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述评(1)

《周礼》又称《周官》，是我国古代一部官职资料汇编，是中国儒家经典“十三经”中所谓“三礼”所谓“三礼”：一曰《周礼》，二曰《仪礼》，三曰《礼记》。之一。通过《周礼》，我们既可以充分认识中国古代成熟的政治制度，也可以窥见当时军政外交斗争的一般情形。本文拟分专门官职和相关官职列表梳理其外交和情报官制的概况，并作简要的分析和评述。

一、专门官职

《周礼》中关于外交和情报的专门职官，均见《夏官》和《秋官》。主要有：侯人、环人、怀方氏、匡人、掸人、小司寇、邦汋、邦谍、朝士、司盟、大行人、小行人、司仪、行夫、环人、象胥、掌客、掌讶、掌交、掌察、掌货贿等。现依照原著，将各自职责简述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周礼》中未单列“邦汋”和“邦谍”的专门职责，只将其列为“士师”所属“八成”之中。据郑玄注，邦汋、邦谍分别为刺探和异国反间。详见《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1版，第237页。此二者相关外交和情报工作尤多，故此特别予以单列，并加括弧以示区别。而掌察、掌货贿二职，《周礼》原文皆缺。二官既属大行人，蒋伯潜说：“以理度之，这二者属于外交官职当无疑问。”详见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314页。故此依据前人疏证予以补阙，据《周礼传》卷五下，掌察主督察邦国之事。而“掌货贿”，诸家解说不一。贾公彦疏曰：“掌邦国所致货贿”。详见《十三经注疏》之《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9月第1版，第232页。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六十九曰：掌所以供交通诸国之币帛。二者相较，似以前说更为合理。也加括弧以示区别。

二、相关官职

外交和情报工作牵扯很多，除了需要一些专门人员孜孜努力之外，还需要多个部门多位官员的通力合作，形成协力，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先秦时期的军政外交斗争就已经呈现出这个面目，并在《周礼》书中有充分反映。故此，《周礼》既有“官常”之法，又有“官联”之法。（此点将在下文做进一步论述）《周礼》在分述天、地、春、夏、秋、冬六部门长官和属官的职责时，也对他们在外交和情报活动中相应的权限和职责予以明确。六部之中，因冬官亡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所以牵涉到外交和情报的实际只有五部。现遵从原著，将其中相关外交和情报的官职及职责表释如下：

三、略论外交和情报活动的“官常”与“官联”

《周礼》在《天官·大宰》中谈到了“官常”和“官联”问题，并将其列为治理官府的“八法”之一。据《天官·大宰》，这“八法”分别为：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和官计。所谓“官常”，指一官之常职。就外交和情报来说，前文所举专门官职，如侯人、环人、怀方氏及大、小行人等，要负责履行“官常”的职责，担当起这两个方面最主要的工作。而“官联”，是指一官不能独专之事，需要会同众多官员共同来完成。“联”，据郑玄注，是“联事通职，相佐助”的意思。《天官·小宰》中说：“以官府之六联邦治，一曰祭祀之联事，二曰宾客之联事，三曰丧荒之联事，四曰军旅之联事，五曰田役之联事，六曰敛驰之联事。”在《周礼》作者看来，举凡“祭祀”、“宾客”、“军旅”等等，皆属于“国之大事”，需要众多官员通力合作方能完成。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周礼》中见出相关“宾客”之事有如此丰富的相关官职。

通过对外交、情报专门之职和相关官职的打量，我们可以看出《周礼》“官联”制度的成熟。《周礼》的官联有“同官联事”和“异官联事”的区别。同官联事其实是同行，也即“官常”的联系。就外交和情报活动来说，显然有些属于能在同一业务部门或“官常”范围内就能解决的。这种协同，我们可以称之为“同官联事”。当遇有重大活动，或此项活动一定牵涉多个部门时，就需要实行“异官联事”。比如就一次重大外交活动来说，和外交、情报活动直接相关联的属于“官常”的众多官员自是不免，其他各部为数众多的官员也难免要涉及。如果有像诸侯这样的大宾客来朝，上面表列专门和相关官员共计七十余位，均需参与进来。正是因为有如此整齐的人马出动和如此周密的保障工作，宾客之事中诸如饮食、警卫、引导、马匹、盟书、礼仪等大小事务，才能安排妥当。

