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

从发展规律上看，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主要是指20世纪后半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转移给我国第二产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经济改革，在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浪潮中抓住了这一机遇，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成为世界工厂。

从历史上来看，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最佳战略机遇期。我们抓住了这一战略机遇期，经历了十年发展，十年飞跃，十年繁荣，十年辉煌。党和国家依照新的世界发展格局和国内发展的现实提出了新的战略决断，做出了面向未来的前瞻性战略决策。

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文化处在我党历史上巨大转折的重要时期。转型期的文化变革的实践对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综合国力之间的关系，中西文化的碰撞、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建设与发展，文化生产力的解放，文化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文化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打造，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方式、策略与实践，都是十年来国际国内向我们提出的新课题，而十年来的文化实践，对这些课题做出了严肃的回答。

从现实实践的困难和问题来看，文化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全面解决的中心议题。进入市场经济以来，经济发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先富起来的积极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同时文化的缺位也带来了价值观混乱、信仰迷失、道德滑坡、诚信丧失、社会责任缺乏等一系列影响国家均衡发展的重大问题。一些制售假货，拐卖儿童，售卖地沟油，黄、赌、毒案件，以及慈善缺少诚信、血拆事件，特别是部分官员贪腐的案件，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心理震荡，给我们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从历史经验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济、商业的快速发展往往是与基督教新教伦理伴行的，宗教精神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抑制个体私欲疯狂滋长的制衡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的解放，特别是个体向富的精神转变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却缺乏相应的文化与法制的制衡。改革开放前物质的匮乏带来了新时期矫枉过正的物质主义的风潮，教条主义的盛行和空洞的革命说教再也不能规范和引领人们的价值追求。过去时代的文化从属于政治的“从属论”，文化作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工具的“工具论”，以及“文革”中反对文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统论”，在新的形势下，逐步失范、失效了，而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中的“内圣”、“外王”、“吾日三省吾身”的理念面对汹涌而来的经济大潮变得苍白无力。同时，对于一个拥有实用主义传统的国家来说，国人对传统宗教的“临时抱佛脚”“无子求观音”的态度，也消弭了中国传统宗教的渐修、顿悟、内敛、自守的精神特质。西方个人主义的传入，国人个体主义的兴起，普遍的传统文化道德语境的消失，完善的现代经济伦理的缺位使得我们的经济发展成为“单向度”的发展。毋庸讳言，今天的文化发展已经到了如此重要、如此迫切需求的关键时期，忽视文化发展，我们就要走弯路、出问题，未来就会难关重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日益走向国家制度构成的中心，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繁荣的最终目标，它适时而出，乘势而兴。

文化发展是新的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实践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文化对于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做了深刻论述，历史地回顾了我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文化建设的丰富经验，全面吸纳四代领导集体关于文化的重要论断，回答了我国文化建设中一系列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方向、目的、动力，提出了新的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总体思路、未来格局，并全面部署了未来我国文化发展的宏伟战略，开创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科学发展观全面推动文化建设走向国家构架的中心。从理论上看，科学发展观提升了文化在我党理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文化是每一个国家及民族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赖以存在的根本，也是鼓舞整个民族发展兴旺的旗帜。从现实实践上看，今天世界的竞争，不再仅仅是政治的竞争、经济的竞争，更是一场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内的文化的竞争。文化软实力与文化生产力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核心的竞争领域。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