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手绢(1)
1916年9月
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教授长谷川谨造先生坐在檐廊的藤椅上，读着斯特林堡的《表演法》。
先生的专业是殖民政策研究，因此，说到他读斯特林堡，读者或许会略觉唐突。可是，先生不仅是学者，也是颇有令名的教育家，即便不是专业研究所必要的书，只要在某种意义上与现代学生的思想和感情有关，先生闲暇时也必定会浏览一番。先生兼任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学生们正热衷读奥斯卡·王尔德，仅仅因为这一理由，最近，他便不辞辛苦地读了王尔德的《深渊书简》和《意向》。先生的性格既然如此，那他读论述欧洲近代戏剧和演员的书，也就没什么奇怪了。先生熏陶的学生中，不仅有人写易卜生、斯特林堡乃至梅特林克的评论，甚至还不乏有志青年，想要追寻这些近代戏剧家的足迹，将剧作当成自己一生的事业。
先生读完立意颖异的一章，将黄布封面的书放在膝盖上，漫然瞥了一眼檐廊上挂着的岐阜灯笼I。不可思议的是，如此一来，先生的思绪便离开了斯特林堡，与夫人一起去买岐阜灯笼的往事涌上心头。先生留学期间在美国结婚，夫人当然是美国人。不过，夫人对日本、日本人的热爱，与先生毫无二致，尤其是夫人十分喜爱日本精致的美术工艺品。将岐阜灯笼挂在檐廊上，与其说是先生的爱好，莫如说从中夫人的日本趣味可见一斑。
先生每次放下书本，都会想到夫人和岐阜灯笼，以及灯笼所代表的日本文明。先生相信，最近五十年间，日本文明在物质方面显示出相当显著的进步，但在精神方面，却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进步。不仅如此，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在堕落。那么，现代思想家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求该如何挽救这种堕落。先生断定，为此，除了日本固有的武士道之外别无他途。武士道决不应被视为狭隘的岛国国民道德，相反，在武士道中，甚至存在着与欧美各国的基督教精神相一致的东西。若能通过武士道来认知现代日本思潮的趋势，那不仅对日本的精神文明有所贡献，进而对欧美各国民众与日本民众的相互理解也大有裨益，或许还可以促进国际和平。——先生平日一直希望，在此种意义上，自己成为架在东西方间的桥梁。对先生而言，意识到夫人与岐阜灯笼以及灯笼所代表的日本文明这三者间保有和谐，绝非不愉快的事。
不过，重复品味了几次这种满足之后，先生察觉到自己在阅读中，思想渐渐偏离了斯特林堡。于是，他稍显心烦地摇摇头，视线移回到密密的铅字上，认真读了起来。他读的正好是这么一段话：
当对于最普通的感情，演员发现了一个恰如其分的表达方法，并通过此种方法获得成功时，他往往不会问是否合时宜，就动辄使用此种方法。一方面是因为采用此方法最为轻松，一方面则是由于曾经因此获得成功。但这就是“类型化手法”。
先生一向与艺术，尤其是戏剧风马牛不相及。即便日本的戏剧，迄今为止他也只看过屈指可数的几次。曾经，有一个学生写的小说中，出现了“梅幸”这个名字，向来以博闻强记自负的先生，却唯独不知道这名字是何意。于是，先生趁便叫来这个学生，问道：
“梅幸是什么？”
“您说……梅幸？梅幸是丸之内的帝国剧院的专属演员，这一阵子在《太阁记》第十场中扮演‘阿操’这个角色哩II。”
穿着小仓裙裤的学生恭敬答道。所以，先生对于斯特林堡以简劲的笔调加以评论的各种表演方法，完全说不出自己的意见。他只能联想起留学期间在西方看过的戏剧，产生几分兴趣。这与中学英语教师为了搜寻惯用语而去读萧伯纳的剧本，并没有多大差别。不过，纵然是勉勉强强的兴趣，毕竟也算是兴趣。
檐廊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尚未点亮的岐阜灯笼，长谷川谨造先生在藤椅上读着斯特林堡的《表演法》。我只要写下这幅场景，读者大约很容易想象，那是一个何等悠长的初夏午后。但这决不是说先生无所事事、百无聊赖，若有人如此解释，便是故意曲解，误会我在嘲讽先生。——现在，连斯特林堡，先生也不得不暂且放下，因为女佣忽然报告有客来访，打扰了他的清兴。看来，无论白昼多么悠长，世人却是不把先生累坏，便不肯罢休。
先生放下书，瞥了一眼女佣拿来的小小名片，象牙纸上笔画纤细地写着“西山笃子”。好像并不认识这个人。交际广阔的先生从藤椅上站起，又慎重地回想了一遍头脑中的姓名簿，但记忆中依然没有这个人浮现出来。于是，先生把名片夹在书里，把书放在藤椅上，一边有点不安地整理着平纹绸单衣的前襟，一边又瞟了一眼头顶的岐阜灯笼。说起来，比起等待主人的客人来，让客人等待的主人往往更加心焦，这大概是人之常情。况且先生一向严谨，纵然不是像今天这样面对未知的女客，他也是一样。
片刻之后，先生估摸着时间，打开客室的门走了进去，随即放开握着的门把手。与此同时，坐在椅子上的一位四十上下的妇人也站起身来。客人身穿超出了先生辨别范围的、优雅的铁青色单衣，罩着黑罗纱外褂，胸前细细的衣缝处缀着一个翡翠带扣，带扣的菱形纹样清新鲜明。妇人梳的是圆髻，即便对这些琐事全不在意的先生也一见便知。她长着日本人特有的圆脸，琥珀色的皮肤，看上去是一位贤妻良母。先生一瞥之下，便觉得这位客人似曾相识。
“我是长谷川。”
先生和蔼地颔首致意。他想，如此一来，如果以前曾经见过，对方就会先说出来。
“我是西山宪一郎的母亲。”
妇人声音清晰地自报身份，恭敬地鞠躬还礼。
先生记得西山宪一郎，那是写易卜生、斯特林堡评论的学生之一，专业好像是德国法律，进入大学之后，经常向先生请教思想问题。今年春天，西山宪一郎罹患腹膜炎，住进了大学医院，先生也曾顺便去探望过一两次。先生觉得这位妇人似曾相识，并非出于偶然。那位神采奕奕的浓眉青年，和眼前的妇人惊人地相似，正如俗语说的“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
“哦，西山君的……这样啊。”
先生点着头，指了指小桌对面的椅子。
“您请坐。”
妇人先为突然来访致歉，又礼貌地道谢，才坐到先生指的椅子上，顺势从袖兜里取出一块白色的东西，好像是手绢。先生见状，赶紧请她用桌上的朝鲜团扇，自己也坐到对面椅子上。
“府上真气派啊。”
妇人稍有些刻意地环顾室内。
“哪里，只是大一些，全不足道。”
这种应酬是先生谙熟的，女佣端来凉茶，先生放到客人面前，立刻将话题转到了对方身上。
“西山君怎样了？病好些了吧？”
“是。”
妇人端正地将双手叠放在膝上，稍稍停顿了一下，然后静静开口，语调依然沉稳而流利。
“实际上，今天我正是为了小儿的事才来府上拜访。他终于过世了。他活着的时候，蒙先生多方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