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句读说起

我国的新式标点产生于清末民初，到现在不过百年左右的历史，此前，传统的句读符号已经使用了三千多年。从句读符号的萌芽到新式标点的定型，其间经历了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新式标点尽管与句读符号有很大不同，但毕竟是在传统的句读符号的基础上形成的，讲新式标点就不能不谈句读符号。文字产生之初，只不过是一种简单的记事符号，那当然不用断句，也用不着什么符号。可是，当人们用文字记录一件事情，出现了简单的句子，那就需要断句了。可以设想，在断句符号出现之前，一定会有某种断句方法，比如分行、空格等等，这种断句的方法和不久出现的标记符号以及其他钩识符号，古人统称为“句读”。

关于“句读”的概念，有几点要说明：

第一，“句读”既指句读的方法，又指句读的符号。

第二，表示句读的符号，从广义上讲，包括句读符号、节段符号、鉴赏符号三大类。用现在标点符号的功能作标准衡量，只有狭义的句读符号才与表示停顿、语气和结构的新式标点相当。节段符号、鉴赏符号只是阅读的一种标记钩识，如同现在读书时的圈点批划的符号一样。但是，节段符号、鉴赏符号和句读符号并无严格明确的界限，而且有时还兼有标识句读的作用。所以，一般来说，句读符号都是从广义上讲的。

第三，古人所用过的句读符号很多，但主要的和常用的有三种。

第一种，“√”(jué绝），最初见于西周金文，沿用于秦汉简书与帛书。《说文解字》“√”部说：“√，钩识也，从反√，读若。”段玉裁注解说，钩识“用钩表识其识也。”褚少孙在补记《史记·滑稽列传》时说“东方朔上书，凡用三千奏牍，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这个“乙”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此非甲乙字，乃正√字也，今人读书有所勾勒，即此。”这是古人读书时用作停顿的一种标记，一般用来作段落号，画在每段末一字的左角。

第二种，“、”(zhǔ主），《说文解字》“、”部说：“、，有所绝止，、而识之也。”段玉裁对这个符号也有解说：“凡物有分别，事有可不意有存主，心识其处者皆是，非专谓读书止辄乙其处也。”就是说，“、”本为表示停顿的标记，古人又用它标志事物的类别，事情的可否，给重要的地方画上标记。也就是说，这个符号的用途不只是作为停顿的标记。

第三种，“○”，是一个圆圈，除作章号外，一般用于断句，写在直行字的右下方。

当时，这三种符号并无严格的分工，都有句读的功能。如“、”形状像现在的顿号，但并不作顿号用，而用来断句。“√”也并非专用来分段，有时又用来断句，或作为一种标号。例如：《流沙坠简》内《屯戍丛残》有一简：“隧长常贤√充世√绾√√，等禀郡界中门戍王韦等十八人相从。”

从简文看，常贤、充世、绾三人名后应标顿号，或人名下均加专名号，但古时没有这些符号，只好加上“√”，表示是人名，以免被人误读。

第四，前人分析句读，有所谓音节的句读和文法的句读之分，前者称读，后者称句，区别很大。不过，这只是训诂学家的说法，实际上一般人笼而统之地都叫做句读，符号也不加区别。而且，一般情况下，“句”与“读”也没有严格的区别，语意未完为“读”，语意已完为“句”，唐代之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二者有了明确的区分是唐代以后的事。对于句读的区别，古代学者有不少说法，唐代有个和尚天台沙门湛然在《法华文句记》中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这里所说的“句”大略指一句话语意已完足处，相当于现在的句号，“读”大略指语意未完可以停顿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逗号、顿号。

元朝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说：

句：举其纲，文意断。

读：“者”“也”相应，文意未断，覆举上文；上反言而下正，上有呼下字，下有承上字。

他又举例说明：

举其纲为句，如“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文意断为句，如“此对小子之学言之也”。

文意未断为读，如“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上反言而下正为读，如“不亲其亲，不长其长，则所厚者薄而无以及人之亲友”。

