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光与盐人生

本书讲述了13个著名中国基督徒的故事，在1850年到1950年间的道德和社会改革中，这些人起到先驱者的作用。他们与众多仁人志士一起，经过一个世纪之久的努力，引入很多重要的创新举措，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以适应20世纪的世界。今日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应感谢他们所作出的贡献。本书内容是从英文版《光与盐》（Salt & Light）第二卷和第三卷中选取的，书后附录中的时间表有助于读者了解书中人物活动的时期和地域，以及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

《光与盐》系列丛书

作为丛书编者，我们希望能够分享那些被人遗忘的见证，帮助人们正视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基督教价值观和文化起到的积极作用。近几十年来，19世纪到20世纪宣教时代的一些积极贡献重新得到了肯定，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一些宣教士传记陆续在中国得到出版。不管是为着个人生命的建造更新，还是社会的改革变化，他们的故事都会给我们带来帮助。

我们以《光与盐》命名这套丛书，是源于耶稣的登山宝训。耶稣要求门徒要有善行，要像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过去，中国基督徒群体好像盐一样，在经济紊乱、政府腐败的重压之下，被看做道德防腐剂；他们又像光，给许多在黑暗中艰难生活的民众带来希望。

中国体制化的教会，无论是由宣教士建立的还是本土化的分支，在很多方面都是近现代中国文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自独立的教会，通过宣讲《圣经》教导以及相互扶持，提供了一套伦理体系和领导经验，给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带来益处。不同的基督教宗派机构和教会相关的协会组织，比如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CC)，以及独立的基督教社会服务团体，比如基督教青年会（YMCA），都曾是私人社区服务、慈善事业和志愿者活动的楷模。

本丛书中的人物，多是这些以信仰为本的民间机构中的领袖，其中仅有少数人是正式被按立的教会领袖，但更多的是牧师的儿女，第一章颜氏家族的故事就是例子。在中国基督徒的帮助下，一些文化机构得以创立，而且至今仍发挥着影响，如商务印书馆（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国际著名的北京电影学院，中国著名的医学院校——北京协和医学院（现属清华大学），还有重新出现的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以及一些主要大学院校——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后并入北京大学）、金陵大学（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

本书所讲述的这些近现代基督徒社会精英，属于不同的新教宗派，其中也有天主教徒。我们选择了那些视自己为耶稣基督的追随者、公开承认基督信仰、受洗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政府中任职的人，在那个不容许公开自己的信仰并时常出现反基督教风潮的环境中，则是将自己的信仰作为信念去恪守。这种信仰的影响贯穿他们人生始终。

这些精英大部分来自上海和北京，但他们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有相当的影响。他们中间许多人互相认识，或至少因彼此的作品或工作而相互了解，还有些人在各样的社会或宗教事务中有过合作。这些专业人士工作范围甚广——最早在宗教界、教育界、医疗业、社会工作和外交界，后来逐渐扩展至媒体、艺术、文学、体育、军事、法律和政治领域。

我们选取的故事也能够表明在20世纪中国人的公共生活中妇女所发挥的前所未有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断扩大；也有几处章节显示出夫妻、亲戚或者同事在一起合作的重要性；在中国的文化变革中，家庭生活形态并非小事，因为在传统儒学影响下的等级社会中，家族利益是中心。基督徒改革家在生活中寻求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平衡，比如刘廷芳与其妻子（第七章），王立明与其丈夫（第十一章）。对他们来说，家庭成员之间有着基本的平等，每个人有自己的价值观，家庭的目的之一，就是使家人成为服务社会的有用人才。

本丛书将一些遗失分散的资料从那些现在已经绝版的传记、期刊、家庭访谈和未出版的论文中收集起来，以统一格式整理到一起。书中有些人有敬虔的家庭背景，大多数人在中国或美国接受了信仰教育。我们的选择突出了那些在美国受教育者，部分是因为资料的来源，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有比较全的档案收藏，这是数字时代以前很难得到的宝贵信息。《光与盐》系列是由弗吉尼亚夏洛特维尔的世华中国研究中心（Global China Center）负责、维普斯托克出版社（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出版的“中国基督教研究”系列（Chinese Christianity series）的一部分，为的是给这份失落的遗产当有的重视。

