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通览(1)
军事情报思想是军事情报实践的理性认识。在中国，一定历史阶段的军事情报思想，既是对当时军政外交等实践中情报活动经验的理论总结，也是对前人有关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由此形成了中国军事情报思想史。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史是研究中国军事情报思想产生、发展及演变规律的一门科学，涉及到情报哲学、地位作用、手段方法、分析处理、组织分工、政策纪律、人员素质等领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古代军事情报思想史隶属军事历史科学范畴，是军事情报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军事思想的历史遗产之一，又对当代及今后的军事情报实践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远在商代时，伴随人们预知未来的渴望，军事情报意识即已萌生于宗教神学活动之中。甲骨卜辞中已有侦察敌情和原始的军事预测活动记录。周代则是古代军事情报思想的发轫期。《周易》中有许多直接叙述战争和情报预测的卦爻辞，反映了作者古朴的军事情报思想。“观”卦就掌握各部族邦国情况的问题，否定了幼稚简单的“童观”和局部片面的“窥观”，主张既要“观我生”，又要“观其生”，还要考察大国的政绩（“观国之光”），以此决定自己的进退方针和内政外交方略。这一思想实则是孙子“知彼知己”情报观的渊源。在“师”卦中，作者提出了“师出以律，否臧凶”的命题，认为掌握一支部队出征时的状况是否良好这一情报，可以预见战争的吉凶。在“同人”卦中，作者指出“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预言在隐蔽行动中如果暴露了目标，不仅要打败仗，而且该部队将多年不能恢复战斗力。在“复”卦中，作者认为，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某种敌对势力的崛起而贸然用兵，将导致“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的恶果。这些朴素的认识，反映了《周易》注重预见的军事情报意识。
其后，《易传》在《周易》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知几”说。《易传》认为，战争胜负、宫廷政变、人事吉凶等社会现象的变化是事物刚柔阴阳的矛盾运动的结果，并把导致这种变化的初始迹象和征兆称为“几”。为此，《易传》强调“早辨”、“知几”，要求人们“见机而作”、“极深而研几”。“知几”说，不仅是《易传》认识论的核心，也是关于情报获取和预警思想的精髓。在《易传》看来，情报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原始要终”，“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意即：察其始而求其终，在复杂隐晦的现象中探索真相，获取机密，推断未来趋势，从而判定事物的吉凶，促成人事的努力。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仍，军事思想成为百家争鸣的论题之一。《老子》在哲学上主张柔弱胜刚强，初步认识到事物的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的规律，进而提出“知常曰明”、“未兆易谋”、“知雄守雌”、“大巧若拙”等观点，对后代的情报与谋略思想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墨子》政治上主张非攻，军事上专讲防御，并在守城术的研究中叙述了侦察和防谍措施，具体实用，操作性强。《荀子》提倡仁人之兵。在情报保障方面，认为“仁人之用十里之国，则将有百里之听；用百里之国，则将有千里之听，用千里之国，则将有四海之听”，只有如此，才能做到“聪明警戒”。在情报获取与分析方面，要求“观敌窥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强调搜集动向情况，采用秘密深入的手段，注重反复分析验证。在作战指挥方面，提出了“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的情报使用原则，并将其视之为将帅的“六术”之一。
先秦诸子中，以《管子》、《鬼谷子》、《吕氏春秋》的情报思想较为丰富。《管子》把情报分为“形”、“能”、“意”三大范畴，认为“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见解独特。它把决定战争胜负的条件归纳为经济财力、武器装备、军队建设、掌握敌情和捕捉战机等八种因素，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诸因素之间存在一种逐级追加的关系，并把“遍知天下”、“明于机数”的情报工作视为战争准备和决策的最后一个决定性因素，道出了情报工作与其他各项军事工作的关系及其重要地位。在战略情报和基本情况的侦察和搜集方面，《管子·八观》提出了八大任务，既有军事方面的内容，又包括自然资源、农业生产、民风教化、统治集团和国君意志、外交结盟诸方面，不仅在情报工作指导方面具有任务明确、要求具体的特点，而且在分析和预测方面贯穿着古朴的方法论。这种全方位的情报调研思想，是战国时代对情报任务的纲领性的表述。在防奸保密方面，作者以别开生面的叙述，揭示了唇语判读法的语言学原理。
《鬼谷子》以外交和游说工作中洞察君主的内心世界为核心，显示了独特的情报工作思路。基于“情变于内者，形见于外”的认识，以及言语为思想情感的门户这一基本观点，主张通过言谈技巧叩问对方的心理活动和思想状况，以达到“测深探情”的目的。为此作者细致论述了一套旁敲侧击、分析判断、引诱说服的揣摩术，开启了情报心理研究的先河。此外，《鬼谷子》的理论还与纵横家有密切的联系。《鬼谷子》善于雄辩，独立应对，力求把握他国最高机密，谋求以外交战线配合军事斗争，是其所长，但也由此蒙上了崇尚诈谖、追求游说者个人功利的弊端。
《吕氏春秋》探讨了不少情报基础理论。关于情报的性质地位，作者用“智”揭示了情报工作的本质特征，并认为“义”、“智”、“勇”是赢得战争的三项最基本、最重要的条件。它视情报为军事决策和战争指导必须凭借的“因”，从而主张“贵因”，认为“因则无敌”。关于情报工作的任务，它继承了《易传》的“知几”论，着眼于“先识”、“知化”、“长见”，把高度的预见性和有效的预警视为形势分析和判断的根本要求，并以此作为区分明君和惑主的界限。在此基础上，《吕氏春秋》进而探讨了情报工作的规律——“知道”。认为有效的情报工作必须“察微”、“审征表”、“明倒顺”；国君和统帅在听取情报时，主观上必须“去囿”、“防壅塞”，客观上必须“察传”、“察疑”；要做好保密工作，必须“重言”。
