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刘蓉 郭嵩焘

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功成名显，身都将相，刘蓉、郭嵩焘，方振即蹶，中构谗慝，遇与不遇，固以不伦。左宗棠荐刘蓉自代以参骆秉章之军事，郭嵩焘为左宗棠劾去而荐蒋益澧为粤抚，交道离合，亦难言之。然处官以廉靖，委己于问学，位高者固以不懈于学善全其勋名，身退者亦以不懈所学自励于家园。德业尽异崇庳，而苦学则固同归。特刘蓉以宋为学，以廉自诩。而左宗棠则与人书以切论之曰：“廉仅士之一节耳。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何足取！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坚苦，故强。惟其朴也，故塞而鲜通，惟其强也，故执而不达。今之曾侯相及郭筠仙、刘霞仙，皆是也。至于操守一事，则曾、郭、刘皆无讥焉。朋友之道，贵规其短而知其长；论人之道，贵持其贫而止于当。霞仙若以其廉而傲人，则吾湘之人，尚无不廉而在位者，又何傲焉？若谓廉之外不必深求，则廉而在位者，又非湘所乏也。何以不闻自责以责人，而反据人所同有者以傲人乎？霞仙生平好论学，且好以宋之程朱轨辙自命；实则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告子阳明一路人耳。”极言贬讥。然而生乎今之世，由今之道，真能以宋为学而心安理得，以廉自诩而不间人言，吾见亦罕矣。

刘蓉，字霞仙，湘乡人。少有志节，与曾国藩、郭嵩焘布衣订交为兄弟。而国藩早贵，官京朝，蓉尚未补诸生也。国藩集苏东坡句为联以赠曰：“此外知心更谁是？与君到处合相亲！”盖以子由相视，而贻书告以因文见道之说。及国藩奉诏办本省团练，蓉规以书曰：“执事，今世所谓贤者。称执事之能者曰；‘文祖韩愈也；诗法黄庭坚也。奏疏所陈，欧阳修、苏武之伦；志量所蓄，陆贽、范仲淹之亚也。’数者诚足以暴于天下矣。道丧而文敝，得贤者起而振之，岂曰小补。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于时之所为耳。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陋习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祸殃所自始，将唾弃之不暇，忍复蹈覆辙而躬为之驾哉！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言人所不能言、所不敢言。然言之而未见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责乎？国是未见其益，而闻望因以日隆；度贤者之心，不能无歉然于怀也。若夫陆、范之志量则远矣。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执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集思广益，庶几近之。若规永叔、子赡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鲁直之词华以自豪，此承平无事之世，所为优游以养大臣之望者，而非当今之所急，以无救于治乱之数也。颂执事之贤者，曰：‘其廉可师’；明执事之志者，曰：‘以身殉国’。虽执事之自许也亦然，曰：‘不爱钱’、‘不惜死’，壮哉言乎！虽然，以此二者明执事自待之志，可矣；若以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岂但已哉！贪夫之殉利也，如蚁蚋之逐臭。于此有人，志节皎然，可不谓贤乎？然自君子观之，特士行之一节耳。贞女之自号于众日；‘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该淑女之贤德乎？