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两千年来知识分子的楷模——孔子和他的《论语》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是中国人的圣经。自问世以来,便被古代的读书人视为必读的经典书籍,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和进程。
那么这部《论语》的魅力何在?它的作者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它的影响又体现在哪?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穿越千年时光去寻找答案。
孔子其人其书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先世为宋国贵族,后因避乱迁居鲁国。孔子幼年丧父,家境中落,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而立之年开始授徒讲学,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鲁昭公二十六年(前516)鲁国内乱,孔子离鲁至齐,不为景公所用,不久即归。晋定公时期,曾为司寇。后去鲁,周游卫、陈、宋、蔡、楚等国,宣扬自己的主张,终不见用。晚年归鲁,从事著述和讲学,整理《诗》《书》等古代典籍,并根据鲁史删修《春秋》。相传孔子有弟子3000人,著名的有70余人。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个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个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他正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相关。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众弟子周游列国近十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未就此灰心丧气,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视富贵如浮云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冲突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当然,我们不能单纯地把孔子的安贫乐道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义,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孔子也曾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谦虚好学闻名,对于各种知识都曾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却不这样看,孔子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率性而为,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30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以仁待人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学说,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孔子的思想主要汇集在《论语》中,《论语》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和后学根据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战国初期。关于此书最初的编者,学术界向有争议,难以定论,但基本集中在冉雍、卜商、言偃、曾参等数人之内。作为儒家思想的脉源,作为两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化典籍和初学教育的启蒙读物,《论语》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具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对中国文化的各个层面乃至域外文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语》中的“仁”和“礼”
《论语》一书以语录体写成,文字简约,内容广泛,蕴涵了孔子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仁”和“礼”这两个方面:
一、仁
“仁”是中国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范畴之一,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论语》中的“仁”字,因立论角度而各有不同,其内涵也颇为丰富。关于“仁”的基本含义和具体内容,孔子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了多个层面的阐述,择其要者如下:
其一,他在答复颜渊问仁时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认为约束自身,使自己符合礼的原则,就是仁。颜渊问克己复礼的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上)认为要达到仁的境界,就要在视、听、言、动各方面都符合礼的要求。
其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同上)提出“仁者爱人”的基本精神,认为“仁者莫大于爱人”。(《大戴礼·王言篇》)
其三,孔子对子贡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雍也》)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认为仁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指出仁者的标准和行仁的方法。所以他的学生曾子概括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
其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认为孝悌是仁的基础和做人的根本。
其五,孔子把“仁”视为人生价值中的最高原则,把求仁看作是一个思想修养和道德修养问题,他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严。”(《颜渊》)“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认为求仁不在外求,全靠个人自觉,只要净化我心,循礼而行,就可崇德、修慝、辨惑,达于仁的境界。
孔子根据“仁”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仁政学说。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指出以教化和道德感化来治国的重要性。又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卫灵公》)形象地说明了民众对仁政的迫切需要。孔子主张实行惠民政策,“节用而爱人,使民以食”(《学而》),为政者要重视的是“民、食、丧、祭”(《尧曰》);同时还要宽刑罚而重教化,对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同上)。孔子还提出“举贤才”的主张,“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认为任用贤能才能服得民心。而为政者则要首先端正自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二、礼
“礼”是孔子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范畴。礼原为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内容涉及礼节仪式、政治制度和道德规范等。孔子认为周礼因革于夏商,最为完备,是古代礼的最完美阶段。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心也。”(《学而》)并赞叹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孔子于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把文明社会的制度理想和伦理道德的规范理想寄寓“礼”中,因此他所提出的“礼”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国家必须施行礼治,社会和个体都必须以礼为纲常,强调“立于礼”(《泰伯》)、“礼以行之”(《卫灵公》)、“约之以礼”(《雍也》)、“齐之以礼”(《为政》)、“为国以礼”(《先进》),主张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社会伦理秩序,推崇“圣人”“仁人”的理想人格,认为要在社会制度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体现出礼的规范。在礼的内涵和外在的关系问题上,孔子主张宁从质不从文,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八佾》),并对子夏“礼后乎”(同上)的理解予以赞赏,认为礼的仁义之质在先,其内涵比表象更重要。孔子在礼的变革上认为要坚持原则和大节,对有违原则的诸般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极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八佾》),同时又认为在无关宏旨的小事上可以顺时从俗,所以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子罕》)程颐对此解释说:“君子处世,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害于义则不可从。”(《二程集·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
