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述评(2)

就外交和情报史而言，包括《周礼》在内的先秦典籍，是一座积淀丰厚而又亟待挖掘的宝库。《周礼》书中所载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和所折射出的活动实迹，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

首先，研究《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是对相关史学的一项极大极重要的补充和完善工作。如前所述，《周礼》所载外交和情报官制，向我们展示了先秦时代，尤其是列国纷争时代，外交和情报战线的一个组织机构侧面。书中所折射出来的这些丰富的军政外交斗争实际情形，无疑能进一步丰富中国外交和情报史的某些层面。而且，自西汉刘歆的着力发掘后，再经东汉郑玄的的精心注释和极力传播，《周礼》终于跻身儒家经典行列，并一举成为“三礼”中首要的一部传布下去。其后，《周礼》得益于其特殊的儒家经典的地位，所载官制对我国古代政治制度曾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隋、唐、宋、元、明、清历代政府组织的构成，都可寻见《周礼》的部分痕迹。外交和情报官制自然也要深受浸染。在几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王莽政权、西魏政权、王安石改革时期的北宋政权以及太平天国政权，《周礼》对于执政当局的影响显得尤为显著。这几个政权虽然都为时不长，人们却都非常关注。其实，在旧势力转衰或新势力崛起的特定时期，当政者都会想起这部儒家经典，抓来做药方，甚至仿照其书建立六官之制，试图借《周礼》来建立完善的政府机构，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统治集团的利益，而其中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当然也要被借鉴、消化和吸收。

其次，研究《周礼》相关官制对于我们今天外交和情报的实际工作以及相关理论建设也不失启示价值。毋庸置疑的是，《周礼》作者对外交和情报这两个领域有着全面和深刻的把握。建立在军政外交斗争实践基础之上的如此系统的官制，对今天的外交和情报体制构建以及实际工作都有借鉴价值。尤其是其书中对官常和官联的探讨，可以启示我们更好地做好部门之间的协同和配合，建立健全更加成熟有效的办事和监督机制。这对协同工作、减少扯皮、杜绝腐败和增加透明度、保证国家核心机密的安全等都有益处。此外，《周礼》还对官员的考核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也包括对外交和情报官员的考核。比如“宰夫”这个官职就担当着考核官吏的职责。可以说，对官员一直不断的考核和管理是促使他们勤勉其事的重要手段之一。尤其是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的外交和情报这两个重要部门而言，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实现对官员们的全程监管，无疑显得更加重要。

六、申论《周礼》作者及成书年代

《周礼》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学术界一直聚讼不已。应该承认，《周礼》的一经发现和受到重视，便立即与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西汉时期著名学者刘歆在王莽篡政前后力抬古文经，其中主要便是《周礼》和《左传》。后人据此便将《周礼》与刘歆、王莽共系荣辱。一部薄薄的经书从此承担太多无关的是非。20世纪以来，随着经学门户之见的逐渐被摒弃和考古学的迅猛发展，《周礼》研究逐渐走向科学客观。但在《周礼》作者和成书年代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多分歧。

较早跳出经学藩篱来研究《周礼》作者和成书年代的当数钱穆。当然，钱穆从祀典、刑法、田制等方面考察《周礼》，所证明的仍是东汉今文经学大师何休“周官乃六国阴谋之书”的“近情”。何休曾说《周礼》为“六国阴谋之书”（见贾公彦《序周礼废兴》），以此反驳周公著书说。钱穆考证的结果：“与其谓《周官》乃周公所著，或刘歆伪造，均不如何氏之说遥为近情”。见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载《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7月第1版，第322页。较早利用考古对《周礼》进行研究的则是郭沫若。他对金文做系统考察后，认为：“《周官》一书，盖赵人荀卿子之弟子所为。”这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周公著书说”。郭沫若：《周官质疑》，载《金文丛考》，1932年初版。可以说，近世以来，“六国成书说”是相对占据主流的观点。研究《周礼》的诸多学者中，只少数人将著作年限推到战国早中期，比如杨向奎杨向奎说：“《周礼》应当是战国初年的作品……这一部书中大部分篇章著作的年代，应当是战国中叶以前的作品。”详参杨向奎：《论〈周礼〉》，载《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大多数则是将著书年代设为战国末期，比如顾颉刚顾颉刚考察《周礼》与《管子》的关系后认为《周礼》当为稷下学派所作。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载《文史》第六辑，1979年。、齐思和齐思和认为，《周官》乃战国末年之书。参见齐思和：《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载《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年8月。、刘起釪刘起釪认为，《周礼》的成书有一个发展过程，作为一部官职汇编，它所依据的是西周以来逐渐完备的周、鲁、卫、郑等姬周系统的官制，后来逐渐修订详细，写上了各国官职，包括一些战国时的资料。详参刘起釪：《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650页。等。