不规其大而遽以自旌，则何见之陋也！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弥懦，欲驱天下智勇才辩之士，捐坟墓，弃亲戚，出没锋镝以与死寇角，非赏不劝。汉高捐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豨授首。项羽印刓不忍予，而韩信、陈平间行以急去。故滥赏则志士耻与庸竖为济，而吝赏抑无以系豪杰之心。以廉自奖，则抑将以廉绳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语执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盖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责之人人者也。’”国藩深纳其言，顾招之以书曰：“吾不愿闻弟谈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仙深藏梓木洞，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筠独得容其晏然乎？”蓉赴召，而嵩焘继之。二人者与国藩约：“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国藩诺，而诏管理银钱所主计曰：“郭、刘二君，吾兄弟交，不与众同。薪水惟所支用，不限数也。”然二人从国藩数年，不支一钱，国藩意颇不安。一日，欲登蓉荐牍，曰；“此亦古人之常。”蓉曰：“萧朱、王贡以转相汲引为贤，盖汉人踵战国余习，非君子相交以道也。士各有志，何以强为？”国藩乃止。国藩每谈经，好举汉学家言。蓉应曰：“汉人诂经，各有专门，守师说；虽所得有浅深，不尽当于古人精微之旨，要不失慎重传信、笃学好古之意。近世所谓汉学家，何谓者耶？异论歧出，其说千变，以为宋儒去今仅数百年，汉则数千年，于时较古，又宋儒者，功令所崇，众人之所同趣也，吾亦从而同之，不足为异，则创一解焉，引汉人笺注，曲为证附以成吾说；既可援汉儒以自尊，又可贬宋儒以立名，而吾之学，遂以超宋轶唐，独承汉以来二千年之绪。及叩以六经之大义微言与宋儒所以不合于道者，茫然莫知所谓。然则彼以汉学自鸣，非师古也，师心而已矣。其所为终身由之而不厌者，非好学也，好异而已矣。朱子于诸经讽诵反复盖数十年，精思熟读以求古人广大精微之蕴，汇众说而折其衷，推其用力之勤，知其所深造而自有得者，未可几及。特朱子于古今时务政治之宜，靡所不讲，而后之学朱子者，但守心性理气之辨，《太极》《西铭》之说，闭门独坐，泥塑木雕。一涉仕途。便无措手，所值皆无可奈何之事，所应皆未之前闻之务。此智略之士，睨视窃笑，以道学为废物也。至其行己立身，去就取舍，严义利之辨。就兢不敢少过，则犹庶几君子。道虽未宏，学与行尚出于一也。至为汉学者乃歧而二之，‘学则吾学也，行则吾不知地’。世亦遂无以行义责之者，以谓彼特为名物度数之学以资考证而已，不当以道义相苛。泯泯棼棼，学术坏而人心风俗随之。”国藩亦无以难也。及咸丰十年，左宗棠以佐骆秉章而专其政，为总督官文所劾，远引而荐蓉自代，以起之于家。明年，秉章移督四川，携蓉而往，平巨寇蓝李二姓，散其徒众，遂授四川布政使。会太平军翼王石达开以其众经滇入川，而前扼大渡河，后阻苗山，陷绝地，饥无所掠食，于是蓉以兵往，抚其众而絷达开以归。问起兵状，达开历陈金田发难之后，战胜攻取，一一如绘，而猛鸷之气不衰。自言：“南面称王十余年，屠戮官民千万计，今天亡我，何借一死！”临刑怡然。蓉颇壮之。而左宗棠贻书，欲以葛亮一号貤赠。蓉戏对：“诸葛食少事繁，鞠躬尽瘁，所不欲承，谨以奉璧。”寻以关中汉回交哄，而捻乘之，移蓉陕西巡抚，而为御史蔡寿祺劾罢。将去官，闻左宗棠奉诏以陕甘总督督师剿贼，而移书告，以谓：“关陇用兵不可不早计者有六：一、剿贼不难，所难者筹饷筹粮。筹饷筹粮尚易，尤难者运粮。非宽筹粮饷，运有办法，切勿进兵。一、军糈无资，当缓新疆西征之师，先肃清陇境。