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补校汉艺文志第十
郑樵校雠诸论，於《汉志》尤所疏略，盖樵不取班氏之学故也。然班、刘异同，樵亦未尝深考，但讥班固续入扬雄一家，不分伦类而已。其刘氏遗法，樵固未尝讨论；而班氏得失，樵议亦未得其平允。夫刘《略》、班《志》，乃千古著录之渊源，而樵著《校雠》之略，不免疏忽如是；盖创始者难为功尔。今欲较正诸家著录，当自刘《略》、班《志》为权舆也。
──右十之一
郑樵以萧何律令，张苍章程，刘《略》、班《志》不收，以为刘、班之过；此刘氏之过，非班氏之过也。刘向校书之时，自领《六艺》、《诸子》、《诗赋》三略，盖出中秘之所藏也。至於《兵法》、《术数》、《方技》，皆分领於专官；则兵、术、技之三略，不尽出於中秘之藏，其书各存专官典守，是以刘氏无从而部录之也。惟是申、韩家言，次於诸子，仲舒治狱，附於《春秋》；不知律令藏於理官，章程存於掌故，而当时不责成於专官典守，校定篇次，是《七略》之遗憾也。班氏谨守刘《略》遗法，惟出刘氏之后者，间为补缀一二；其馀刘氏所不录者，东京未必尽存，《艺文》佚而不载，何足病哉？
──右十之二
《汉志》最重学术源流，似有得於太史叙传，及庄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韩婴诗传引荀卿《非十子》，并无讥子思、孟子之文。）此叙述著录，所以有关於明道之要，而非后世仅计部目之所及也。然立法创始，不免於疏，亦其势耳。如《封禅群祀》入礼经，《太史公书》入《春秋》，较之后世别立仪注、正史专门者，为知本矣。《诗赋》篇帙繁多，不入《诗经》，而自为一略，则叙例尚少发明其故，亦一病也。《诸子》推本古人官守，当矣。《六艺》各有专官，而不与发明，岂为博士之业所误耶？
──右十之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善法具举，（徒善徒法，皆一偏也。）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则任宏之校《兵书》，李柱国之校《方技》，庶几近之。其他四略，未能称是。故刘《略》、班《志》，不免贻人以口实也。夫《兵书略》中孙、吴诸书，与《方技略》中内外诸经，即《诸子略》中一家之言，所谓形而上之道也。《兵书略》中形势、阴阳、技巧三条，与《方技略》中经方、房中、神仙三条，皆著法术名数，所谓形而下之器也。任、李二家，部次先后，体用分明，能使不知其学者，观其部录，亦可了然而窥其统要，此专官守书之明效也。充类求之，则后世之仪注，当附《礼》经为部次，《史记》当附《春秋》为部次；纵使篇帙繁多，别出门类，亦当申明叙例；俾承学之士，得考源流，庶几无憾。而刘、班承用未精，后世著录，又未尝探索其意，此部录之所以多舛也。
──右十之四
或曰：《兵书》、《方技》之部次，既以专官而能精矣。《术数》亦领於专官，而谓不如彼二略，岂太史尹咸之学术，不逮任宏、李柱国耶？答曰：此为刘氏所误也。《术数》一略，分统七条，则天文、历谱、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是也。以道器合一求之，则阴阳、蓍龟、杂占三条，当附《易经》为部次，历谱当附《春秋》为部次，五行当附《尚书》为部次；纵使书部浩繁，或如诗赋浩繁离《诗经》而别自为略，亦当申明源委於叙录之后也。乃刘氏既校六艺，不复谋之术数诸家，故尹咸无从溯源流也。至於天文、形法，则后世天文、地理之专门书也。自立门类，别分道法，大纲既立，细目标分，岂不整齐而有当乎？
──右十之五
天文则宣夜、周髀、浑天诸家，下逮安天之论，谈天之说，或正或奇，条而列之，辨明识职，所谓道也。《汉志》所录泰一、五残星变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地理则形家之言，专门立说，所谓道也。《汉志》所录《山海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以此二类，专门部勒，自有经纬，而尹咸概收术数之篇，则条理不审之咎也。（《山海经》与相人书为类，《汉志》之授人口实处也。）
──右十之六
地理形家之言，若主山川险易，关塞边防，则与兵书形势之条相出入矣。若主阴阳虚旺，宅墓休咎，则与《尚书》五行相出入矣。部次门类，既不可缺，而著述源流，务要於全，则又重复、互注之条，不可不讲者也。任宏《兵书》一略，郑樵称其最优。今观刘《略》重复之书，仅止十家，皆出《兵略》，他部绝无其例。是则互注之法，刘氏且未能深究，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班氏不知而删并之，可胜惜哉？
