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牛弘

弘字里仁，本姓，安定鹑觚人。仕周，为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转纳言上士，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袭父允爵临泾公。宣政初，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隋受禅，迁散骑常侍、秘书监。拜礼部尚书，除太常卿。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炀帝即位，进位上大将军，改右光禄大夫。大业六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有《集》十二卷。

上表请开献书之路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仓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颛顼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焚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钜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後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馀，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尤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後，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监，少垂照察。（《隋书·牛弘传》，《北史》牛弘传，又见《御览》六百十九。）

奏请定典礼

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後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隋书·礼仪志》三，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诏曰可。）

奏著丧纪令（开皇初）

正一品薨，则鸿胪卿监护丧事，司仪令示礼制；二品以上，则鸿胪丞监护，司仪丞示礼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亲以上丧，并掌仪一人示礼制。官人在职丧，听敛以朝服，有封者敛以冕服，未有官者，白袷单衣。妇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敛，内不得置金银珠玉。（《通典》八十四。）

奏请修缉雅乐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武》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按汉、魏所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邺没胡後，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锺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锺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大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渡。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锺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凯容》歌辞，《後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後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後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後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隋书·音乐志》下，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由是牛弘奏。）

奏言雅乐定

臣闻蒉桴土鼓，由来斯尚，雷出地奋，著自《易经》。邃古帝王，经邦驭物，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秦焚经典，乐书亡缺，爰至汉兴，始知鸠采，祖述增广，缉成朝宪。魏、晋相承，更加论讨，沿革之宜，备于故实。永嘉之後，九服崩离，燕、石、苻、姚，递据华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无复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尽。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则皇规，粲然更备，与内原隔绝，三百年于兹矣。伏惟明圣膺期，会昌在运。今南征所获梁、陈乐人，及晋、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诏，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隋书·音乐志》下，十四年，乐定。牛弘、姚察、许善心、虞世基、刘臻等奏。）

依古制修立明堂议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正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後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馀。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照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尺，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曰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锺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建安之後，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馀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世乏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後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璧水，李尤《明堂铭》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後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隋书·牛弘传》，又见《北史》七十二。）

乐议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锺，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锺，皆是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锺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仿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馀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锺为宫，十三月不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王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锺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苞必降；冬宫夏律，雷乃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锺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隋书·牛弘传》，又《北史》七十二。）

更共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等详议

後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远，其法久绝，不可依用。谨案《司乐》：“凡乐，圜锺为宫，黄锺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以祭天。函锺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锺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圜锺为羽，舞《韶》以祀宗庙。”马融曰：“圜锺，应锺也。”贾逵、郑玄曰：“圜锺，夹锺也。”郑玄又云：“此乐无商声，祭尚柔刚，故不用也。”干宝云：“不言商，商为臣。王者自谓，故置其实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无德以主之，谦以自牧也。”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然此四声，非直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得而行也。按《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邺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锺，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锺，三月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复黄锺，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锺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子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按《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锺，终于南吕，凡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锺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馀月仿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锺。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于夹锺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锺，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以黄锺之锺，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馀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论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馀调，更成杂乱也。（《隋书·音乐志》下，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

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锺为宫，大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锺为徵，南吕为羽，应锺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馀以次运行，宫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锺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诏候锺律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知为准施弦。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隋书·牛弘传》，《北史》七十二。）

又议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曰：“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锺者，用黄锺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锺之宫，乃以林锺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锺之笛，正声应黄锺，下徵应林锺，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锺，是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北史》七十二，案张溥本有同律度量议，据《隋书·律历志》上，周宣帝时，达奚震与牛弘等议，宜编入达奚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