据此我们也可以推想“官联”制度实际操作起来的繁琐和复杂。一官与一官相联，一官与数官相联，数官与数官相联等，属于寻常情形。通常情况下，为完成一项工作，其中某个部门难免要向多个部门或多个领导递交报告或申请。宾客来朝，举凡五部官员尽皆牵涉，于是如何做好五部之间的协调则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尽管繁琐，《周礼》所设计的官联制度还是有着很强的实际作用和很大的存在价值。概括地说，主要有这两条：第一，可以有效防止各个部门和各级官员各自为政；第二，可以有效地做好各级别、各部门官员之间的互相监督和约束。可以说，搞好内部监控，实现权力部门之间的很好制约，一直是统治者的重要御人术。对于情报和外交这样直接关系国家安危的重要部门而言，实现官常、官联的这种分工合作，对保护国家核心机密、保护国家安全更具特别意义。孙子曾这样总结情报战线的重要性：“三军之事，莫亲于间”；“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均见《孙子·用间》。可以说，《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中官联的繁琐，也多少折射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的激烈和残酷。

四、《周礼》折射出先秦时期外交和情报活动的一些实际情形

《周礼》具有丰富的军政外交和情报官制不是偶然的。作为一部官职汇编，它所依据的是成书当时以及成书之前丰富的军政外交斗争实践。故此，从《周礼》中，我们无疑可以管窥先秦时期外交和情报活动的一些实际情形。

透过系统而完备的外交和情报官制，我们可以不难想见其中政治家们的运筹帷幄、外交家们的疲于奔命以及军事家们的刀光剑影。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礼乐崩坏和周王室的式微，各诸侯国之间或而争霸，或而争雄，中原大地动荡不安并绵延数百年之久。与丰富的军事、政治斗争相应而生的是，外交和情报战线呈现出空前活跃的景象，这便给了外交家和战略间谍提供了广阔的表演舞台。这种情形到战国后期发展得尤为剧烈。著名的合纵、连横两大战略即应运而生于此时。在当时诸多学派之中，纵横家派在外交和情报战线尤其惹人瞩目。他们以“客卿制度”为依托，公开出使，悄悄行间，既做外交家，又充当超级间谍，举手投足均对当时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态势产生非凡影响。其中尤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相关问题可参阅储道立、熊剑平：《苏秦间谍案述评》，载《军事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正是这些大战略家和大外交家充满传奇色彩的外交和情报活动实绩，给《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的成熟提供了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周礼》这种官常、官联章法，先秦另一重要典籍——《管子》，在若干篇章也有涉及。《管子·霸言》说：“夫国之存也，邻国有焉；国之亡也，邻国有焉；邻国有事，邻国得焉；邻国有事，邻国亡焉。”可见，当时的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国家的安危与邻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的面貌休戚相关，一项外交政策的推行乃至列国行人聘问的得失都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从《周礼·春官》中可以看出，当时各诸侯国间的外交活动主要有以下八种：1.会；2.同；3.朝；4.宗；5.觐；6.遇；7.问；8.视。所谓“会”，即诸侯因时而受天子诏见。所谓“同”，即天下诸侯每隔12年共同朝见天子。12年王如不巡守，则六服尽朝，朝礼既毕，王亦为坛，合诸侯以命政也。详见林尹《周礼今注今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2月第1版，第16页。诸侯春天朝觐天子的曰朝，夏天朝见曰宗，秋天朝见曰觐，冬天朝见曰遇。所谓“问”，即天子有事时，诸侯可以派遣臣子前来聘问。而所谓“视”，即各方诸侯都派遣臣子前来聘问。《周礼》之姓“周”，反映出强烈的周王室色彩。而从作者列举的这八种外交活动，我们也不难看出，当时还自命为真命天子的周王室为与日益强盛的诸侯竭尽周旋，在外交礼仪设计上可谓动足了脑筋，下足了力气。

晋代学者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说：“《周礼》有史官，掌邦国四方之事，达四方之志。诸侯亦各有国史，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设官定职都有很现实的政治考量。考察先秦史，我们可以发现，自“周郑交质”之后，周王室与诸侯之间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外交和情报领域，一直纠纷不断，争夺不已。各诸侯国之间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可以推想，如果当时诸侯之间如果没有多姿多彩的外交和情报斗争实际情形，或没有实际施行过相关礼仪的话，无论作者如何善于冥想，他也很难考虑得如此周全，建构得如此系统。

五、研究《周礼》外交和情报官制的意义

显然，通过设置官制和强化外交礼仪的做法来实现自保，对于一个堕落的王室来说，无疑只是杯水车薪，一定不能挽救什么。所以，王室的这些努力最终只能随桃花而伴流水。然而，这本透着浓重的时代气息的官制著作，却意外的历经艰难而留存下来，甚至一步步荣列儒家经典。这部古籍以其顽强的生存能力，既为一段时期的政治外交活动起着生动的证明作用，同时也持久而深远地影响着其后的政治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