──右十之七
后世法律之书甚多，不特萧何所次律令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申、韩议法家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后世故事之书甚多，不特张苍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论治之书，若《吕氏春秋》，（《汉志》入於杂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后世会典会要之属。）贾谊、董仲舒（治安之奏，天人之策，皆论治体。《汉志》入於儒家类矣。）诸家之言，部於首条，所谓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例以义起，斟酌损益，惟用所宜；岂有读者录部次，而不能考索学术源流者乎？
──右十之八
或曰：《汉志》失载律令章程，固无论矣。假令当日必载律令章程，就刘、班之《七略》类例，宜如何归附欤？答曰：《太史公书》之附《春秋》，《封禅群祀》之附《礼经》，其遗法也。律令自可附於法家之后，章程本当别立政治一门，《汉志》无其门类；然《高祖传》十三篇，《孝文传》十一篇，（班固自注，高祖与大臣述古语及诏策也。）皆属故事之书，而刘、班次於诸子儒家，则章程亦必附於此矣。大抵《汉志》疏略，由於书类不全，勉强依附；至於虚论其理与实纪其迹者，不使体用相资，则是《汉志》偶疏之处；（《礼经》、《春秋》。《兵书》、《方技》便无此病。）而后世之言著录者，不复知其微意矣。
──右十之九
郑樵议章程律令之不载《汉志》，以为刘、班之疏漏；然班氏不必遽见西京之全书，或可委过於刘《略》也。若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则班氏方据以为《艺文》之要删，岂得谓之不见其书耶？此乃后世目录之鼻祖，当时更无其门类，独不可附於诸子名家之末乎？名家之叙录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著录之为道也，即於文章典籍之中，得其辨名正物之意，此《七略》之所以长也。又云：“敫者为之，则苟钩釽析乱而已。”此又后世著录，纷拏不一之弊也。然则凡以名治之书，固有所以附矣。（后世目录繁多，即可自为门类。）
──右十之十
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
郑樵讥班固叙列儒家，混入《太玄》、《法言》、《乐》、《箴》三书为一，总谓扬雄所叙三十八篇，谓其胸无伦类，是樵之论笃矣。至谓《太玄》当归《易》类，《法言》当归诸子，其说良是。然班固自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是《乐》与《箴》，本二书也；樵误以为一书。又谓“《乐》、《箴》当归杂家”；是樵直未识其为何物，而强为之归类矣。以此讥正班固，所谓楚失而齐亦未为得也。按《乐》四未详。《箴》则《官箴》是也；在后人宜入职官，而《汉志》无其门类，则附官《礼》之后可矣。
──右十一之一
郑樵讥《汉志》以《司马法》入《礼》经，以《太公》兵法入道家，疑谓非任宏、刘歆所收，班固妄窜入也。郑樵深恶班固，故为是不近人情之论。凡意有不可者，不为推寻本末，有意增删迁就，强坐班氏之过，此狱吏锻炼之法；亦如以《汉》志书为班彪、曹昭所终始，而《古今人表》则谓固所自为者惟此；盖心不平者，不可与论古也。按《司马法》百五十五篇，今所存者，非故物矣。班固自注：“出之兵权谋中，而入於《礼》。”樵固无庸存疑似之说也。第班《志》叙录，称《军礼司马法》，郑樵删去“军礼”二字，谓其入礼之非；不知《司马法》乃周官职掌，如考工之记，本非官礼，亦以司空职掌，附著《周官》，此等叙录，最为知本之学。班氏他处未能如是，而独於此处能具别裁；樵顾深以为讥，此何说也？第班氏入於《礼》经，似也。其出於兵家，不复著录，未尽善也。当用刘向互见之例，庶几礼家不为空衍仪文，而兵家又见先王之制，乃两全之道耳。《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亦与今本不同。班氏仅称《太公》，并无兵法二字，而郑樵又增益之，谓其入於道家之非，不观班固自注：“尚父本有道者。”