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继续乱炖(3)

二十几年前，坊间就把一捆一捆的钱很形象地称其为“砖”，虽然那时还没有百元大钞，但就那个十元一捆的“砖头”，也砸破了不少人的脑袋。涂鸦觉得，这“砖头”的比喻实在太微妙了。也说不定，最早用这个称谓的人，还偏就是被砸破了脑袋而后悔不迭的家伙呢。也许他是这样忠告别人的：你以为这是啥？这可是砸你脑袋的“砖头”。其实，老板也不是傻子，精得跟猴一样，他的“砖头”也不是见人就拍的，之所以宁愿把这样的“砖头”鬼鬼祟祟地砸到别人的头上，也不愿光明正大地拍到农民工手里，皆因为他们的老谋深算，更因为我们的制度缺陷。几乎无处不在甚至落地生根的潜规则，使这样的“砖头”不仅没有丧失生命力，甚至还有“每况愈上”的趋势。过去用一块“砖头”就可以砸破一个脑袋，现在人家的脑袋硬了，不同时砸上几块十几块乃至更多块，是砸不起包见不到血的。应该说，对于大多数老板们而言，这是一个让他们感到头痛的难题。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谁也是不愿意做的。当然也有一些乐此不疲的老板，譬如他们就说，你们都干干净净干事了，让我们怎么活呢？很显然，这些老板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不干净，要么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譬如偷漏税了什么的，要么是干一些“擦边球”的行当，钻一些政策的空子。

上海人说话，一块砖头砸到淮海路上，砸爬下了十个人，结果有九个都是老板。这意思很明白，老板太多了，也不免芜杂。其实呢，倘十个人都是老板，那才是我们的大幸，关键是不要芜杂了。当然了，老板的芜杂与否，也取决于我们机制的完善与否。若老板们的“砖头”不拍到为他卖命干活人的手里，拍到别处都是打水漂，没个响声，或者就根本不敢往别处拍，像西夏区那些农民工，讨工钱归讨工钱，也总不至于挨一顿捶，遭“板儿砖”拍。他老板找打手，或者人家给他当打手，既要付出又有风险，恐怕没有“砖头”说话也是不行的。让老板的“砖”多起来是好事，但让老板的“砖”规规矩矩起来，亦非一日之寒。

链条

中国是自行车王国，不会蹬车的人很少，而但凡蹬过车的人都知道自行车上那根链条的作用。不要说链条断了，就是拧巴了，你自行车也甭想动起来。链条是连接前后两个轮子上齿轮的一根绳儿。如今，那个叫“产业链”的绳儿，被我们运用得最为频繁。一个地区如果有几根这种绳儿，庶民百姓也会因此而受益。这是不言自明的大道理。

你知道“申遗”不？“申遗”也可以搓成这种绳儿。四川的那个川江号子，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了，大家兴奋不已，普遍认为这是做大做强当地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一个良好契机，是成功形成文化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链的突破口。当然，涂鸦这里所说的“大家”，主要是指当地的政府官员。“申遗”之所以能够引起普遍的重视，甚至耗费巨大的成本，与那根链条或曰绳子不无关系。但是，据说当地的老百姓并不这样看，他们以为，失去了波涛汹涌的峡谷，没有了激流勇进的环境，川江号子的生命力也不会长久。号子是喊出来的，站在游船上哇啦哇啦地喊，成什么体统？能算做号子么？

一项荣誉即便来得多么不容易，也更需要的是内功。自身条件不咋地，试图凭借一两个什么荣誉就形成所谓的链条，恐怕也多半是画饼充饥。近来教育部的那条“万众一心唱京剧”的规定，也大有这样的期许。只要你们唱，传统就不会丢。问题是，京剧如果都可以这样唱，像那些流行小曲儿似的，这京剧的传承意义，怕也就不大了吧。记得涂鸦上小学的时候，排队去电影院看《红灯记》，路上也是老师起头，然后童声齐唱“临行喝妈一碗酒”。小子们正值变声期，声音嘶哑，参差不齐，尾部再学着李玉和来一串“哈哈哈哈”，那种矫情，那种放纵，好像与什么传承呀传统呀的没有啥子关系。

