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问题与主义(4)

蓝君说，“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加。”这里他把“抽象性”三字，代替上文的“理想的分子”五字，便容易使人误解了。试看他所举的例，如法国大革命所标的自由平等，如中国辛亥革命所标示的排满，都不是问题本身，都是具体问题的解决。为什么要排满呢？因为满清末年的种种具体的腐败情形，种种具体的民生痛苦，和政治黑暗，刺激一般有思想的志士，成了具体的问题，所以他们提出排满的目标，作为解决当时的问题的计划。这问题是具体的，这解决也是具体的。法国革命以前的情形，社会不平等，人民不自由，痛苦的刺激，引起一般学者的研究。一般学者的答案说：人类本生来自由平等的，一切不平等不自由，都只是不自然的政治社会的结果。故法国大革命所标示的自由平等，乃是对于法国当日情形的具体解决。法国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具体的。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在我们眼里，自然很抽象了，在当日都是具体的主张，因为这些抽象名词，在当日所代表的政策，如废王室，废贵族制度，行民主政体，人人互称“同胞”，……哪一件不是具体的主张？

所以我要说：蓝君说的“问题的范围愈大，那抽象性亦愈增加”，是错了。他应该说，“问题的范围愈大，我们研究这种问题时所需要的思想作用格外繁难，格外复杂，思想的方法，应该格外小心，格外精密。”更进一步：他应该说，“问题的范围愈大，里面的具体小问题愈多。我们研究时，决不可单靠几个好听的抽象名词，就可敷衍过去；我们应该把那太大的范围缩小下来，把那复杂的分子分析出来，使他们都成一个一个的具体的简单问题，如此然后可以做研究的工夫。”我且举几个例：譬如手指割破了，牙齿虫蛀了，这都是很简单的病，可以随手解决。

假如你生了肠热症（Typhoid），病状一时不容易明了，因为里面的分子太复杂了。

你的医生，必须用种种精密的试验方法，每时记载你的热度，每日画成曲线表，表示热度的升降，诊察你的脉，看你的舌苔，化验你的大小便，取出你的血来，化验血里的微菌。……如此方才可以断定你的病是否肠热症。断定之后，方才可以用疗治的方法。一切大问题，一切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抽象性增加”；乃是里面所含的具体分子太多了，所以研究的时候，所需要的思想作用，也更复杂繁难了。补救这种繁难，没有别法子，只有用“分析”，把具体的大问题，分作许多更具体的小问题。

分析之后，然后把各分子的现象，综合起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的意义。譬如医生把病人的脉，血，小便，热度等现象综合起来，寻出肠热症的意义，这便是“综合”。但是这种综合的结果，仍旧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肠热病），仍旧要用一种具体的解决法（肠热病的疗法）。并不是如蓝君所说“从许多要求中，抽出几种共同性，加上理想的色彩，成一种抽象性的问题”。

以上所说，泛论“问题与主义”，大旨只有几句话：“凡是能成问题的问题，无论范围大小，都是具体的，决不是抽象的；凡是一种主义的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决不是空空荡荡，没有具体的内容的。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抽象性；但是研究问题的时候，往往必须经过一番理想的作用；这一层理想的作用，不可错认作问题本身的抽象性。主义本来都是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法。但是一种问题的解决法，在大同小异的别国别时代，往往可以借来作参考材料。所以我们可以说主义的原起，虽是个体的，主义的应用，有时带着几分普遍性。但不可因为这或有或无的几分普遍性，就说主义本来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想。”

蓝君和我有一个根本不同的地方。我认定主义起初都是一些具体的主张。蓝君便不然。他说：一种主张，能成为标准趋向态度，与具体的方法恰成反比例。因为愈具体，各部分的利害愈不一致。……故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主义并不一定含着实行的方法，那实行的方法也并不是一定要从主义中推演出来的。……故往往有一种主义，在主义进行的时候，效力非常之大，各部分的团结也非常坚强。一到具体问题的时候，主张纷歧，立刻成一纷扰的现象。