又於兵权谋下注云：“省《伊尹》、《太公》诸家。”则刘氏《七略》，本属两载，而班固不过为之删省重复而已。非故出於兵，而强收於道也。（注省者，刘氏本有，而班省去也。注出入者，刘录於此，而班录於彼也。如《司马法》，刘氏不载於《礼》，而班氏入之。则於《礼》经之下注云，入《司马法》。今道家不注入字，而兵家乃注省字，是刘《略》既载於道，又载於兵之明徵。非班擅改也。）且兵刑权术，皆本於道，先儒论之备矣。刘《略》重复互载，犹司马迁《老庄申韩列传》意也。发明学术源流之意。况二百三十七篇之书，今既不可得见，郑樵何所见闻而增删题目，以谓止有兵法，更无关於道家之学术耶？
──右十一之二
郑樵讥《汉志》以《世本》、《战国策》、《秦大臣奏事》、《汉著记》为《春秋》类，是郑樵未尝知《春秋》之家学也。《汉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言，皆得《春秋》之一体，故四书从而附入也。且如后世以纪传一家，列之正史，而编年自为一类，附诸正史之后。今《太史公书》列於《春秋》，樵固不得而讥之矣。至於国别之书，后世如三国、十六国、九国、十国之类，自当分别部次，以清类例。《汉志》书部无多，附著《春秋》，最为知所原本。又《国语》亦为国别之书，同隶《春秋》，樵未尝讥正《国语》，而但讥《国策》，是则所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也。《汉著记》，则后世起居注之类，当时未有专部，附而次之，亦其宜也。《秦大臣奏事》，在后史当归故事，而《汉志》亦无专门，附之《春秋》，稍失其旨。而《世本》则当入於历谱，《汉志》既有历谱专门，不当犹附《春秋》耳；然历谱之源，本与《春秋》相出入者也。
──右十一之三
以刘歆、任宏重复著录之理推之，《战国策》一书，当与兵书之权谋条，诸子之纵横家，重复互注，乃得尽其条理。《秦大臣奏事》，当与《汉高祖传》、《孝文传》（注称论述册诏。）诸书，同入《尚书》部次；盖君上诏诰，臣下章奏，皆《尚书》训诰之遗；后世以之搀入集部者，非也。凡典章故事，皆当视此。
──右十一之四
焦竑误校汉志第十二
自刘、班而后，艺文著录，仅知甲乙部次，用备稽检而已。郑樵氏兴，始为辨章学术，考竟源流，於是特著《校雠》之略；虽其说不能尽当，要为略见大意，为著录家所不可废矣。樵志以后，史家积习相沿，舛讹杂出；著录之书，校樵以前其失更甚；此则无人继起，为之申明家学之咎也。明焦竑撰《国史经籍志》，其书之得失，别具论次於后。特其《纠缪》一卷，讥正前代著录之误，虽其识力不逮郑樵，而整齐有法，去汰裁甚，要亦有可节取者焉。其纠《汉志》一十三条，似亦不为无见；特竑未悉古今学术源流，不於离合异同之间，深求其故；而观其所议，乃是仅求甲乙部次，苟无违越而已。此则可谓簿记守成法，而不可为校雠家议著作也。今即其所举，各为推论，以进於古人之法度焉。
──右十二之一
焦竑以《汉志》、《周书》入《尚书》为非，因改入於杂史类。其意虽欲尊经，而实则不知古人类例。按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孔子所论百篇之馀”，则《周书》即《尚书》也。刘氏《史通》述《尚书》家，则孔衍《汉魏尚书》，王卲《隋书》，皆次《尚书》之部。盖类有相仍，学有所本；六艺本非虚器，典籍各有源流；岂可尊麒麟而遂谓马牛不逮走部，尊凤凰而遂谓燕雀不隶飞部耶？
──右十二之二
焦竑以《汉志》、《尚书》类中《议奏》四十二篇入《尚书》为非，因改入於集部。按议奏之不当入集，已别具论，此不复论矣。考《议奏》之下，班固自注：“谓宣帝时石渠论也。韦昭谓石渠为阁名，於此论书。”是则此处之所谓议奏，乃是汉孝宣时，於石渠阁大集诸儒，讨论经旨同异，帝为称制临决之篇，而非廷臣章奏封事之属也。以其奏御之篇，故名奏议；其实与疏解讲义之体相类。刘、班附之《尚书》，宜矣。焦竑不察，而妄附於后世之文集，何其不思之甚邪？（秦大臣奏事附於《春秋》，此为刘、班之遗法也。）
──右十二之三
焦竑以《汉志》、《司马法》入《礼》为非，因改入於兵家。此未见班固自注，本隶兵家，经班固改易者也。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四
焦竑以《汉志》、《战国策》入《春秋》为非，因改入於纵横家。此论得失参半，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五