程端礼不仅区别了读和句，而且还注意到读和读之间的关系。他所说的“读”大致相当于今天有顿号、逗号和分号的地方，他所说的“上反言而下正，上有呼下字，下有承上字”是指上句从否定方面说，下句从肯定方面说，中间必有停顿，上下文之间有互为关联的词句，如“不亲其亲，不长其长”八字是反言，为一读，“则”字下正言亦为一读，“则”字为呼应上文的关联词。

马建忠在《马氏文通》“论句读”中从句式的角度也说：“凡有起词，语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未全者曰读。”这是第一次用定义的形式区分“句”与“读”。清人黄以周曾解释说：“古离经有二法：一曰句断，一曰句绝。句断，今谓之句逗，古亦谓之句投（原注：见《文选·长笛赋（马融）》），‘断’与‘逗’‘投’皆音近字，句断者，其辞于此中断而意不绝。句绝，则辞意俱绝也。郑注‘离’训‘断绝’，兼两法言。”按照这个解释，“句绝”是句，“句读”是读，也是一种区分句读概念的说法。这说明，相当长的一个阶段，人们还无法给“句”和“读”划分一个界限。唐代以后“句”和“读”有了明确的分工，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直到清代也很难给句读作出一个科学的界定。

第五，虽然句读的概念出现得很早，但这个名称到汉代才有。东汉何休《公羊传解诂序》云：“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有，甚可闵者，不可胜记也。”这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句读”的最早出处。汉代甚至更后一段时间，“句读”在书写形式上很不统一，马融《长笛赋》写作“句投”（“观法于节奏，察变于‘句投’”），《法华经》写作“句逗”，《晋书·乐志》写作“句度”（“其辞即古，莫能晓其句度”），《唐摭言》也写作“句度”。《五代会要》有一段话说：“敕令国子监博土儒徒将西京石经本以所以经本句度抄写出，仔细看读。”——大概石经原本是没有“句读”的，所以朝庭下令将没有句读的石经加以句读抄写后再教给学生。

句读符号是新式标点符号的雏形，新式标点符号是在古代句读符号的基础上产生的，但二者毕竟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古代句读符号不成系统。古代的圈、点、框、线是极不规则的符号，不仅品种不完备，形式不标准，而且功能也有限。五大类句读符号，其基本功能只有两种：一是给语言划分层次，即断句或截开语段或篇章。二是标示出重要的文字，即表示着重和强调。古代句读符号没有明确标示疑问、感叹、引语、插注、解释、省略、连接等方面的功能。因此古代句读符号虽有几十种，但却是一个很不完整的系统，因而也就不能适应语言多种表达的需要。而新式标点除了表示语句的停顿，标明词语中的性质外，还能表示语言的语气情态，甚至还有一定的修辞作用。

（2）句读符号从总体上讲，比新式标点要多，但常用的就那么两三种，即“、”“√”“○”，种类有限，另外还有几种并不常用。新式标点符号现在有16种之多，还有一些非正式的“编外成员”，种类很多，这比句读符号要丰富。标点符号中的破折号、省略号、引号、分号、问号、叹号等，句读符号是没有的，或者说是没有相当的符号可以替代。无论品种、用法，句读符号都难以和新式标点比较。

（3）句读符号中，标号比点号多，这与古代汉语特殊的语法结构有关。古文中的虚词很多，不少可以起到标点中点号的作用，所以古代点号少，而且这些点号也不常用。使用的符号中很大一部分是鉴赏符号。

所谓鉴赏符号是指用于初学用书、文章范本或名家“批点”一类书籍上的各种标记。比如，在被认为是最精彩或最重要的语句旁加上圆圈“○”或双圆圈“◎”或三角形“△”，或加“、”以示意有可取。这些符号有时也有句读的作用，比如有的一串圈下一个点或一串点下一个圈，有的浓圈密点一大片，但留出句子的第一个字不圈不点，这便是辨识句子的标志。但大多数符号或者强调提示读者注意，或者表示作者、批注者的某种意图，仅此而已。