针对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分混乱的社会现实,孔子又提出了“正名”的治乱原则,认为“名失则愆”(《左传·哀公十六年》),社会的混乱因于名实之乱,要用周礼之“名”来纠正混乱之“实”。因此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并在齐景公问政时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原则,主张名实相符,循名责实。从逻辑思想的角度来看,孔子对名言关系和名实关系的认识,可以视为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启蒙。
在仁与礼的关系上,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认为返于礼中便是仁,仁又是礼的根本,礼是仁的精神具体化和外在化,是贯彻仁的具体措施和目的。
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言称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的。又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认为如果不能好学深思,仁、智、信、直、勇、刚等品质就会流于“六蔽”,告诫子路学习的重要性。孔子一生更是好学不倦,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孔子强调“多闻、多见”,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多学而知,还要注意思考,否则“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孔子强调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主张行事不凭主观臆测,不墨守成规,不片面武断,不自以为是。这些道德修养的方法也包含了认识论的意义。
孔子在教育上坚持“诲人不倦”(《述而》),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他兴办私学,使得教育的范围突破了“学在官府”的限制。
孔子的教育内容主要有四方面,“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其中道德品质教育是首要的,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治学要首先立人,所以他要求学生“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并教导学生修业进德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孔子的教育方法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他教导学生要端正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并提倡“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的精神,指出学习的规律,重视温习的作用,主张“学而时习之”(《学而》)、“温故而知新”(《为政》)。在教育中注重启发的作用,主张“不愤不咎,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根据不同的对象而因材施教,并在“学”和“思”的关系上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反对只思不学和学而不思。这些思想即使现在看来,仍有着非凡的教育意义。
孔子与世界同在
孔子的学说很早就传入了日本、朝鲜半岛、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并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如今,在韩国,对孔子的热衷甚至已超过了中国本土。
根据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记载,儒家思想在公元2世纪即已传到欧洲。虽然欧洲人当时并没有看到真正的儒家著述,但西汉人张骞出使西域时所表现出的不畏艰险、永不放弃、效忠国家的精神,令欧洲人震撼和敬佩,他们从张骞身上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教化力和穿透力。后来,欧洲人马可波罗游历到中国,他被眼前富庶文明的国度深深吸引,开始在中国一边经商,一边游历名山大川,并写了《马可波罗游记》,介绍这个被孔子思想浸润的富裕国家,让整个欧洲为之疯狂。
孔子思想对18、19世纪的法国影响尤为巨大。法国哲学家从孔子思想中悟到:征服者可以毁坏有形的物质,但毁坏不了无形的道德。法国作家伏尔泰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在读了《赵氏孤儿》后,将它改为“五幕孔子伦理观”,并说,假如世人都能像孔子那样仁义,就不会发生战争了。他还把孔子的塑像放在自己的书房里,朝夕膜拜。同样,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就曾写道,“自由是属于所有人的,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今天,旅居法国的华侨华人依然遵循着祖宗的教诲,在待人处事中恪守这一规则。
在近代史上,山东一度是德国的殖民地,德国人卫礼贤跟随军队到中国学习儒家文化。学成回国后,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在教授学生时,他的这样一句名言传遍了整个德国:“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方哲学家兴推倒前人学说而代之,中国则以孔教通贯数千年。”在他看来,孔子思想比西方哲学思想好很多,所以能统治中国几千年。
1772年,英国出版了世界历史名人录,孔子列榜首。从此,英国人在各地建起了许多孔子研究机构,对孔子思想进行深入研究。英国传教士庄士敦还做起了清朝皇帝的洋文“太傅”,他在教授末代皇帝溥仪时悟出了儒家思想的价值。他说:“四书五经之于中国,犹如希腊拉丁文之于英国的教育,须臾不可离。”后来,在《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有关“孔子”的词条多达400余则。
美国人对儒家学说的认识比欧洲各国要晚一些,大约是从19世纪开始的。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先读儒学著述,后办教会学校。在两种思想结合过程中,儒家思想不胫而走,传到了美国。1844年,美国学者爱默生说:“孔子是中华文化教育的中心,是哲学上的华盛顿。”这句话点燃了美国人对孔子的热望,从此,美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研究机构,开始致力于孔子思想与东方哲学的挖掘。1974年,美国成立孔子文教基金会,其成员皆为各国政要,开始推动世界尊孔运动(而此时的中国却正在批林批孔)。后来,他们还在各国成立孔子学院、孔子博物馆等,对孔子思想进行世界范围“布道”。在美国的华人华侨也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吃苦耐劳、聪明能干、勇于创造,科技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名人巨匠。华人华侨的卓越表现,又反过来印证了孔子儒家思想的教育价值,使孔子思想愈发魅力四射,大放异彩。
今天,在美国旧金山公园里人流最多的地方,伫立着一尊孔子塑像,他面容和善,智慧满腹,备受尊崇。如今,西方物质文明日益发达,人们遇到了许多解不开的现代难题,大家期盼着从这位和善的老者的思想中找到答案。当代新儒学代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说:“对西方文明提出的诸多课题,孔子思想是应该有回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已经不仅是中国的了,他是世界的。”
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
《论语》大约在春秋末期完成,汉朝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论语》也随之被称为传,宋朝后更是被列为读书人必读的经。在儒家学说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学说之后,《论语》就成为儒家学说的首要经典。到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中,规定八股文的题目都要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求考生必须“代圣人立言”。因此,当时的读书人都把《论语》奉为“圣典”,恨不能倒背如流。
《论语》问世以来的两千多年间,一方面备受推崇,一方面又屡遭非议。这与它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及社会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但这些并未影响它在历史和思想上的价值,一直被儒家奉为最高经典,两千多年来流传不息,影响深远。
关于《论语》,还有一个有名的典故:宋太祖赵匡胤没做皇帝的时候,担任后周的殿前都点检,也就是禁军的统帅。他的手下有一位足智多谋的幕僚,名叫赵普。而这位赵普就是辅佐赵匡胤日后登上龙座的关键人物。在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的过程中,赵普参与策划了公元960年的陈桥驿兵变,帮助赵匡胤黄袍加身并协助其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后北宋的统一战争、“削藩”以及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事件中,都显示了赵普卓越的才干。
北宋的统治稳定以后,国家需要的是建设和治理,虽然赵匡胤仍然对赵普很器重,但却也不放心让一个读书太少的人担任丞相的要职,所以常常劝告赵普,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啰里啰唆地叫作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赵普听了皇帝的严厉批评,心中自然忐忑不安,惶恐至极,每天下朝之后就闭门读书。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