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终极目标

什么是发展，发展的内涵是什么？发展就是指或主要指经济的发展吗？不同的发展理念产生不同的发展战略，不同的发展战略产生不同的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国际国内社会一直将发展主要看作是经济的发展、GDP的发展、物质力量的发展，而文化则被视作可有可无的附属物，与发展无关，或与主体经济无关。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的关系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各国重新思考文化与发展，文化、经济、科技与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认识到文化作为高端产业形态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的现实和趋势。尤其是发达国家率先调整、转型、升级，大力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并在这一领域规划、布局，抢占创意制高点。在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推出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认为，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应当被看作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报告指出，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尽管有时候可以作为发展的手段，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仆从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中不仅包含经济的发展也包含文化的发展。发展是一种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而经济、科技的发展，说到底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这份《计划》（草案）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

可见，当代世界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换代对文化创意产业的高度重视中得到了清晰的显现。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文化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当代社会经济。西方文化经济学家大卫·索罗斯比认为，文化影响经济结构的方式主要有三类：

其一，文化会影响经济效益。借由增进群体共有价值的方式，群体成员能够进行有效益的生产程序。其二，文化会影响公平。例如，通过不断灌输像关怀他人这样的共有道德原则之方式，人们建立使关怀得以表达的机制。如果为了后代着想的道德责任能被大家接受为一种文化价值的话，那么在社会为一整体的情况下，我们从跨代平等里即可看到文化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一般而言，文化对公平的影响会呈现在群体的资源配置决策上，如此，其成员可达到公平的结果。其三，文化会影响甚至决定群体欲追求的经济或社会目标。在整体社会的层次上，文化价值有可能与追求物质进步完全一致，并借此判定一个社会的总体经济成果为成功或失败。而另一方面，不同社会的文化并非只追求物质成长，同时也要追求非物质目标，例如生活品质。

习近平同志一直坚持认为文化是灵魂。他指出，一位哲学家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政治是骨骼，经济是血肉，文化是灵魂。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从根本上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深厚的人文价值，使人的经济活动与动物的谋生行为有质的区别；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极高的组织效能，促进社会主体间的相互沟通和社会凝聚力的形成；文化赋予经济发展以更强的竞争力，先进文化与生产力中的最活跃的人的因素一旦结合，劳动力素质会得到极大地提高，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人类改造自然、取得财富的能力与数量会成几何级数增加。文化力量对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十分明显。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生活其中的人们产生着同化作用，进而化作维系社会、民族的生生不息的巨大力量。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激励作用，发挥先进文化的凝聚、润滑、整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