（4）句读符号远不如新式标点科学严密，其概念比较含糊，其所用符号也比较粗糙。比如，古代用“读”的地方，现在除了用逗号外，还可以用顿号、分号，或者根本什么符号也不用。古代用“句”的地方，现在除了用句号外，还可以用问号、叹号或其他符号。

（5）古代还有一种情况，即利用汉字的独特性质来代替句读符号。就是说，不是以文字之外的符号来作句读符号，而是以文字本身或文字叙述来代替句读符号。吕思勉先生在《章句论》中曾说：“昔人行文，以无符号故，艰困实甚。至不得已处，乃以文字代之。”例如，以“所谓”代替引语，以“云云”表示省略，一些疑问词、叹词自然起到问号、叹号的作用。有时放着现成的句读符号不用而用文字来代替句读符号，如《说文解字》“瑾”字条下有“瑾瑜美玉也”一句，段玉裁为《说文解字》作注解时怕人误解，就写作“瑾、逗、美玉也”，“逗”就是提示在这里要停顿一下。今人看起来，如果不明其意，简直莫名其妙。

（6）句读符号的使用有很大的随意性。古书中的句读有的是作者原来加的，更多的是读书人阅读时随手添加的。无论哪种情况，使用的随意性很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同一篇文章或同一本书中可以在部分文字后使用句读符号而其余部分则不使用，就是说，使用句读符号可以是不全面的。

[2]一种符号可以表示多种句读意义，有时一圈到底，无论什么语言层次皆用圈号，有时一点到底，无论什么语言层次皆用顿点号。

[3]多种句读符号可以表示一种句读意义。如一个句子的末了，常常是圈号、点号、钩识号、直角号、节字号、乙字号等都可以使用。

[4]一种句读符号有许多不同的形体。总之，加与不加，加什么符号，加在什么地方，表示什么作用都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就是说，不像现代的标点符号那样，有约定俗成的规范可供使用者认同遵循。

（7）有些句读符号带有装饰性意味，如古书中的鱼尾号除了有分截各部的作用外，还能让读者产生一种美感，这类句读符号有较明显的美饰作用，新式标点没有这种情况。

（8）句读符号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没有人专门加以研究、整理、改进，使之科学化、规范化、系统化。

正因为如此，句读符号在学术上并无地位，像宋相台岳氏本《五经》在句末加圈点是很少见的。用得比较多的是在小说、戏曲和启蒙读物上，如宋刻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金陵富春堂刊本《薛仁贵跨海征东白袍记》《岳飞破虏东窗记》和明万历香雪居刊本校注古本《西厢记》等，到了清代，依然如此。

虽然，古代的句读符号无法与新式标点争高低，但是，古代的句读符号在文化发展史上是有地位、有价值、有特色的。几千年中，它留下的足迹本身就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从考古发现的文献资料和实物中，我们看到在甲骨文中句读符号就出现了。甲骨文中有横线、直线或丁字形线条等简单的界划符号，用来作为分段的标记，甲骨文学者称之为“界线”，我们不妨把它看成句读符号的萌芽。这样看来，句读符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

从春秋战国的文物资料中，我们看到更多的句读符号。当时的青铜器、帛书、竹简都记录了句读符号的足迹。1969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出土的西周共王时的《永盂》上，有一个表示文意终止的钩识符号（√）。1965年12月，在山西“侯马晋国遗址”中发掘出一批珍贵的朱书盟辞和墨书诅辞，其中使用各种句读符号多达47个。195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帛书中，使用的句读符号有了较大的改进。1975，年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一千多支秦代竹简，其中有规律地使用了大圆点作为分段号，传统的钩识号（√）用法也较为明确。这些考古资料充分说明，“点句之法，汉以前有之”的说法一点不假。