本书中的优秀人物

本书更多地介绍中国早期的教育学家，而且大多数人物都和近现代教育有一些关系。颜永京（第一章）1861年从肯扬学院（Kenyon College）毕业，是最早从美国高等学府毕业的中国学生之一。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在上海度过。作为一位牧师，他在1879年协助建立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并按照美国传统，把现代科学教育、体育运动和基督教课外活动结合在一起。他的儿子颜惠庆（第一章）入读圣约翰大学，之后在那里教书6年；而张福良（第八章）和5个在圣约翰毕业的学生，成为第一批使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中国向美国支付赔款中多余的部分形成的奖学金去美国学习的学生。

马相伯（第二章）更多地受到欧洲学术传统影响。他先在上海一所耶稣会学校圣依纳爵公学（St. Ignace College）学习，后来成为该校校长。1885至1887年他在欧洲游学，这种影响得到强化。1902年和1912年马相伯分别建立震旦学院和复旦大学，其特色是：效仿欧洲人对科学以及包括神学和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进行整合研究。仅在10年后，他开始为后来的北平辅仁大学（现在台湾）制定明确的宗教信仰课程表。

这些学校的创始人在其他领域学到的重要技能，帮助他们在近现代学校的管理和行政工作上取得成功。颜永京在上海商界工作，而马相伯曾在不同层次的政府部门任职。

作为声名显赫的清朝重臣曾国藩的后人，曾宝荪和她的堂弟（第六章）在湖南长沙曾氏祠堂的地界上创办了最早的由中国人独立运行的女子中学。其中一些毕业生后来入读长沙或武汉的基督教大学，还有些人去海外读大学。通过写作、巡回讲座以及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曾宝荪的愿景和高尚的公众形象在国内外产生极大的影响。

刘廷芳（第七章）是被正式按立的牧师，曾在北京著名的燕京大学任宗教学院院长和心理学教授。在五四运动中，他协助创办了针对知识分子的杂志《真理与生命》，评论当时热议的文化改革问题，回应1920 年代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强烈的反宗教偏见。

张福良（第八章）在湖南长沙雅礼学校将林学、农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组织教会为农村发展作贡献。对穷人的爱激励他为成千上万战时难民提供生活帮助。后来张福良在肯塔基州的伯里亚学院（Berea College）工作了将近20年，因为那个学校致力于在美国最贫穷的山区提供服务。除了教学，他也给国际访客做关于农村教育和扶贫新方法的介绍。

本书介绍的人物，与《光与盐》第一卷相比，涵盖了更多职业领域，比如牧师、外交官、政治家、经济官员、电影制作人和摄影家、法官等。牧师颜永京的儿子颜惠庆，就是与圣约翰大学有关联的基督徒外交前辈之一。他1907开始在外交界任职，以后的40年，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漩涡中，他一直致力于在复杂的国际事务中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1920年代，他不只做过外交部长，还做过总理，甚至短时期担任过总统。1949年，他作为民间领袖参与了和平谈判，那是他最后一次发挥影响。

政治家、新闻记者黄乃裳（第三章）是非同寻常的一位杰出人士，但他的人生故事被遗忘已久。黄乃裳精通儒学，又是福州的基督教巡回讲道人，还是记者。他赴京赶考期间，参与了1898年“百日维新”运动。“维新运动”承诺要带领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建立成功的君主立宪政体。这个运动遭到慈禧太后镇压，黄乃裳悲观失望之余，开始为饱受贫困折磨的福建人民担忧。五十多岁时，他发起组织了几波向沙捞越（现马来西亚）诗巫移民的运动。

接下来的10年里，他秘密支持孙中山在南方的革命，在数次武装起义中有些人成为“革命烈士”。1911年到1912年，即中华民国建立后，他重燃对家乡的希望，回国并在福建从事政治活动。黄乃裳的孙女，即这章传记的作者，在写作里也加入了一些个人和家族的回忆。