辟地屯田，储糗粮，练马队，然后振旅出关。一、办甘贼，当以陕为根本。资粮转输。皆须借力于陕，非得同心膂、共忧乐之人为陕抚，持中定志。不足与济艰屯。一、捻贼入陕，号四五万，然能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每战，辄以马队万骑四面包裹，懦卒怯将，慑而望风靡。、其实但能严阵坚持，屹立不动，则亦不敢进逼吾阵。俟其锐气之惰，奋起突击，必无不胜。一、办甘回，当先清陇东，次捣河狄。两地既定，其余可传檄而定。专事剿，则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议抚，则叛服无常，亦何能济。一、关陇将才吏才，无可用者。然地瘠势艰，虽杰然者视为畏途，须广罗艰贞坚苦、仗义相从之侣，以资襄助。此六者其大端也。以公智虑渊涵，固可即此以得大凡矣。”其后宗棠平陕捻，平甘回以定新疆，一切经略，大率如蓉言。蓉既放归，营遂初园，杜门讲学者十年。其论学一以宋儒程朱为归，力排汉学之穿凿，亦不取陆王之禅悟，而于学者之不能反躬、徒以矜私知而炫多闻，尤不惮深贬而痛绝之。乃至讼其乡人以湘乡之功名日盛，而湘乡之风俗日敝，语重而心长以慨乎有言曰：“吾邑风尚素号愿朴，农民勤稼稿，士子励廉隅。放军兴以来，文职武弁，崛起草泽，以能为国宣力。而迁流日久，侥幸之心生。以利禄为易得，而争事繁华；变朴厚之旧风，而群趋嚣竞。乡村每有争讼，不问理而较势，及其呈控到县，亦复以是为衡。由是有势者恃以横行，而无力者亦借资于有力之绅衿以张其焰而求一胜。此民风所以浇漓，人心所以窳坏也。二十余年来，东南遘祸，举凡衣冠文物，竞逐纷华之国，无不残破。故家世族之所留遗，巨贾豪商之所积累，莫不荡为灰烬，化为飞烟。子女仳离，乞食道路。独湖南晏然无恙，吾乡人因此跻致名位，广积金钱。旧时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纛、美衣华屋以自豪于乡里。果有何功德在人，宜食此报以长保富贵而无后灾哉？智者见祸于未萌；凡无功有享厚报，无德而致大位，皆智者之所视为不祥而深自警惕者也。矧各省皆罹于难，吾乡独蒙其休。天道忌盈，物极必反，如不惕厉修省，懔持盈保泰之思，正恐暑往寒来，福过灾生。前日之膺祉蒙休，冠于他郡；后日之遭殃罹祸，亦且烈于他邦。此古今盈虚消息之常理，非同释氏因果报应之谈。每举以语朋辈，款语谆谆，听若虽颇面从，退则或相迂笑。人心陷溺，如何如何！”观其持论不徇风气，知制行不为诡随矣。论文不持宗派之说，而为文章条达疏畅，如己意之所欲出，其源盖出于苏轨云。传有《养晦堂诗文集》十二卷。

郭嵩焘，字伯琛，筠仙其号也，湘阴人。年十八，补县学生。游岳麓书院，识刘蓉，而曾国藩自京师归，道长沙，与蓉旧好也，介相见，欣然联欢为昆弟交，以问学相切劘。国藩称引汉学，蓉褒大宋儒，而嵩焘则言：“宋儒发明圣学至精密，独有一事与圣道大反。圣人之立教，曰‘慎言’，曰‘其言也訒’，曰‘古者言之不出’，无相奖以言者。尧舜禹之授受，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内自毖于一心，而不敢及于天下之得失，而即继之曰：‘无稽之言勿听’，是自圣贤之治天下，与其所以自治者，无不以言为大戒。宋儒顾不然，凡有言者皆善也，乃至劾欧阳公，劾富郑公、文潞公，皆谓之直臣矣。凡事皆可言也，乃至采宫禁之传闻，陈鄙夫之猥陋，皆自负为善谏矣。其间贤愚错出，人才勿论也。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曰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二者不偏废也，要各有其专胜。好名胜者气必强，其流也揽权怙党，而终归于无忌惮。好名胜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故明人以气胜，得志则生杀予夺，泰然任之，无敢议其非。本朝以度胜，得志则利弊贤否，泛然听之，无敢任其责。