到了汉代，句读符号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简牍和帛书中，我们得到了充分的证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二号汉墓出土的汉简中，不少句子中就有句读符号。1959年，甘肃武威出土的西汉《仪礼》简策中有篇号、章号、题目号、括号等多种句读符号，有起标识作用的，有起点断作用的，有的是原来就有的，有的是后来加上的。这是目前已发现的汉代书面语言使用句读符号最多的一部古籍。1972年，甘肃武威出土的东汉医简中使用的句读符号与《仪礼》简有所不同，另具特色。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帛书二十多种，其中《老子》一文，字行间有句读符号，章首有黑点标记作为章号，还有合文号、重文号以及钩识符号多种。

汉代使用句读符号有许多明显的特点：

第一，使用句读符号比较普遍。

出土的汉代文献，纯粹不用任何句读符号的极少，可见当时使用句读符号还是比较普遍的，就连东汉的《熹平石经》也以圆点作为篇号、章号，这在我国古碑中极为少见。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将当时人施加句读的情形记录于书中。

第二，文章作者有施加句读符号的习惯。

从汉代简策中可知，文献中的句读符号大部分是作者原来撰稿时就加上的，少部分是诵读者所做的钩识标记。

第三，句读符号的种类十分丰富。

当时使用的句读符号，除了常用的“、”“√”“○”之外，尚有“”、“○”、“▲”、“●”、“”、“=”、“〈〉”等作为文章的各种标记。扁方框是标在简端的篇号。大圆圈有时作为篇号，作用同扁方框，有时又作为章句号。中圆点也是一种章句号。三角形，也是章句号。小圆点为题目号，打在题目之上。两横杠是重文号，标在重复的文字之下。尖括号是删略号，表示要删去的文字。这些句读符号，陈梦家先生在《汉简缀述》中都有介绍。

第四，句读符号被收入辞书。

东汉时，许慎《说文解字》里收录了两个标示句读的符号，一个是“、”，另一个是“√”，并作了解释。至于“○”大概当时使用得不如前两个普遍，没有记录。这两个句读符号第一次被收入辞书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句读符号使用比较普遍、频繁，二是句读符号有了大致的分工，用法相对固定。

汉代还有一种断句方法叫“离经”。《礼记·学记篇》：“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径辨志。”郑玄注：“离经，断句绝也。”孔颖达疏：“学者入学二年，乡遂大夫于年终之时考视其业。离经，谓离析经理，使章句断绝也。”元朝的陈《礼记集注》解释说，“离经”就是“离绝经书之句读”，“辨志”则是“辨别趋向之邪正也。”据此，离经就是分开经书的句子，使一句话有停顿；辨志，就是辨明句义，粗知大意。钱玄同等人在《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中说，这种方法“大概是把每句离开一两个字写”，并举例说“如宋版史记的索引述赞的写法”。

宋版史记的索引述赞是什么写法呢？这里以《刺客列传》的述赞作个样子：

曹沫盟柯 返鲁侵地 专诸进炙

定吴篡位 彰弟哭市 报主涂厕

创颈申冤 操袖行事 暴秦夺魄

懦夫增气

原文是竖写的，这里改为横排。可以看出，原文是一段韵文，凡停顿处均离开一两个字表示。

清人黄以周早有解释说：“离经，专以析句言；辨志，乃指断章言，‘志’与‘识’通。辨志者，辨其章旨而标识之也。”也就是说，“离经”是分析句读的工作，“辨志”是分析篇章、概括段旨、钩识标记章段的工作。还有人认为，“离经”没那么复杂，不过是句子旁勾划“｜”作为一种劝读的标识符号。不管怎么说，都和句读有关。

这种断句方法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明清刻本小说中的词、曲、诗中，就如同现在的无标点诗一样。