经济界也是中国基督徒参与贡献很多的领域。尹任先（第五章）1920年回到中国，要把他在哈佛大学及其商学院所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开拓上海轻工业建设中。因着与某国民党高层家族的同学关系，他后来在20世纪40年代担任政府要职，先后负责省级和全国税务、金融。尽管遭受三个孩子早丧、政治混乱加剧、政府腐败等痛苦经历，他仍然坚持做一个有能力且声誉清廉的官员。

吴经熊法官(第十章)师从著名美国大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学到实用主义的法学理论，并持守中立和公平原则，在腐败的上海展开应用，因此作为法学学者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1933年，他为中华民国起草了后来称之为“吴氏宪草”的宪法草案——这是首次并且是最无偏见的版本。幼年时，吴经熊在美以美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来抛弃信仰，过了近二十年的放荡生活，直到加入天主教。这个归信的立志拯救了他的婚姻，激发他出色地翻译了《诗篇》和新约，也使他后来成为中华民国驻梵蒂冈的公使。

孙明经和妻子吕锦瑷（第十章）是电影制作与摄影界的先驱。抗战时期，金陵大学从南京撤退到西部地区，时局艰难，教学任务繁重，然而他们正是在这个时期制作出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第一批感光胶片。战后，他们的院系（金陵大学影音部）搬到北京，成为今天北京电影学院的基础。

本书也有两章记述了20世纪30、40年代对社会进步发挥重要影响的民间领袖。邝富灼（第四章）是中国著名出版社的英文编辑。在美国救世军工作的经历，激发他对中国的志愿者协会给予热情支持。他也因此赢得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和扶轮社奠基人的称号。他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及地区理事会成员数十年，并在去世前的最后十年里任主席，同时担任基督教青年会英文杂志的编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邝富灼和其他中国基督教领袖协助支持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的志愿工作，这使中国基督徒与其他国家的基督徒们一起平等合作。这些早期的领导经历激发了他们心中推动中国参与国际基督教事工的责任感。

另一个出色的民间领袖就是王立明（第十一章），她领导中华基督教妇女节制会长达三十年之久，并将该会的事务从反对吸食鸦片、酗酒和纳妾，扩展到推广健康的婚姻模式、核心家庭、对贫穷妇女的社会解放等。王立明的丈夫是教育家、反日活动家，他们和三个孩子一起，树立了幸福家庭生活的典范。王立明在为中国妇女争得选举权、保证妇女权利的努力中成为一位杰出的领袖。

民国早期历史回顾

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不仅应重新审视以1911年和1949年这两个分界点为标志的政治发展，也应探索那些贯穿文化和社会层面变革的、经久发挥影响的深层因素。清朝末年，很多具有现代观念的人已经尝试进行系统改革了。他们和沿海商业领袖一起，努力夺回被西方列强占有的重要资源，为中国赢得国际上的尊重。这种趋势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更加迅猛发展，因为那时很多受过现代教育的中国人，带着强烈的爱国心，开始成为建造早期中国现代社会的中流砥柱，而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基督徒。

西方的宣教士和从国外读书回来的中国人，带来了很多新的想法和理想，相信基督教可以帮助国家变得繁荣富强。很多在城市居住的中国人第一次有了这个现代化的设想，即通过教育、公民意识的培养和社会改革来改变国人，从而建立一个富强现代的政治邦国，他们希望将这样的愿景传播开来。

在新工业经济时代劳工阶级困难重重，洪涝灾害也经常侵袭农村地区。那时政府比较弱，于是，自发组织的社团纷纷兴起，来回应社会在教育、地方治理和社会服务方面的需要。成百上千各种各样的宗教、行业、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大城市里兴起。

基督教和现代化

尽管中国的基督徒为数不多，但基督教和现代化之间有很深的联系。《光与盐》丛书中那些民间领袖的职业工作和他们的信仰之间的紧密联系，反映出更广的基督教新教主义和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数十年来，这种关系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中国学者中也是如此。因为他们发现基督教价值观里有着现代化的根源，于是得出结论说，作为权威的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现代主义，其进展为基督教的传播以及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新教主义的核心价值，认为每一个信徒是神用来在这个世界成就其旨意的管道，来改变社会现实，以反映超越物质世界的真理。人类理性被放到比传统更重要的位置，这使人们更尊重科学、教育普及以及推动科学追求的自由探索精神。为了传播信仰，新教基督徒们要把《圣经》翻译为地方语言，由此导致大范围的扫盲运动以及大量使用印刷品。

