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女性思维的研究概况
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开始的女性思维的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精神分析哲学领域,针对弗洛伊德学说展开由形式的批判到方法论的批判。美国B. Friedan在《女性之谜》中指出,弗洛伊德从传统的实证主义方法出发,试图建立一个同男性对称的女性系统而不能时,将其归结为女性的缺陷,从而建立了女性从属男性的等级系统。其他女性主义者则在弗洛伊德的哲学反思中得出另一种结论:弗洛伊德认为主体的无意识和快乐原则与意识和现实原则处于同等地位,冲击了柏拉图以来认为自我是理智主导、情欲附属的统一体,也就是冲击了传统的男性理智的思维模式。德里达从语言与所表达意义间的关系的独特角度做了探索,他认为语言组合原则本身是相对的,语言与所表达的意义之间没有唯一精确的关系,没有可依赖的准绳。只有意识到语言的这种本质特性,就可以在使用语言中限制和改变它的传统意义。女性主义倡导者们认为传统语言从词汇、句法到表达,无不体现着男性思维方式,是我们“概念的监狱”。
国内关于女性思维方式的研究,涉及两个部分:
一是女性认识论研究。女性认识论是女性主义与哲学十分艰辛地结合的产物,主要针对男性中心认识论予以批判。虽然这一新概念已得到承认,但总体上看来,还没有被理论界所接受。因此,其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虞凌燕的《对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批判性考察》,王俊的《解读高等教育的性别符码基于女性主义认识论的研究》等都是从交叉学科角度研究的成果;涉及女性认识论问题的专著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李银河、李小江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理论家。以上研究虽然分属不同专业,但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女性认识论的多个方面。其贡献是将国内外女性主义研究和哲学相结合,但本土化程度不足,全面而独立意义上的中国女性认识论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是女性思维科学的研究。思维科学始于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多注重宏观架构,如郭京龙、郭志族主编的《中国思维科学研究报告》、苏富中的《思维科学》等。或许因为信息获取途径有限,从哲学角度研究女性思维方式的成果,数量相当有限。如李晨阳、肖红1990年在《哲学动态》上发表的《女性思维方式的挑战》,是在国内女性主义思潮兴起过程中,将女性思维方式作为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一部分,进行了介绍性的论述。当然此类引进式文章很多,这里不再一一列举。2001年11月《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刊登了署名乌云那的题为《论中国女性思维方式的科学化》,这算是国内第一篇关于中国女性思维方式的定性式论述。由于缺乏定量研究,没有相关实证资料的支持,其理论深度与广度无疑受到了一定影响。
参与研究女性思维的理论是多学科的,如伦理学、心理学等,其实质是提倡平等与和谐,因而侧重于女性认识论、方法论的拓宽和创新,侧重于研究对女性思维制约的政治、社会等外在因素,较少研究从女性自身寻求女性思维的优势和局限之所在。因此,考察女性个体和群体思维方式的历史流变轨迹,剖析女性思维产生、发展的生理根源和社会根源,探寻市场经济条件下女性思维需要调整的原因和对策,加强女性问题在哲学理论方面的探讨,有着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男拳”与“拳力”等概念的提出
写作中,选择哲学语言表现学科风格还是选择社会学语言让人一目了然的想法常常在大脑中掐架,“男拳”这一概念既是学科语言掐架的结果,又是在与其他专家的辩论中坚持下来的。2012年7月,笔者赴贵阳参加“中国妇女研究会妇女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暨女性创新人才培养与先进性别文化建设研讨会”时,受《山东女子学院学报》主编杨荣的邀约,匆忙赶写了两篇女性思维方面的文章;但责编王娅对“男拳”概念给予了严厉诘责,“男拳”的概念不是恩格斯的科学概念,恩格斯说的是“男权”。