唐宋人一般用朱圈断句，以点标读，每章之首，以一个大圈为界，当然也还有别的圈点句读法。

唐宋时句读符号使用的情形，我们从敦煌遗书中可略知大概。敦煌遗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使用了各种句读符号（李正宇《敦煌遗书中的标点符号》《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反映了我国5世纪到11世纪初书面语使用句读符号的情况，而欧洲标点符号的出现最早不超过11世纪。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句读符号可能对欧洲人使用标点有所启发，如果这个猜测成立，中国古代人使用句读符号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是一大贡献。

敦煌遗书中使用较多的符号主要是以下16种：

1．句号。主要起断句作用。所用符号有两式，一作“、”，即今时顿号之形。一作“○”，即今时之句号。

2．顿号。表示一句之中的语气停顿，其形作“、”，作用和形状略同于今时之顿号，有时同于今时之逗号。

敦煌遗书中的句号、顿号的作用与古文中的句读符号近似。

3．重文号。表示重读前字，其符号为“”，用法和读法较为复杂。

4．省代号。形状与重文号同。起省代主词的作用。

5．倒乙号。颠倒上下二字之位置，符号作“”形，标于互倒二字之间的右侧。

6．废读号。施于衍字，表示不读，在字的右侧标废读号以示之。主要有两式：一式为旁点，即在衍字右侧点三四个黑点，表示不读；二式为先划一竖，后在竖旁加一点或三点四点，表示该字为衍字。

7．删除号。作用与废读号同，但废读号多施于一二字，删除号则多施于句段，删除之外，往往旁添改正文句。有的虽不添写改正文句，但由于删去许多字而使文意有所改变。废读号侧重于废除某字，删除号着眼于删除某种文意。其形体主要有两式：一式为划除号，即在删除的文字上划线；一式为圈除号，即在所删文句上圈划墨框。删除后，如有改添，则均添在所删之文右侧。

8．敬空号。古人写文，常于所示敬尊之处，不与上下文紧衔，须留出一二字空格，在空格后接写下文。书写时，遇当空而末空之字，则在其字右上角划矩形符号（“┐”），以示敬空之意。

9．篇名号。标志篇名的符号，其号作“”形。

10．章节号。标示一篇之内的不同章节。其号形体有两式：一式作“○”形，一式作矩形（“┐”），均标在章节首字的右上角。

11．层次号。标志文中不同层次的符号。所用符形有：、、◎、⊙、◉、·等多种，以区分不同层次和各层次间的子母关系。标画位置，在每一层之首。

12．标题号。画在小标题之前，以使标题醒目。其号形体有“△、、”等多种。

13．绝止号。正文结束时的标志。符号亦为矩形，画在正文末字之下。

14．勘验号。一般出现于账文中。符形有点（“、”“○”）矩（“┐”）钩（“√”）三种。位置多在物品或人名之上方，也有标在右侧的。

15．勾销号。凡了结的账目、注销的物品，施以符号表明注销。符形有钩（“√”）、矩（“┐”）两式。

16．图解号。施于佛经疏解文中，起提纲挈领、综合、分析的作用，符形为翔燕形（“”）。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遗书中使用的标点符号不止这些，名称亦为今人所加，用法、形体均不统一、不规范，使用也还不够普遍（详见《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李正宇文）。

刻书有句读符号始于宋代。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句读符号逐渐进入到刻印书籍中，使用的符号主要是“、”和“。”，“√”反而极少用。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说：“刻书之有圆点，始于宋中叶以后。”宋人岳珂《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记载：“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然亦但句读经文而已。惟蜀中字本与兴国本，并点注文，益为周尽。”这里提到的监本、蜀本、建本、兴国本都是各种刻本书籍的简称，中字本是指字体形状大小有所区别的刻本。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以下几点：

第一，刻书施加句读已成为馆阁校书统一的格式。宋朝政府派遣文人整理国家图书时把句读形式明文规定在校书条例中，这在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说明与标点符号有近似作用的句读符号已等同于国家标准。