新教对教会事务实行分散的会众制管理，这给民主思想和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温床。对美善社会的追求推动了志愿化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比如：勤勉、节俭的伦理道德和对世俗职业的肯定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这类概念的产生，为宗教信仰和社会诚信提供了可行性关系模式。天主教也对现代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天主教与现代化之间的相关性在历史上没有新教与现代化的相关性那样强。

天主教和新教的信念强调人类皆为上帝所造，各种族和阶级应当平等。这种信念成为提高妇女和穷人社会地位、推动公民权利运动和国际人道主义的重要因素，而这些发展，最后激发了全球发展和认同感的形成。

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

本丛书沿袭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大趋势，将重心从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历史转向更广阔的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思考。事实上，如同其他学者的著作，本丛书中的学术性文章也努力辨别中西两种文化中相关联的因素，发现在许多方面这两种文化是相容和互补的。

但是，这不是简单地回到之前对宣教历史或中国教会领袖的研究。本书着眼于探索在不同职业领域中基督徒的人生怎样给社会和文化进步带来贡献。今天，随着中国社会的复兴和转变，人们想更多地了解从过去到现在中国基督徒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本丛书也强调中美之间社会和文化关系史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人在全球事务和世界基督教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介绍的改革者生活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交接处，他们创造性地把自己在西方所学的知识和经验加以应用，来解决自己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拥有跨越太平洋的个人和职业的纽带，使他们可以接触到中国发展进步所需要的宝贵资源。在中美两国间不时发生的政治冲突中，非官方的社会和文化联系成了有益的缓冲剂。

一位研究1920年代历史的学者总结说，当时中国基督徒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少于1%，但基督教的“文化遗产却在近现代中国占据永恒的位置”。整体上来说，宣教士在中国建立的机构、发起的社会改革项目在20世纪上半叶成为“国家文化机构的楷模”。他们的改革范围之广令人赞叹。

道德、科学和体育教育：一些中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机构现在都成为名列前茅的大学，这些学校就是由本书提到的主人公建立、领导或服务的。这些教育家以在海外学到的经验作为楷模，开展精神、心智和体质诸方面的全人整体教育。他们将道德教育作为首要关心的课题，而不是把它看做只是家庭或宗教机构的职责。体育训练和运动部分是为军事服务作预备的，但在培养中国新公民的重任中，建造品格和增强体能，与教授科技知识同样重要。

近代行业：1900年至1937年，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学生和那些在中国就读于教会学校的人，不仅在教育界，而且在个人和公共领域都大受欢迎。最初，政府机关、军事、金融、贸易领域需要翻译人员、专家和咨询师的帮助，以便与外国人打交道。但逐渐地，这些人在各大主要城市中通过与他们相关的工作交往和协会联络，帮助建立其他专业业务，包括工程、医学、新闻和艺术领域等。

社会服务：这是民间组织的种子。秉持“在行动中实践基督信仰”精神的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运动影响了本书中的很多人物。有些人在美国首次参加这些青年运动，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帮助支持国际基督教青年会在欧洲的志愿工作，这些工作使中国基督徒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平等相待，共同合作。这些早期的领导经历激励他们把人生投入到中国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关键的道德和社会革新中，也让他们意识到，中国基督徒有责任加入国际基督教事工。

基督徒的身份意味着，他们有责任帮助社会边缘的人、城市和乡村中极为贫穷的人。针对这些问题，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领袖人物展开了全面性工作，他们的行动激发其他民间志愿者组织投身到识字教育、公共健康、农村发展和社区自治活动中。