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终明之世，居位者大率负强使气魁人也。本朝则贤者优容，不肖诡随。稍能待正议，核名实，振肃纪纲，考揽人才，辄曰‘无度量’。吾不知所谓度量者，将奚以为也！司马德操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吾则以不为风气所染为俊杰。虽讲学治经亦然。宋明之语录，本朝之汉学，皆风气之为也。君子未尝不为之，而固非道之所存矣。自非深识特立之君于，介然无与于风气之会，乌足与论时务哉！”其意渊然以大下为量。尤自厉勤苦，以谓：“古无有以‘士’名者。自公卿大夫之子，下及庶人，皆入学。其能为士者，与其耕者工者，各以所能自养。其有禄于朝，则有上士、中士、下士之等，其次则任为府史。制行尤高，其志尤隐。舜、伊尹之耕，傅说之工，吕尚之屠且渔，胶鬲、管夷吾、孙叔敖之贾，皆任为士者也。至汉犹然。路温舒、卜式、王尊牧羊，公孙宏、承宫牧豕，兒宽为都养，朱买臣刈薪，匡衡佣作，梁鸿任舂，韩康卖药，徐穉耕稼，申屠蟠为漆工；或历仕公卿，或怀道守节，隐见不同，而皆不辞贱役，所资以为养然也。唐世尚文，人争以文自异而士重。宋儒讲性理之学，托名愈高而士愈重。人亦相与异视之，为之名曰‘重士’。不知所谓士，正周官所谓闲民也。士愈多，人才愈乏，风俗愈偷。故夫士者国之蠹也。然且不能自养，而资人以养，于国家奚赖焉？然自士之名立，遂有峨冠搏带。从容雅步，终其身为士者，而士之实乃终隐矣。”举道光二十七年丁未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回籍，会洪秀全以其徒徇湖南。曾国藩以侍郎居忧，奉诏办团练，欲不出。嵩焘驰谒，苦口陈说。国藩乃为起，而苦费绌。嵩焘则为建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国藩有所资以募勇制器，而湖南亦恃以保境安民，支柱东南，皆国藩有以发之也。既而帅勇援江西，俘太平军卒，讯知战罢则登舟，因言；“贼掠舟东下，纵横驰突，独占长江，而我无一舟与争利，非治水师，何以应敌？”而长江水师之议自此起。国藩亦以造船自任，移驻衡州，亦国藩有以发之也。江西围解，论功擢编修，入直南书房。而左宗棠在巡抚骆秉章幕，为总督官文所劾，诏下逮讯。国藩以谓：“宗棠去，湖南无人支持，东南大局不可问矣。”为尚书潘祖荫言之。祖荫遂据入告，直言：“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诏问曾国藩意如何，遂授宗棠四品京堂。襄办军务。于是宗棠事解，而柄兵大用矣。则嵩焘之为斡旋也。同治元年，特授嵩焘苏松粮储道，再擢署广东巡抚。而宗棠以闽浙总督为钦差大臣督师入广东，连四摺纠参，褫嵩焘职而以畀其属蒋益澧，曰：“此以人事君之义也。”嵩焘叹曰：“季高至交三十年，吾一生为之尽力，而相煎何太迫若此！”因论：“世俗语大人先生。动曰‘有来历’，佛家所谓‘前生因果’也。少年征逐，见朋辈中天分绝高而终无所成，是谓有来历而无积累。积累者，积功累行，冥冥中所以厚植其基根本盛大而后发生锦繁。然其建功立名，如曾涤生、左季高之成就，又自有因缘。若或使之，若或助之，随所至而机缘巧合，争相拥护，而觌面者景从，闻声者响附，三者合而后功成名立。自问此生谓‘无来历无积累’不可。而相煎迫出于至交，堕我成功，岂所谓‘无因缘’者耶？”其致怨于宗棠深矣。宗棠在官颇循名课实而为治尚严。嵩焘则言：“曩读船山书辟申韩之说，极论诸葛公不当用此为治。窃疑诸葛公生扰攘之世，值群雄并起，仓猝以就功名，所自命者管乐，而其量固远矣，岂能以三代王政期之？其后从政粤东，稍以知轻重缓急，见诸言事者毛举多端，为综核名实之说。而后慨然太息思船山之言。盖亲见万历以后，头会箕敛，用操切之术以求挽虚诬锢蔽之习。繁刑峻法，愈益不当其罪，坐使人心解散、国计消靡以迄于乱。是以言之痛切如此。处末世，纪纲法度废弛久矣，人心变幻，不可穷诘。如此当益穷求吏治，培养国脉。静以俟之，宽以容之，安民保国，不至困乱无告，则犹可庶几矣。