或许是计划经济时代太久了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习惯于拍脑袋决策拍桌子决定。倒是一些应该喝令制止的事情，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又是论证又是“民主”。譬如一些城市的古建筑物，因为利益，虽然有一些程序上的论证，但最终也还是毁于一铲。大铲车，轻轻地一铲就OK。这方面，天津尤甚。大冯的腿子也跑断了嗓子也喊哑了，他一边跑着一边喊着，人家也一边论证着一边铲着。说一千道一万，粉红嘟嘟的钞票，像胖小子粉红嘟嘟的屁股一样，着实招人喜欢啊。

链条应该形成，并且应该紧紧咬住齿轮，带动两个三个乃至更多的轮子驰骋。这是一种优化组合，更有助于良性循环，持续发展。虽然有时候即便内功虚弱，亦可借势而起，但那样的机遇毕竟有限。重要的，还是我们自身。

没想到

日前，广州市领导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全市大接访活动，可以说，全市上下一起联动，场面蔚为壮观。老百姓们奔走相告，纷纷寻找能够对口的单位或领导反映问题，以期得到解决，当然更希望能够当场拍板，就地解决。看到如此场面，看到老百姓如此急切的行为，以及他们所反映的种种问题，广州市一位主要领导不由自主地感叹道：“真是没想到，老百姓们的日子竟然这样苦。”

活动之后，虽未招来一片斥责之声，但也引来了诸多的疑惑之言。主要是，这样颇有些哗众取宠的行动，究竟能够走多远？倘是面对制度缺口的一种补偿，其功效又能够有多大？还有，它是不是仍然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政府“形式秀”，吸引一些眼球，赚来一些吆喝，显摆一下姿态，镀上一层金环？但不管怎么样，政府官员如此这般的大出动大接访，也着实让老百姓们没想到。我想，他们至少应该有这样几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官员们的姿态转变得这样快，也许某些官员的面孔对于他们来讲还似曾相识，那幅猪肝色、好像别人欠了他们家多少钱一样的面孔还栩栩如生，但而今再看，他们笑容可掬，好像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似的；二是没想到自己还能够与这样大的领导实现零接触，要知道他们的尊容一般都只在电视上晃来晃去，虽然时不时也晃到老百姓的队伍里，但真晃到自己跟前，并且拉着自己的手，软绵绵地问：“你还有什么困难？”真是想都不敢想；三是没想到人家一位主要领导的感叹，也不知道怎么了，竟让自己的心里感到瓦凉瓦凉的，还有一股股酸楚往外冒。

其实，老百姓的日子苦不苦，或者有多苦，老百姓自己的心里最清楚。过去，如果哪位领导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更有甚者还挤出几滴眼泪来，老百姓一定会觉得他是亲民的，也一定会为此而感动。但是时代变了。现在是什么时代？网络时代，信息时代，以人为本是核心的时代，再发出这样的感叹，好像唯独自己这样身历其境了，这样打成一片了，能不让老百姓心里感到瓦凉瓦凉么？也同样，能不显露出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么？说实话，多大的官呀！总书记总理是怎么做的，老百姓一样样都看在眼里，他们的心里像明镜一样亮堂。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武断”地认为，一个地方官员对自己庶民百姓的生活如此“了如指掌”，“下课”的铃声是不是也就该拉响了？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我们牢固树立“程序意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是把程序视为圭臬的。我们已经走上了法治之路，虽然才刚刚起步，虽然还任重道远，但这是一条不可以掉头的道路，我们应该义无反顾。大接访活动虽然在当前来看也不无可取之处，但它终究不会走远，我们也不希望它越走越远。它的“寿终正寝”之日，也是我们法治社会建设更加完善之时。如果发生这样的现象，就是虽然开展了大接访活动，但仍然让老百姓们有了更多的“没想到”，譬如没想到搞来搞去一个样，没想到猪肝色还是猪肝色等等，或者让政府部门也有了若干个“没想到”，譬如没想到老百姓反映上来的问题仍然没解决，没想到老百姓的日子还是那样苦，等等，那可真是得不偿失，划不来的。

不值得自豪的事情

法国的一家公司，向日本出口了一船的货物，其中很大的一部分，虽然注明是法国生产的，但实际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日本方面毫不客气，不挑不拣，整船退回，并且写道：“请在巴黎销售这些货物。”