焦竑以《汉志》、《五经杂议》入《孝经》为非，因改入於经解。其说良允。然《汉志》无经解门类，入於诸子儒家，亦其伦也。
──右十二之六
焦竑以《汉志》、《尔雅》、《小尔雅》入《孝经》为非，因改入於小学。其说亦不可易。《汉志》於此一门，本无义理，殆后世流传错误也。盖《孝经》本与小学部次相连，或缮书者误合之耳。《五经杂议》与《尔雅》之属，皆缘经起义，类从互注，则益善矣。（经解、小学、儒家三类。）
──右十二之七
焦竑以《汉志》、《弟子职》入《孝经》为非，因归还於《管子》。是不知古人裁篇别出之法，其说已见於前，不复置论。惟是弟子之职，必非管子所撰；或古人流传成法，辑管子者，采入其书。前人著作，此类甚多。今以见於《管子》，而不复使其别见专门；则《小尔雅》亦已见於《孔丛子》，而焦氏不还《孔丛》，改归小学，又何说耶？然《弟子职》篇，刘、班本意，附於《孝经》与附於小学，不可知矣。要其别出义类，重复互注，则二类皆有可通。至於《六艺略》中，《论语》、《孝经》小学三门，不入六艺之本数；则标名六艺，而别种九类，乃是经传轻重之权衡也。
──右十二之八
裁篇别出之法，《汉志》仅存见於此篇，及《孔子三朝》篇之出《礼记》而已。充类而求，则欲明学术源委，而使会通於大道，舍是莫由焉。且如叙天文之书，当取《周官》保章，《尔雅释天》，邹衍言天，《淮南》天象诸篇，裁列天文部首，而后专门天文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求天文者，无遗憾矣。叙时令之书，当取《大戴礼夏小正》篇，《小戴记月令》篇，《周书时训解》诸篇，裁列时令部首，而后专门时令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叙地理之书，当取《禹贡》、《职方》、《管子地圆》、《淮南地形》、诸史地志诸篇，裁列地理部首，而后专门地理之书，以次列为类焉。则后人求其学术源流，皆可无遗憾矣。《汉志》存其意，而未能充其量，然赖有此微意焉。而焦氏乃反纠之以为谬，必欲归之《管子》而后已焉，甚矣校雠之难也！
──右十二之九
或曰：裁篇别出之法行，则一书之内，取裁甚多，纷然割裂，恐其破碎支离而无当也。答曰：学贵专家，旨存统要。显著专篇，明标义类者，专门之要，学所必究，乃掇取於全书之中焉。章而釽之，句而釐之，牵率名义，纷然依附，则是类书纂辑之所为，而非著录源流之所贵也。且如韩非之《五蠹》、《说林》，董子之《玉杯》、《竹林》，当时并以篇名见行於当世，今皆会萃於全书之中；则古人著书，或离或合，校雠编次，本无一定之规也。《月令》之於《吕氏春秋》，《三年问》、《乐记》、《经解》之於《荀子》，尤其显焉者也。然则裁篇别出之法，何为而不可以著录乎？
──右十二之十
焦竑以《汉志》、《晏子》入儒家为非，因改入於墨家。此用柳宗元之说，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归其书於墨家，非以晏子为墨者也。其说良是。部次群书，所以贵有知言之学，否则徇於其名，而不考其实矣。《檀弓》名篇，非檀弓所著，《孟子》篇名有《梁惠王》，亦岂以梁惠王为儒者哉？
──右十二之十一
焦竑以《汉志》、《高祖》、《孝文》二传入儒家为非，因改入於制诏。此说似矣。顾制诰与表章之类，当归故事而附次於《尚书》；焦氏以之归入集部，则全非也。
──右十二之十二
焦竑以《汉志》、《管子》入道家为非，因改入於法家。其说良允。又以《尉缭子》入杂家为非，因改入於兵家；则郑樵先有是说，竑更申之。按《汉志》、《尉缭》，本在兵形势家，书凡三十一篇，其杂家之《尉缭子》，书止二十九篇，班固又不著重复并省，疑本非一书也。
──右十二之十三
焦竑以《汉志》、《山海经》入形法家为非，因改入於地理。其言似矣。然《汉志》无地理专门，以故类例无所附耳。窃疑萧何收秦图籍，西京未亡，刘歆自可访之掌故，乃亦缺而不载，得非疏欤？且班固创《地理志》，其自注郡县之下，或云秦作某地某名，即秦图籍文也。西京奕世，及新莽之时，地名累有更易，见於志注，当日必有其书，而史逸之矣。至地理与形法家言，相为经纬，说已见前，不复置论。
──右十二之十四
焦竑以《汉志》阴阳、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凡五出为非，因总入於五行。不知五行本之《尚书》，而阴阳、蓍龟本之於《周易》也。凡术数之学，各有师承，龟卜蓍筮，长短不同；志并列之，已嫌其未析也。焦氏不达，概部之以五行，岂有当哉？
──右十二之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