方的月亮也比东方的圆。印度是一个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可是一个人若是得到驻印度大使的官位，别人并不羡慕；如果一个人哪怕是去做一个欧洲小国的大使，别人也会羡慕不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季羡林先生立即决定回国，也正说明他心系祖国，情系东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当时在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同志约见季羡林主任，共商扩大东语系规模、保证生源、增加经费等问题，并决定把前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前国立边疆专科学校、前国立边疆学校师范专科和前中央大学边政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东语系。

本来东语系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小系，1949年暑假后忽然变成了文科第一大系，语言增加到11种。那时一个系也只有一两个办事员，更没有什么先进设备，不要说电脑，就是仅有的挂在墙上的一部老式电话，也不能自动拨号，全靠人工接线。外线又少，时常打通一个电话，要等上好久。所有新来的200多师生的教学、吃住等生活问题，都由系主任跑上跑下，亲自解决。那些日子，系主任实在太劳累了，终日不得休息，然而他毫无倦意。每到同学中间，总是谈笑风生，使人感到非常亲切。我想大概是事业的发展使他忘记了劳累吧！

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北京大学好像没有回民食堂，至少没有大一点儿的回民食堂。从南京合并过来的师生中有不少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为了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系主任和学校领导商定，我们系单独办起了一个简陋的食堂，说其简陋，就是因为它“有食无堂”，只是在“民主广场”的东墙根，垒起锅灶，搭起席棚作为厨房，权且做饭罢了。这样打了饭菜就只能站在操场用餐了。其实，这个食堂还不如以前富户人家办喜事和丧事临时搭的席棚呢。因为那种席棚内还有桌凳，而我们的食堂却连桌凳都没有。如果跟今天坐在宽敞明亮的食堂用餐的同学们说起来，他们会像听天方夜谭一样。这段往事在当年用餐者的记忆中恐怕都很淡薄了，甚至已经被当前幸福生活的冲击波完全冲走了。然而食堂虽然简陋，我们当年那些用餐者，却没一个人有意见，发牢骚。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小小的食堂，也是系主任跑细了腿才跑出来的。食堂建成后，给它起了个响亮的名字——“东方红食堂”。不知是借用了一首歌曲的名字，以表示解放后东语系的发展，还是因为它在“民主广场”东隅，早早会见到火红朝阳的缘故。这页不太重要的东语系历史似乎不急于弄清楚，还是留给别人去考证吧！

我是1949年8月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朝鲜语专业的。开学后选择专业时我有幸第一次与季羡林主任见面。见面前心里总有些忐忑不安，在门口迟疑了好久才敲门进去。在我这个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心目中，教授都是满腹经纶，不苟言笑的。可是我一见到季老，心中的不安便顿时消失了。他微笑着站起来迎接我，一再让我坐下谈。我想，自己是一个刚入学的学生，怎能和系主任平起平坐呢！可是我不坐，他就一直站着。我只好坐下，与主任谈我选专业的想法。季老非常尊重每个学生的志愿。我记得，那次谈完选专业的事，季老一直送我到楼道。我想，也许正因为季老是个大学者，才那样谦逊，那样平易近人，因而才会令人肃然起敬吧。

1953年我毕业留校，做系秘书兼支部书记，协助系主任工作。那时北大已迁到现址。当时，一座外文楼都分配给我系使用。由于专业多，房子仍不太宽裕，系主任便和我们行政人员都在一个带套间的办公室工作。每天都有很多人来找系主任，无论谁来找，季老都立刻站起来，直到事情谈完，才坐下继续工作。这种谈话方式表现了他内心的谦虚和对别人的尊敬。季老90多岁时，我去13公寓看望过他几次。记得每次与他告别后，他总是由阿姨搀扶着把我送到门外。我一再请他留步，他也不肯。每当这个时候，他年轻时的形象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回忆起多年一起工作的往事，我久久不能平静。

和季羡林教授一起工作，我经常可以受到教育，他的很多言行举止对我都是一种鞭策。

季老很爱惜光阴，又善于利用时间。我想，这是他事业成功的秘诀之一，也许古今中外成大事者都是如此吧！

季老的系主任工作很多，另有数十个兼职，需要参加很多会议，这使他每一天总是在繁忙中度过。但是他绝不会虚度一分一秒的时间。他曾对我说：“古人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来比喻时间的可贵。如果人家玩儿，你也玩儿；人家学习，你工作。那么你的业务就会落后于人。你要善于利用时间。”同时他还建议我们在他身边担任党政工作的几个教师，早晨先搞业务，九点以后再来上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季老的嘱咐中既有殷切的希望，又有入微的体贴和关怀。正是由于季老的关心，我虽长期做系党总支书记，却一直也没有放弃业务。东语系的其他党政干部也同样在季老的关怀下，一边努力工作，一边见缝插针，刻苦钻研业务。正因为如此，我们离退休后还能用自己的业务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专业研究或其他工作。

季老在德国留学期间，一面从事研究工作，一面同时学习几种外语。他学习的语言既有现代语，又有古代死文字。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的学习“那简直是折磨自己”。我想，也正是这种“折磨”，才“折磨”出来这样一位大学者。记得他从年轻时就有失眠症，每天靠安眠药入睡，一种安眠药不行，就同时吃几种。但是晚上超过十点上床，就不知什么时候能入睡了。所以晚上开总支委员会时，我们常请季老提前退席，但他总是不肯。每天不管工作、开会到多晚，他都照例早晨五点开始读书或写作。他说：“9点钟我去办公室时，已经在家里工作4个小时了。有时坐在汽车上，也可以闭上眼睛思考问题。”就这样，季老常以自己的事例告诫我们，要善于利用时间，不要虚度光阴。

如无特殊情况，我们的系主任总是按时来系里办公，他可不是挂名的系主任！那时，季老在套间里屋办公，几位办事员在外间。在紧靠里屋门的地方，横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这就是季老全部的办公设备。平时工作间歇时，季老总是设法挤出时间搞业务。外间房子经常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然而他却不怕干扰，看书、查资料，总是那么聚精会神、专心致志。这种全神贯注排除干扰的能力可是一般人很难做到的。

后来，我们在外文楼腾出一间房子，专门给季老作书房。需要的书籍和搜集的资料都放在书房里，以免丢失。我们作为他的学生，后来都有了一些工作经验，并分别担任了党政领导职务。平时我们都自觉地尽量为他多分担一些第一线的工作，让他有较多时间从事业务工作。可是没想到，季老外边的兼职越来越多，他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然而，即使如此，他也能挤出时间搞业务。

我每想到他吃几种安眠药才能入睡，每看到他每天忙碌的情况，而自己却没能抓紧时间，心里总有几分羞愧。后来决心学习他多种头绪，齐抓并进的工作方法。于是我每当做完一件事，就立刻全神贯注地去做另一件事。每天24小时工作、学习、休息都安排得很紧凑，晚上总是学习到夜深，节假日也很少休息。由此我慢慢感到，这样快节奏地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效率都很高。

回忆在季老的领导下工作和学习的岁月，我由衷地感激季老对我的言传身教。季老不但是我崇敬的好老师，也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