首先,“男拳思维”这一概念源自“男拳”与“动作思维”的结合。20世纪前后,思维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分别提出了“行动的思维”(皮亚杰)、“行为思维”(李淮春)、“动作思维”(李泽厚)。男拳思维即是手语、表情语等为表现形式的“行为思维”或“动作思维”的形象化。
其次,笔者是从家庭政治格局开始探究“男拳”这一概念的。在三代聚居的现代家庭中,带着女儿这一血缘权的女人“空降”到丈夫的地盘之后,除了作为妻子的人权之外,陆续增添了儿媳、母亲等称谓下的血缘权,与丈夫的人权、父亲与女婿的血缘权,名称虽有不同,但数量相等,为何会出现多以男性为施暴主体的家暴?显然,在妻子与丈夫的动作思维中,女拳很微弱,对丈夫、公公显现不出震慑力,而男拳思维则不但出现在妻子、父母、儿女乃至岳父、岳母等面前,甚至出现在左邻右舍、伙伴面前……这是迄今为止女性受“役使”的直接源头。
正是由现代家暴这一男性“拳力”现象的拓展,笔者努力厘清男拳与男权、拳力与权力的对应及其辩证关系:拳力侧重于直观、随机力量的宣示,权力侧重于抽象、综合力量的宣示,都是生命体生存所需资源的分配规则;但拳力是元规则,是最暴力胜利者的意志反映,是决定其他衍生规则的根本规则,并常常由男性主导。
拳力、权力同时出现在原始社会,母系具有的管理权源自生育而得的血缘权、恐怖而创造的神授权,男女的拳力则体现在人类与自然的能量互换过程中。在有限资源的抢夺中,男性因拳力的强势战胜女性,人为地改变了母系的各种自然规则,建构了经济私有机制;直至俘虏们受到直接暴力的辖制、女奴的腹产物得到环环相扣的机制的剥离,政治私有机制得以建构,大面积的“从男居”宣示了母系的消解,自此,男拳或男权成为资源分配规则的主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拳力随历史进化表现为公拳力和私拳力。习惯法主导时代,拳力比权力更直接、更有效地决定生命体生存所需资源的划归。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点,没有精准仪器证明血缘关系的古代男人,凭借拳力改变了女人血淋淋的生育现象烙印在大脑中的“元生育观”,一并劫取了母系的神授权、管理权,扭转“从女居”为“从男居”。一语概之,男拳在“劫财劫色”中摧毁自然性契约模式催生的母系,建构的经济、政治私有制即是男拳由局部拓展为全部、由私拳力拓展为公拳力的成果。制度法主导时代,公拳力表现为军队、监狱等,私拳力则以强盗、土匪等集团为凸显。
权力分为公权力和私权力两部分,在国家出现后以制度法形式和习惯法形式出现,制度法形式为公权力,包括以军队、监狱等为凸显的公拳力系统和依赖公拳力存在的国家文职管理系统;后者为百姓的权力,如政权规定的财产、人身等权利,故私权力又可称为私权利,但二者又不等同,因私权力与公权力始终处于动态博弈中,私权力获胜,则私权利才能得以保障。
拳力和权力的博弈贯穿于人类社会始终。宏观上,拳力既隐藏在常态的公权力辖制之中,又凸显于非常态的公权力辖制之外:最暴力者的拳力建构了生存资源、资源分配的秩序,即权力成为制度法中的拳力的较高级表现形式,是诸多规则的集合系统;军队、监狱等显性的拳力则是集合系统中不可或缺的、最暴力的部分,用以维护资源分配规则和秩序,强盗、土匪等暴力集团的拳力成为潜规则,或明或暗地挑战公权力,威胁甚至颠覆公拳力主导的分配规则,直到建构出新规则并予以保障。微观上,拳力无处不在,流散在家族公权规则之下,体现在对母妻和子女的财产、人身等权利的压制之中,闪现在社会活动的钱、物等交易中……
三、“双性思维”概念的含义
“双性思维”的现实基础是“双性同体”生物现象、心理现象以及文艺创作中的“双性模拟思维”创作方法。“双性”指人类用以辨识一事物与它事物而赋予的规定性,如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内与外……当然也包括现实中真实、多维的人被一维虚拟化为“独立刚强”的男性和“温柔善良”女性。“双性思维”概指文字型与经验型知识、文字逻辑与思维逻辑中两种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的调用,具体指极端情感思维与极端理性思维、顺向思维与逆向思维、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等思维方式之间维度、程度等的调整。
“双性思维”不同于侧重调和、从众等直观性生存方法的“中庸思维”或“中道思维”,不是传统思维的感性、直觉、形象、顺向等单向度、单维度层级的使用,而是感性与理性、形象与抽象等多向度层级、多逻辑型思维的效能最大化……
“双性思维”也有别于气质、性格、形象的“中性化”,具有内敛性,实践上既依赖经验型知识的丰富,又更多地有赖于文字型知识的内化,是一个吸纳多类型知识、注重实践操作效果的非可视生存方式,它将是“女性解放”步入新阶段的前提和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