第二，句读符号不仅有了固定的位置，而且有了明确的分工。宋末毛晃在《增修互注韵略》中说：“今秘书省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中间。”即一句话意思还没完的时候，在需要停顿的地方打一个小圆点或小长点（类似顿号），其作用类似于现在的逗号。在全句意思已经完足的时候，画上一个小圆圈。宋岳珂编印的《相台五经》就使用了这两种句读符号。

第三，由于政府行为的影响，刻本上施用句读符号的不少。《宋史何基传》云：“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待论说而自见者。”这是“标点”一词的最早记载。影响所及，不但正文有句读，注文也有句读，这就大大方便了读者。

书籍中使用句读符号当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宋史·王柏传》说：“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通鉴纲目》，标注点校，尤为精密。”这里的“标”可能指各种标记，“点”可能指句读，既指两种符号，又指两种工作。留传到后世的宋朱熹《四书集注》，除句末字旁有小圆圈外，每章前还有一个大圆圈作为章号。北京图书馆藏金刻本《刘知远诸宫调》句末刻有“○”约占半个字的位置，显然不是后来加上的。这样做，当然非常有利于文化的普及，遗憾的是，大概由于排印的困难，并不是所有的刻本书籍都这样做，到了后来，由于各种非议，刻印书籍施加句读符号反而没有进一步发展下去。

元明时，随着刊本小说的出现，刻本书籍的句读符号花样更多。元代刻本出现了套色句读符号。清人何焯在《通志堂经解春秋本义》的案语中说：“元刻最精，有句读点抹。”这里所说的“句读”是指一种工作，“点抹”是指一种符号，“点”是指传统的句读符号，“抹”大概是指打一条横线或直线。清人钱泰吉在《曝书杂记》中介绍前人目睹元代用五色标记五经的实况说：“《尚书标点》王鲁斋先生凡例：朱抹者，纲领大旨；朱点者，要语警语也。墨抹者，考订制度；墨点者，事之始末及言外意也。大略上与《四书》标点例同。《诗集传》，亦墨朱标点；《易传义》，黄朱；有元人印记。《礼记集说》，亦元人标题。三经标点，皆类王鲁斋义例。《春秋胡传》，用五色笔点抹，以《左传》《公羊》《谷梁》标于上，视诸经尤工密。”元代学者用朱笔和墨笔分别点、抹作为区分句读、提示重点的一种读书标记，足见当时文人对句读符号的重视。唐宋时也有红黑两色套印本，只是注文和正文颜色不同。而元代，则用红黑两色区分句读符号，读起来很醒目。明代亦有这种套印本，明万历四十八年闵于忱松筠馆刻套印本《孙子参同》（北京图书馆藏）正文用黑色，批语句读用红色，句读符号有“‖”“○”“、”“*”等好几种，均加于正文右侧。钱泰吉《曝书杂记》记载了明人归有光用朱、黄、青、黑四色标点《史记》的情况，文中介绍说：“震川（归有光）评点《史记》自为例意。略云：朱圈点处，总是意句与叙事好处；黄圈点处，总是气脉。朱圈点处，人易晓；黄圈点处，人难晓。黑掷是肯理处，青掷是不好要紧处，黄掷是好要紧处。”这是用四种颜色（朱、黄、黑、青）来作为读书时的标点，还有圈、点、连圈、连点、竖线等符号，其目的是指示古文辞的结构警语，结合眉注、旁注进行评论，以便于习文之士模仿古人学习写作经验。明代刻印书籍，不仅使用套印方法区分句读符号，而且使用的句读符号比较复杂。明代天启年间，孙元化刻印的《新镌标题武经七书》是王阳明的批注本，可以看到当时读书人在书上圈点勾划的实况，该书每页（半版）8行，每行7字，正文字旁印有“⊙”、“○”、“、”等符号，用以表示某段词句的重要程度，并且还标有句读符号。明代刻印书籍施加句读符号十分普遍，连《永乐大典》这样的大部头书也用了句读符号。

