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一场“大仗”

在文章中使用标点符号，这对读者来说是多么方便的一件事。倘若在一篇文章中，用错了几个关键的标点，或者文不加点，一个标点也不用，这文章你还能读下去吗？就说古文吧，现在有谁还愿意阅读不施句读的古籍呢！这么一件大好事却在倡导推广之初并不一帆风顺，的确是经历了一场“大仗”的。

有人曾经形象地描绘过当时的情况：在三千多年不用标点的汉字文章中加进西洋标点，好比一个小针头刺破了一个大气球，的确是一场轰动，对已经习惯于使用没有标点的文言文人士来讲，无疑是震动神经的“思想革命”。一些顽固派对标点符号像对待白话文一样，视之如洪水猛兽，找出种种理由加以反对。如“学衡派”是新文化运动的死对头，他们对“新式标点”这样属于形式方面的东西也竭力加以排斥，一律把新式标点斥之为“英文标点”加以拒绝。有些报刊不仅用文言印行，而且也不加点句读，这种落后守旧形象还受到了新文化运动中守旧派代表人物吴宓的称赞，他称赞《民心周报》（1917年创刊）：“自发刊以至停版。除小说及一二来稿外。全用文言。不用所谓新式标点。即此一端。在新潮方盛极之时，亦可谓砥柱中流矣。”鲁迅先生在《热风·〈一是之学说〉》中曾予以讽刺痛斥。有一位张耀翔在《心理杂志》第三卷第二号（1924年）发表了一篇《新诗人的情绪》，文中统计了当时出版的一些新诗集里的惊叹号（！），说什么惊叹号“缩小看像许多细菌，放大看像几排弹丸”，莫名其妙地指责这都是消极、悲观、厌世等情绪的表现，因而认为多用惊叹号的白话诗都是“亡国之音”（参见《华盖集〈论辨的魂灵〉》）。甚至连一些较开明的国学家也竭力贬低标点符号的功用，说什么白话文很好，可是中间加进西洋标点，不伦不类，无异于长袍马褂上系了一条领带。所以，起初人们使用新式标点符号，并不是那么理直气壮的。严复翻译《富原》一书，主要还是用旧式的句读符号，只是用了地名号、人名号等少量西式标点，今天看起来像是小偷一样，偷偷摸摸地用几个新式标点。想必当时主张用西式标点的人在强大的习惯势力面前大概都是这种心态吧。

林纾曾用文言翻译过100多部外国小说，竟也抵制新式标点。当遇到外文中的省略号时，他宁肯用“此语未完”夹注在文中，而不肯采用现成的省略号，何况使用新式标点当时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鲁迅在1934年追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些斗争的情况时说：“这两件，现在看起来，自然是琐屑得很，但那时是十多年前，单是提倡新式标点，就会有一大群人‘若丧考妣’，恨不得‘食肉寝皮’的时候，所以的确是‘大仗’。”（《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鲁迅说的“这两件”事是指有关刘半农的两件事：一件是“她”字和“牠”（它）字的创造，一件是答王敬轩的双簧信（参看《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新式标点符号的倡导比这两件事还要早得多，自然被一帮封建遗老视若洪水猛兽而横加责难了。以至于1915年1月杨杏佛、赵元任等人以“中国科学社”的名义编辑出版《科学》杂志创刊号时，因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面对强大的习惯势力，不得不在《例言》中再三声明：“本杂志印法，旁行左上，并用西方句读点乙，以便插写算术及物理化学诸程式，非故好新奇，读者谅之。”“句读点乙”就是用新式标点符号，编辑的苦心不言而喻。尽管再三声明还是招惹了不少非议。1916年《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出版时，编辑只好求助于名人帮忙，专门发表了胡适的文章《论句读及其符号》并特地加编者按语为自己解围。按语中云：“本报从出版之始即采用西方句读法，海内外颇有以好新无谓非之者。然科学文字贵明了不移……若吾人沿旧习，长篇累牍，不加点乙，恐辞义失于章句者将举不胜举。胡适有鉴于文字符号之不容缓也，因为是文，以投本报。同人既喜能补本报凡例之不及，且是以答海内外见难之辞，因刊之此期。读者不以越俎代谋讥之，则幸甚矣。”编辑们的难堪之状溢于字里行间。不过，他们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代表着时代的大潮流，硬是坚持下来了，后来终于成为世界著名刊物。在期刊中，《科学》是最早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比《新青年》还要早三年。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新式标点符号方案后，情况算是好多了，但是仍有一帮封建复古派顽固地诋毁标点符号。直到1928年还有“以英语来禁用白话及标点符号”的事。1928年1月28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发表的《禁止标点符号》（钱泽民）一文提到这样一件可笑的事：北洋政府教育部某次“甄别考试”，某科长到场训诲，说：“你们不应用标点符号，因为标点符号是写白话文时用的。”他在讲话中夹用英文，而且“他说英文时特别呈出严厉的面孔”。鲁迅曾作《〈禁止标点符号〉按语》云：“这虽只一点记事，但于我是觉得有意义的：中国此后将以英语来禁用的白话及标点符号，但这便是‘保存国粹’。在有一部分同胞的心中，虽视白话如仇，而‘国粹’和‘英文’的界限却已经没有了。”某些保守派阴暗守旧的心理今天提起来也许觉得十分滑稽可笑，但那时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直到1936年，也还有人对新式标点大加讨伐。有个谢宗陶把1928年曾在《学衡》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加以修改，又改头换面以《说文字标点》为题发表于《河北》月刊第四卷第十期。此文用文言写成，不施句读标点。作者在文中认为：中国语言文字“寓一切方法于无形之中，大而化之，神而明之”，“不须仆仆抬头而段落显著；无取一一标点，而句读清晰”。作者甚至把使用标点“疵之为画蛇添足”，也算是一位可笑迂腐的反对者了。

舒芜先生曾在《标点符号忆旧》一文中提到这样一件令人发笑的真人真事：抗战初期，一个高中学生仅仅因为给自己的作文加了标点，就被老师斥退，老师当众对他说：“你的大作，承好意怕我看不懂，读不断，费心劳神点给我看。我拜读了还是不懂，你的学问太高了，我哪敢教你？”谁料想到这时候，还有这样对新式标点咬牙切齿的人。

鲁迅先生曾经一再强调指出，中国一向的改革，哪怕只是想把凳子的位置移动一下也得流血，改革在中国向来就非易事。有些在我们现在看来是顺理成章有利无害的事，但在施行之初却是阻力重重，甚至要付出血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