春秋以降，兵家蜂起，军事情报思想走向成熟，其标志是《孙子兵法》。宋朝时期，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被定为“武经”，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情报理论。
《孙子兵法》以“知”为核心，以预见战争胜负为根本目的，建立了系统的军事情报理论。在情报哲学方面，孙子指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既坚持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又反对狭隘经验主义和机械的数量推理方法，而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作战指导原则上，他主张“先为不可胜”，“践墨随敌，以决战事”，认为作战必须以对敌我双方情况的透彻分析为基础。为此，他赋予战略情报分析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并建立起实质是战略情报分析的“庙算”理论，同时，将“庙算”与“诡道用兵”视为百战不殆的两大基本保证，从而奠定了传统兵学先计后战、谋略用兵的特点。孙子的情报观是“彼己”、“天地”一体化的大情报观。在这两对基本范畴之下，又以“道”、“天”、“地”、“将”、“法”为主要内容，按性质和类别划分了不同层级的情报分析项目，既有战略层次的情报，也有战场、战术层次的情报，涉及政治经济、君将关系、军队建设、国防力量、后勤保障、法令法规、兵器装备、战场环境、战术地形诸方面。在工作流程上，他把“庙算”分为逐项分析、对比研究、综合评估三个阶段，并认为情报质量的高低不仅关系到战争胜负，而且取决于情报工作者能否多算细算。在方法论上，他建立了“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的逻辑分析模式，且已具有定量的成分。在“用间”方面，孙子全面论述了谍报工作，举凡地位作用、招募派遣、任务纪律、政策待遇、性质类别、经营指导、人员素质、历史经验，均有讨论。孙子的“用间”思想奠定了谍报学的理论框架，既是上古人力情报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反映了古代兵学思想由“仁本”向“尚智”的巨大变革。在战场侦察方面，他认为“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重视细微现象的观察和分析，试图揭示现象与本质的联系。为此，他总结了三十多种“相敌”之法，注重对敌情进行由表及里的分析和判断，反映了军事思维的某些特征。
《孙膑兵法》对战争持慎重的态度，主张针对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战法。认为“王者之将”必备的条件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则战，弗见则诤。”它把“不用间”列为五种“恒不胜”之一。这些都反映了对情报工作的重视。
《吴子》的情报思想特色，首先重视对宏观态势和各诸侯国作战特点的调研。《料敌》篇对魏国周边环境所作的分析，是一篇开启国际战略环境研究和周边安全形势分析的示范之作，与《战国策》中的许多篇章有异曲同工之妙，具有纵横家的风格。其次，在认识论上，它看到了事物显与隐、内与外、进与止的关系，主张“以见占隐，以往察来”，做到“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再次，它创立了“四机”说，认为作战需要掌握敌将的能力气质、战场的军事地形、敌国的君臣人事、敌军的作战力量，四者之中，尤以“占其将而察其才”为要。最后，在情报的应用上，它强调“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并为此规定了依据敌情决定是否与敌作战的十四条战术原则。
《司马法》是军事思想由“以仁为本”向“兵以诈立”过渡的转型期的代表作，有关军事情报的论述多为格言式观点，未能展开论述。在战争观上，它在强调“仁见亲”、“义见说”的同时，又认为“智见恃”，看到了战争对识见的依赖。在情报思想方面，它提出“方虑极物”的观点，认为“顺天、阜财、怿众、利地、右兵”是作战需要同时考虑的五件事。在情报运用上，它指出：“凡战，间远、观迩。”并着眼于“因敌令阵”、“视敌而举”，提出了一些属于战场监视范围的“刃上察”的要求。
《尉缭子》基于人事重于天命的观念，在战争决策上重视人的思考能力，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强调“兵胜于朝廷”，要求做到“见胜则与，不见胜则止”。在作战指导上，重视研究敌我双方的情况，主张“权敌审将，而后举兵”，“先料敌而后动”，以确保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它认为：“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也。”
《六韬》提出了一条独特的情报工作思想路线。与《孙子兵法》侧重于秘密战线通过“用间”了解敌情不同，它主张“以天下之目视”、“以天下之耳闻”、“以天下之心虑”，使全部情报及分析结果辐辏于君主一人之身，从而做到对外部世界的所有情况了如指掌。在诸侯各自为政、侦察通讯手段落后的时代，虽然无法实际做到“无所不知”，但是这种“以天下之耳目视听”的情报路线反映了情报工作的理想境界，并成为历代情报部门的奋斗目标。《六韬》认为情报工作的任务包括“三观”、“六见”。“三观”是对他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了解。“六见”要求透过表象分析真实意图，掌握他国军政首脑的实际战争意图和作战策略。《六韬》还首次阐述了司令部机构的参谋人员组成，其中对“游士”、“耳目”等情报类参谋人员的组织建制和职掌分工做了明确的规定，较之《周礼》中的情报官员设置，人员类别和职责任务完备得多。在《文伐》和《三疑》两篇，作者又专门论列了种种收买利诱、要挟控制敌方官吏将帅的手法，意在借此达到离间君臣、收买内奸、获取情报的目的。这些间谍阴谋手段，被后人称为“阴刻陷人”的伎俩。在情报传递方面，《六韬》介绍了阴符和阴书。这是原始的通信联络方法，前者是秘密传达军令的凭证，后者相当于机密文件，用于“其事繁，符不能明”之时，可以传递较多的信息。为了情报的准确理解和安全保密，《六韬》还对阴符、阴书的规格、形制、功用和发送方法做了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