读书人施加句读符号十分普遍，甚至主考官评阅试卷，不仅加批语，还可以加种种符号。我国现存的唯一状元卷是明万历年间状元赵秉忠的试卷，1983年在山东青州市发现。试卷正文是用小楷墨书的，有朱笔施加的句读符号，为阅卷官所为。卷中句读符号有两种：一是画于句尾字靠下方，是一个小圆圈；二是画于精彩词语之旁，也是小圆圈。据说，表明词语优劣的符号，当时分为五等，为“○、'、√、-、×”这是沿用句读符号表示优劣的。赵秉忠的试卷均为圆圈，说明词语优美，是最好的。据说徐渭在一篇逐客的文章中加上逗号、句号用以断句，这也是有可能的。随着刊本小说的出现，明代还出现了两个专名号，即在人名旁画单线，在地名旁画双线。

清代，许多刻印的书籍都加了句读符号，如钱树棠等人编印的《经余必读》在凡例中规定：“概加句读。”乾隆四年刻本《八旗通志》和《清实录》都有表示音节停顿的句读符号。王引之等人在自刻的书中也加施句读符号。清人崔学古在《幼训》中说：“书中有数字一句者，有一字一句者，又有文虽数句而语气作一句读者，须逐字逐句读明白。”太平天国时期，所刻书籍添加的标点符号，有逗号、句号、地名号、人名号等，已经突破了旧式句读符号的局限，成为近代中国标点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

除了以上表示句读的办法，古人还有一些特别的方法：

1．在注解中说明句读。

2．用文字标明句读。如《礼记·中庸》：“自诚明读谓之性句自明诚读谓之教句诚读则明矣句明读则诚矣句”——传统的符号弃而不用而改用麻烦的文字表示，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原因就是刻印者铅字中没有这一套符号，只好用文字表示。

3．有时用提行另起的办法，称为“跳出”。“跳出”主要是用于提到国君表示尊敬时，不一定是段和句的标志。

但是直到清末，大部分刻印的书籍并不施加句读符号。清代人尽管花了很大力气用句读符号去点校古书，但点读的目的在于校正讹误，而不是给读者提供一种施加句读的刻本。清末民初，白话文盛行前，报刊文章均用文言文写成，施加句读也并不普遍。古书中的句读符号大都是抄写者、刻写者怕误读而随文加注的，或读者阅读时因自己的需要加上的。孙德谦在《古书读法略例》中说：“古书之流传，至于今日，既相承无圈点矣，吾人在诵读时，正宜自行圈点。盖一经点读，其书文义或有难解者，即其上下句法若何联属，皆将再三谛审，与泛览者不同。”

古人写作，作者施加句读符号的极少，刻印书籍大都也无句读符号，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致说来，主要原因是：

1．受刻印条件和流传方式的限制。

2．刻印仿古的习惯。

3．认为只是雕虫小技，不值一提。曾国藩在《经史百家简编序》中就曾视句读为浅陋，他怀着对句读不足称道的口气说：“圈点者，科场时文之陋习也，而今反施之古书，末流之变迁，何足称道。”把句读看成是“科场时文之陋习”实在是一种偏见。但这种心态却束缚了中国人的手脚，直到新式标点施行后，有些人依然如故。唐弢在《文章修养》中说：“我在小学读书时，曾经受过老师的警告，说是书信文章，都是要给人家去看的。自己不能预加圈点，一加就是对对方的不尊敬，怀疑他读不断。”这位老师说的也许是古代读书人的普遍心态吧。

一方面是作者写作时不加句读符号，另一方面又把读书施加句读看成一件重要的工作，“学识如何观点书”，如欧阳修《读书诗》所说的“篇章异句读，解诂及笺传。是非自相攻，去取在勇断”。一方面是句读符号不统一，另一方面又常批评指责他人“失其句读”的情况。一方面把句读看作是授童教学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又有人把它看成是雕虫小技，如韩愈在《师说》里所说的“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这是多么矛盾的现象，但是这种矛盾现象在中国却存在了好几个世纪，而且句读符号始终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具有法定性质的写作规范。直到清末民初，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