昔官京朝，推求国家所以致弊之由，在其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宽者宣圣之明训，国家积累之至仁，乌可轻议哉！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徒使武夫悍卒乘势罔利以相陵藉。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维人心，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宗棠在边，亦整军经武以对外主战，嵩焘则言：“西洋负强争胜，怀乐战之心，而用兵具有节度。其发谋常在数年数十年之前，而后乘衅以求逞，犹不遽言兵也。挟其所争之势，曲折比附以为名，常使其气足以自伸以求必得所挟，是以先事有预定之略，临变有必审之几。以彼之强，每一用兵，迟回审顾，久而后发。其阴谋广虑，括囊四海，而造端必以通商。迎其机而利导之，祸有所止，而所发明之奇巧转以为我利用厚生。国家办夷务二十余年，受其陵藉，其原坐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孙武之言战也，曰‘知己知彼’。所谓‘知彼’者，知其国势之强弱，知其人才之能否，知其势之所及与其计划之所从出，而后可以总揽全局以决胜负之机。韩信攻赵，知广武君之计用与不用。魏武知袁绍之不能袭许，又知刘表之不能袭邺，则可谓能知其深矣。知敌之深，乃益有余地以自处。西洋之患亟矣，中外诸公，懵焉莫测其所由，先无以自处。主战愈力，自处愈穷。一将之能而晏然自以为安，一战之胜而嘎然据以为喜，以当小敌不足，况若西洋之气方盛而势方强者乎？彼固无求倾中国之心，何为激之使狂逞也！”于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则不言战而通商劝工，练兵购械，讲制造，力图富强，嵩焘则言：“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闳，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计趋公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施行本末具有次第，然不待取法西洋，而端本足民，则西洋与中国同也。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者？今视富强为国家之计，于百姓无与；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也。数百年来，顺通海道，尽诸岛国之利括取之，其奉固已厚矣。而治矿务日益精，五金出产之利，制备器具日益丰。又创为电报，数万里消息灵通。轮船、火车，驰行数万里以利转运。然必囊括四海，觑天下之利以为利，故能富也。中外情势之异，由来久远，以成风俗，未易强同。而其间有必应引其端而资其利，可以便民，可以备乱，可以通远近之气，而又行之甚易，历久而必无弊，则电报、轮船、火车是也。虽然，为是者有本有末，本者何？政教、人心、风俗是也。末者何？通工商之业，立富强之基，凡皆以为利也。利之所在，而政教修、人心厚、风俗醇者，国家与民共之。而又相与忘之，斯所以为大公而以美利利天下也。不然，争民施夺，上下交征利，民与民争则扰，上与民相匿则溃。扰者势有不能行，溃者情有所不能交达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矣。夫以西法为名，一切务为泰侈。士民失业者，亦皆引领以望，环集以求薪食，为利多少不能计，而所耗不资，久且不支。人人言利，而卒之无利可图以成败局。何者？无其本也。机器者，末之末也，凡用机器，必西人为之，中人多不能尽其法。此时宜广开西学馆，有人服习其业，知其所以为利，庶几人心所趋，自求之而自通之。所用机器，亦须因地制宜。何地何器，层累以求。贸焉而以机器往，愚者惊扰；即有知者，亦莫辨其所以为用。即此末中之一事，亦自有本末存焉。