蓝君这几段活，简直是自己证明主义决不可以和具体的方法分开。因为有些人，用了几个抽象名词，来号召大众；因为他们的“主义”里面，不幸不曾含有“实行的方法”和“具体的主张”；所以当鼓吹的时候，未尝不能轰轰烈烈的哄动了无数信徒，一到了实行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便闹糟了，便闹出“主张纷歧，立刻扰乱”的笑柄来了。所以后来扰乱的原因，正为当初所“鼓吹”的，只不过是几个糊涂的抽象名词，里面并不曾含有具体的主张。最大最明的例，就是这一次威尔逊先生在巴黎和会的大失败。威总统提出了许多好听的抽象名词，——人道，民族自决，永久和平，公道正谊，等等，——受了全世界人的崇拜，他的信徒，比释迦、耶稣在日多了无数倍，总算“效力非常之大”了。但是他一到了巴黎，遇着了克里蒙梭、鲁意乔治、牧野、奥兰多等一班大奸雄，他们袖子里抽出无数现成的具体的方法，贴上“人道”，“民族自决”，“永久和平”的签条，——于是威总统大失败了，连口都开不得，这就可证明主义决不可不含具体的主张。

没有具体主张的“主义”，必致闹到扰乱失败的地位。所以我说蓝君的“主义是一件事，实行的方法又是一件事”，只是人类一桩大毛病，只是世界一个大祸根，并不是主义应该如此的。

请问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一个主义呢？难道单是为了“号召党徒”吗？还是要想收一点实际的效果，做一点实际的改良呢？如果是为了实际的改革，那就应该使主义和实行的方法，合为一件事，决不可分为两件不相关的事。我常说中国人（其实不单是中国人）有一个大毛病，这病有两种病征：一方面是“目的热”，一方面是“方法盲”。蓝君所说的“主义并不一定含着实行的力‘法”，便是犯了这两种病。只管提出“涵盖力大”的主义，便是目的热；不管实行的方法如何，便是方法盲。

李君的话，也带着这个毛病，他说：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方面。例如，民主主义的理想，不论在哪一国，大致都很相同。把这个理想实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主义拿来做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地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义论。前次杜威先生在教育部讲演，也曾说民治主义在法国便偏重平等；在英国便偏重自由，不认平等；在美国并重自由与平等，但美国所谓自由，又不是英国的消极自由，所谓平等，也不是法国的天然平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并不是民治主义的自然适应环境，这都是因为英国、法国、美国的先哲，当初都能针对当日本国的时势需要，提出具体的主张，故三国的民治各有特别的性质。（试看法国革命的第一二次宪法，和英国边沁等人的驳议，便可见两国本来主张不同。）这一个例，应该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教训：我们应该先从研究中国社会上，政治上，种种具体问题下手；有什么病，下什么药，诊察的时候，可以参用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临症须知”，开药方的时候，可以参考西洋先进国的历史和学说，用作一种“验方新编”不然，我们只记得几首汤头歌诀，便要开方下药，妄想所用的药进了病人肚里，自然“会”起一种适用环境的变化，那就要犯一种“庸医杀人”的大罪了。

蓝君对于主义的抽象性，极力推崇，让他为最合于人类的一种神秘性；又说：“抽象性大，涵盖力可以增大。涵盖力大，归依的人数愈增多。”这种议论，自然有一部分真理。但是我们同时也该承认人类的这种“神秘性”，实在是人类的一点大缺陷。蓝君所谓“神秘性”，老实说来，只是人类的愚昧性。因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几个抽象名词骗去赴汤蹈火，牵去为牛为马，为鱼为肉。历史上许多奸雄政客，懂得人类有这一种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听的抽象名词，来哄骗大多数的人民，去替他们争权夺利，去做他们的牺牲。不要说别的，试看一个“忠”字，一个“节”字，害死了多少中国人？试看现今世界上多少黑暗无人道的制度，哪一件不是全靠几个抽象名词，在那里替他做护法门神的？人类受这种劣根性的遗毒，也尽够了。我们做学者事业的，做舆论家的生活的，正应该可怜人类的弱点，打破他们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使他们以后不容易受这种抽象的名词的欺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