去年涂鸦曾到沿海地区采风，也到过一些大企业。当然，这里面就包括一些加工企业。譬如，就有一家企业的老板很自豪地对我们宣称，你就是在巴黎买这样的东西，也还是咱这里生产的。据说，有很多出国的人就上了这样的当，花的是欧元美元，买的是在国内用人民币就可以买来的东西，虽然人民币升值很厉害，但还是不划算的。其实经济全球化了，这样的现象也不奇怪。奇怪的倒是那家企业老板的自豪感。加工别人的产品，虽然也能够获得一定的收益，但毕竟是为别人作嫁衣裳，要看别人的脸子，总不应该是件舒服的事。更重要的是，它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们的创造力，甚至使我们缺乏发展的动力。况且，人家也精得要命，拿来让你加工的东西，大多都是一些伤及自然环境甚至影响我们健康发展的东西。还譬如若干年前，我们突然惧怕起甲肝来，好像我们从来就不认识甲肝似的，一次性筷子立马风行全国。据说这也让日本人高兴了一回，大批大批地进口我们的筷子，从而保全自己的树木。我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牺牲，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短视，没有永续发展的理念，一方面是与我们长期的思想灌输不无关系，总认为自己地大物博，“脑肥肠满”，气粗得很。

认识虽然需要一个过程，但对于我们来讲，不应该是漫长的，更不应该再拿“学费说”来做什么幌子，为弱智性的牺牲进行掩盖。我们耽误的时间太长了，这方面，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了。当然，这并不就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或者完全拒绝外来的加工，但我们应该学会“拿来”，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为我所用”。不过，这个“拿来”或者“为我所用”里面同样具有创新的内容。也就是说，脱离了创新，我们终将一事无成。这样便可以推断，上述那个企业老板的自豪感，无疑是要不得的，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态度。延续下去，误了自己不说，亦不可避免地拖累了他人。

银川是一个小地方，但是不是与别人比起来我们就天生自感弗如？就觉得自己断胳膊少腿？就“半脑子”？非也！根本上来讲，我们还是缺乏一个“敢”字。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基本上不敢率先为之；甚至别人已经尝过的螃蟹，我们都不敢拿来再啃上几口。这是一个意识或者叫认识上的问题，不改变这样的短视，不从思想根子上挖掘，我们就是天天喊口号，月月下指标，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局，也未必就不会出现。

是蜗居人生，更是践踏生命

网络上流传着一栋最牛楼房，它坐落在重庆的渝黔高速桥下，六层高，住着24户人家。最近，《南方周末》的记者专访了这栋楼的住户，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拆迁户。他们之所以蜗居在这里，一是因为拆迁被政府安置过来的，一是因为政府给的拆迁费太少，买不起新楼房，只好买到这里。一些住户甚至害怕因为记者的采访而使这栋楼遭到拆除，他们可怜巴巴地看着记者，说：“你们不会给政府施加压力吧？”

为什么呢？涂鸦以为，蔡明神经兮兮的诘问，实在太高明了。其实我们正是少了这种哪怕是神经兮兮的诘问，才使诸多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东西有了生长的土壤。它们的茁壮成长，其实与我们脱不了干系。为什么宁愿住这种连余震和载重车经过都分不清楚的房子，而不愿意让记者给政府施加压力使其得以拆除？很简单，莫钱！夏威夷的夏天多么好，巴厘岛的风光也不赖，地球人都知道，但那不是地球人都能够享受的。莫钱啥子事都不好办。于是就只好蜗居于此，就只好觉得还可以，只好乐滋滋，只好可怜巴巴地央求记者。其实记者哪里有那样大的本事，虽被称为无冕之王，但那个“冕”才是最实在的呀。

“给政府施加压力”这句话，还让我们看到了百姓无奈与善良的一面。我们的老百姓多么好，他们宁可蜗居于此，也不愿意让政府为难。这就是无奈的一面。而作为政府，有压力是正常的，但是不需要什么施加之说。承担才是政府的责任。主动承担压力，甚至自加压力，这是早些年我们学习的“张家港精神”。没有这样的精神，百姓的无奈就会更多。最牛楼房虽然是先有楼后有高速桥，但仍然让我们看到了政府怠政的一面。既然高速桥要“凌驾”于楼房之上，为什么在建设之初就不首先拆除？我们甚至想，莫不是政府或者什么开发商为了减少高速桥的建设成本或者麻烦（因为在很多部门看来，与老百姓打交道是最麻烦的事），干脆把高速桥抬高了多少多少米，以至于形成了现在的楼上桥？我们之所以能够产生这样的想法，是因为我们普遍认同的“小鬼难缠”的理论依然在大行其道。这应该怨不得我们。当对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已经达到什么也不顾的时候，人性的弱点便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