而百姓之为利，与所以求利国家，又自有本末次第。盖西洋富强之业，资于民人，其民人趋事兴功，而国家用其全力护济之，岁计所需以为取民之制。大兵大役，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院。其国家与其民人交相维系，并心一力，以利为程。所以为富强者，人民乐利劝业，厚积其势以拱卫国家，行之固有本矣。未闻处衰敝之俗；行操切之政，而可以致富强者。日本在英国学工技者二百余人，其户部尚书恩娄叶欧举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欲仿更制。而学兵法者甚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自谓考古证今而知其通，由汉唐推之三代经国怀远之略，与今日所以异同，而有以见损益之宜。光绪元年，起为福建按察使，寻命以侍郎候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遂建议讲求邦交，遣使各国，以谓：“西洋立国，本末兼资。其君臣上下，同心一力以求所以自立；正宜推究其情势，洞知其利病，遇有交涉事，即可略得其梗概而资以因应。”诏以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兵部左侍郎。中国之驻使外国自此始。命下之日，湖南人之官京朝者，以为大辱，正言切论而劝之辞。嵩焘曰：“苟利于国，不敢避就。身之不恤，何有于名？主忧臣辱，在此行也。”道员刘锡鸿求随使，嵩焘以其矜愎而不达事理，不之许也。锡鸿固以请，遂荐为贰，而相畔异，患生肘腋，劾以十款，末言：“由候简运使而授闽臬，由闽臬擢兵部侍郎，朝庭何负于郭嵩焘而日夜怨望？”嵩焘读之惶骇曰：“此真恶交矣，尚何言哉！君子之行道也，必有以振厉天下之人心而使之服，柔和生人之气使之驯，而后不疑于所行，而吾不能。自宋以来，尽人能文章，善议论，无论为君子，为小人，与其有知无知，皆能用其一隅之见，校论短长，攻剖是非，不能辨也。辨之愈力，攻者愈横，是以君子闻恶声至，则避之。避之者，所以静生人之气而存养此心之太和也。比匪之伤，吾道固穷，亦功业无因缘之明效大验矣。”径归卧家而不敢入朝也。因太息为人言：“数十年出处进退以及辞受取予，一皆准之以义。服官之始，即自誓不以不义之财贻子孙。及巡抚粤东，出使西洋，人之所视为利我也，照例开支，分毫不溢。在官之日，视国家公款重于私款，私款或供友人称贷，公款无迁就也。以是准之今人，多与鄙衷违反，或至用相诟病，辄为怃然。少时读《张子全书》曰：‘士君子处治朝，则德日进；处乱朝，则德日退。’怃然有感于其言。程子谓：‘朋友相处尤莫如相观而善之意多’，亦是此意。及莅仕以后，而所见有进。世之衰也，大抵营私利，负意气，惟意见之争，而于事理之当否，流弊之终极，竟一无考览。遇事有涉，陈说纷纭，每觉语言多而情事迂回。庄生有言：‘此一亦是非，彼亦一是非。’其实匿情以自图私便。阅历多而体验深，则常愀然怀薄视之心。已而乃大悟曰：‘张子所谓德日退者，其在斯乎！’夫不反躬而怀薄视人之心，则德之退有不胜穷也。夫任事在我，而展转有未遂，由学识有未充也！”自海外归而里居者十三年，主讲城南书院；兼辟思贤讲舍，祀王夫之，与学者讲肄其中。尤善言礼。早年与曾国藩商量旧学，国藩尝谓：“先王修己治人，经纬万端，惟在于礼。”而未有成书。嵩焘则学礼而深造自有得。以谓：“礼者，征实之书，天下万世人事之所从出，得其意而万事理。”于是研炼岁月，成《礼记质疑》四十九卷，折衷群经，以见诸行事，其素所蓄积然也。及其发为文章，理足辞简，特寓拗折劲悍之意于条达疏畅之中，坦迤之中自有波峭；不同曾国藩之瑰伟，亦异刘蓉之畅发。曾国藩追韩愈之雄茂，而语不检；刘蓉学苏轼之疏快，而味无余。嵩焘则得王安石之峭劲，而锋欲敛，畅而不流，拗以出遒。碑传之作，以简驭繁，以叙抒议，语无枝对，义沙明当，出入欧王，允裨史裁。传有《养知书屋诗文集》四十三卷，《奏疏》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