郭沫若利用金文研究周代官制的方法在后世产生很大影响，但不少学者据此得出的结论却与郭氏相左。比如张亚初、刘雨就批评郭氏“对《周礼》持过分的否定态度，未免有偏激之嫌。”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5月第1版，第2页。张、刘二学者将西周金文官制与《周礼》六官进行比较发现：“总计《周礼》三百六十五官，有九十六官与西周金文相同或相近，这说明《周礼》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职官在西周金文中可找到根据。”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年5月第1版，第140页。因此，他们主张对《周礼》官制资料应予以足够重视。陈汉平比较《周礼》与西周金文所见册命制度，认为：“《周官》一书有相当成分为西周实录，保存有相当成分西周史料。”陈汉平：《西周册命制度研究》，学林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218页。这种肯定趋势渐而导致部分学者对于《周礼》成书年代过于乐观，甚至放弃原有立场，转而认为“《周官》当是西周厉、宣或稍晚的某位史官，纠集周初以来的典制文件汇编而成。”葛志毅：《〈周官〉与西周制度》，载《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6期。葛志毅早年则认为“《周官》是战国时所写成”。参见葛志毅：《〈周官〉与战国制度》，收入其论文集《先秦两汉的制度与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

对于乐观派有力的反驳之作出自沈长云、李晶。他们在考察《周礼》官制并与春秋官制进行比较之后，认为《周礼》成书年代不会早于春秋晚期，或当在这之后不久的战国时期。沈长云、李晶：《春秋官制与〈周礼〉比较研究——〈周礼〉成书年代再探讨》，载《历史研究》，2004年第6期。显然，这种说法等于又回到了民国时期，承认“六国成书说”的相对合理性。但是，这种回归未尝不是一种前进。

通过对《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的研究，也可以引发我们对于《周礼》作者及成书年代做进一步的思考。从上文可以看出，《周礼》作者对于外交和情报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甚至也得到那些认为其书出自歆、莽伪造的学者的认同。即便认为《周礼》属刘歆伪造的学者徐复观也指出，《周礼》的特点之一便是“全书对于宾客的重视”。详见徐复观：《〈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载《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239页。刘歆伪造说实则宋代胡安国胡宏父子首先提出（见《朱子语类》卷八十六，《周礼总论》），后来则为今文学家，尤其是康有为所力倡。见《新学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遗憾的是，这一信息没有引起徐复观的足够重视，故而他得出《周礼》为歆、莽伪造的结论。当然，这种观点很难站住脚，也已基本被学术界所放弃。

笔者认为《周礼》中丰富的外交和情报官制，不是出自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时代使然，堪为“当时实录”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290页。杨向奎是书进一步肯定地认为《周礼》一书是战国时期齐人所作。。官制作为政权的组织制度，“关系到这个政权的盛衰，关系到当时社会的安定和动荡，关系到当时人民的生活。”臧云浦、朱崇业、王云度：《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第1页。故此，官制的产生与发展总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就《周礼》来说，如果没有丰富的外交和情报活动实际，则无论作者如何冥思苦想，也设计不出这一套系统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周礼》丰富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向我们散发出一个重要的信息：其成书年时代，外交和情报活动一定高度发达，而且对于国家安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已引起执政当局的高度关注，方于设官定职方面下了很大力气。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其付诸实践与否，能够给《周礼》以如此独特成书背景的，只有春秋战国时期。

总之，《周礼》丰富而系统的外交和情报官制，具有明显的列国纷争的时代背景。正是诸侯争霸的这种复杂国际背景和严酷斗争形势，催生了《周礼》这一套系统的官制。《周礼》的成书只能是在这当中或者稍后，而一定不会是在这之前。故此，“西周末期成书”的说法是很难站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