妇女领袖：本丛书中的女性，是最早从国外高等学府或基督教信徒建立的中国女校获益的，比如在湖南创办艺芳女校的曾宝荪（第六章），以及在著名的南京金陵女子学院任院长的吴贻芳（参见《光与盐》第一卷）。这些先驱一直致力于为女性提供教育，在公共演讲和教会领导方面都堪为表率。曾宝荪、吴贻芳和王立明，在妇女很少接受教育的那个时代，都建议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

本土教会领袖：许多教会领袖有着双重身份，对社会影响很大。刘廷芳领导着中国一所重要的新教神学院，还创办了一份很有影响力的基督教刊物。华人基督教会（China Christian Church）和全国基督教协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的领袖们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会议，其中包括刘廷芳和邝富灼，还有吴贻芳和韦卓民（第一卷）。

搭建国际交流的桥梁：本丛书介绍的这些在国际上代表中国教会的人，以及其他中国基督徒，是“国际性的民族主义者”（cosmopolitan nationalists），他们对在华的帝国主义特权持批评态度，但对外国文化和慈善机构心存感激。他们在国外生活、旅行过，熟悉多种语言，和外国人有过合作。基督教信仰激励他们在普世的“上帝之家”中以基督徒的身份对自己的祖国忠心耿耿。

有些人在外交领域任职，如唐国安（第一卷）、马相伯、颜惠庆和吴经熊，他们运用自己在国际文化、政治上的知识和经验，努力使中国成为在国际上受尊重的强国。他们实用的国际主义理念成为后来中国外交人员效法的榜样。

西方教会和宣教机构的组织结构表现出一种不太为人所熟知的世界性民族主义。该结构将本地教会、分支机构融入广大而复杂的全球网络，跨越不同民族和文化界线，交换想法和人事资源，这一过程给宣教士和本土归信者都锻造出跨国界的身份。

本书中一些人物，通过非正式的“民间外交”在中外紧张关系中进行斡旋调停，这种外交今日称为“第二轨道”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指民间领袖与官员私下进行非正式的交流。他们中的几位曾作为中国代表参加太平洋关系学会的会议，该学会是基督教青年会运动的一个分支，旨在推动跨太平洋地区的互相理解。晏阳初和其他一些基督徒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也曾被派到美国，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争取国际支持。1949年2月，已经退休的颜惠庆带领一个由民间领袖组成的和平使团由上海前往华北，会见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寻求上海未来和平的保证。

光与盐：满有美德和信心的生命

中国近现代基督徒在社会各个层面中都撒下个人品格和公共责任的种子。本丛书中介绍的这些人物在国家遭受外国侵略之际，致力于维护中国社会，对基督的信仰使他们怀着盼望，坚忍地回应时代挑战。他们的价值观和他们所服务的机构，为重建中国社会以促进战后中国复兴于世界民族之林作出了贡献。

这些委身于灵性复兴、道德重建、社会进步的“光与盐”的影响是持续不断的。今天的中国置身于以通讯技术日新月异为基础的全球化运动中，国家的计划中也包括了积累人力资本以应对全球经济竞争。但很多中国评论家认识到，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最初10年里，建立诚信所必要的社会美德和文化操守，与知识和技术一样，是保持经济发展、更新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

本丛书介绍的这些人士不仅以自己的言语和行动，更以他们的人格品德改变了历史。这些改革家都有一种为了服务他人宁愿自我牺牲的激情，他们不愿为私利图谋权力和财富。我们希望，他们的事迹能够对今天的人们有所启发和激励。

鸣谢

我们要感谢对本丛书的完成给予宝贵支持的许多人士；感谢本书各章作者出色的研究和愉快合作；感谢美国俄勒冈州瓦普斯托克出版社和北京ZDL公司的职员们迅速高效的编辑、校对、设计及市场发行工作。感谢“世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怀特·道尔（G. Wright Doyle）及其工作人员给予的鼓励和行政支持，特别是李亚丁博士和彭萃安博士慷慨且重要的建议及翻译上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汤姆·比勒（Tom Bieler）和鲍勃·哈姆林（Bob Hamrin），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对本书提供编校和技术支持。还要特别感谢王文宗先生、杨海利女士对本书翻译工作提供的帮助。

李可柔 毕乐思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