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演讲(4)
这种日常生活符号化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了。我们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学,有时候穿衣也是穿符号吧,不一定是为了暖身防寒,而是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好看。什么是好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军装最好看,因为当时军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为当时工人阶级吃国家饭又是领导阶级。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装最好看了,因为大家都在追求现代化,而现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个“化”。我们还可以看看旅游。照理说,旅游是为了亲近自然,或者缅怀历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个旅游点,包下一幢别墅就关起门来打麻将,打得天昏地暗,然后睡一觉起来,开着奔驰600走了。这是旅游吗?这里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没有看,但他来过这里了,或者还留了影,表示到此一游,有照片为证。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的占有。
我也有过这样的旅游经验,那是在日本,一个日本朋友来导游,很热情,带着我到这个寺庙那个公园。到了就请韩先生站好,啪嗒照张相,然后说走吧。我说这不是还没看吗。他说没什么好看的,就这样了,走吧。(众笑)接下去,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又是这样。但是傍晚回到宾馆,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冲印出来了,编成一册,上面还详细注明拍照的时间和地点。日本人这种办事效率,还有严谨的风格,你一望可知。但问题是,这一天我没有旅游啊,只是伪造了照片册上一大堆旅游符号。(众笑)
旅游变成了一种符号,BP机、貂皮大衣、XO、劳力士手表、奔驰汽车,等等等等,都是符号。这些文化的符号不断地重新改写、重新编定、重新批发,形成一种种潮流。潮流在压迫和推动着我们,规定我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用什么、做什么。什么是体面的人生?什么是有趣的人生?什么是有个性的人生?这些都由符号系统规定好了,与我们的实用需求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小康现象。按照国际标准,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脱贫,就是初步小康。我们国家大概今年可以达到年人均GDP一千美金了。这个时候,吃饭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谓恩格尔系数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么人们拿多余的钱干什么呢?按照报上的一个统计,现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开支,广义的文化包括教育、旅游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来越大。这个开支用于打电话、看电视、看报纸、上网,主要是接受各种符号的传播与灌输。如果说在一个很穷的社会,像我现在经常居住的那个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实在。你要给他一瓶人头马,他一定不觉得怎么样;你要给他一个劳力士手表,他甚至会觉得一钱不值。要这些东西干吗?能填饱肚子吗?能遮风挡雨吗?但进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们不一样,大量的钱会用在符号的消费上。我们不是要买一个表,是要买一个什么样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么样的酒。大量的社会冲突和文化冲突会从这个方面产生。这个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正在向我们迎面走来。所以我首先要解释什么叫符号化的人生。
美国有个已故的大经济学家,叫凯因斯,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为了子孙的经济》。他预言经济学将来会退出时代的聚光灯,经济学家将来会变得用处不大,就像牙医,偶尔用一用。他这样预见,是因为觉得经济的发展,很快就会满足人们的需求,衣食住行的问题一旦解决,还要经济学干什么?但这位老先生显然估计错了。现在反而是经济学最牛的时候,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出来讲课,开价就是一万,是文学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几十倍。什么原因?很多人的温饱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经济发展得更快,什么原因?因为现在的商品和服务主要都是为了卖,for sale卖就是一切。卖就是GDP和利润。为什么能卖出去?因为符号化的消费和占有化的消费,是个无底洞。顾客们可能也说不清他们为什么要买,只是文化潮流告诉他们,这些东西必须占有,就像一个中学生觉得BP机必须占有,一个新加坡富婆觉得貂皮大衣必须占有。广告、电视剧、报纸专栏文章等等,都在对他们做这种宣传。同学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已经变了,变成生产和消费符号的经济学了。
所以经济领域里的需求与满足、繁荣与危机,都变得虚幻莫测了,都有符号在兴风作浪。据报上简单的介绍,今年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其重要的贡献就是把心理学与经济学结合起来。我相信,人们还将进一步发现,心理学、民俗学、传播学、语言学、文学等等人文学科,都是新经济学的重要支撑,是经济现象后面一只“更加看不见的手”。
正是符号的兴风作浪,使一些穷人不一定有贫困感,比如说我刚才说到的山区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说现在有饭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只是这样吧,毛主席以前也只能一个月吃两斤酱油吧,我们现在也吃酱油,日子真是好到头了。(众笑)你觉得他应该有贫困感,但是他没有。而我们有些人工资拿到两三千,存款有了五万十万,贫困感却特别强,老认为自己是穷光蛋。南京作家苏童有一次碰到我说,他没觉得自己怎么穷,但有些老板不容许他说不穷。你必须承认自己穷。你还不穷啊?完全是不由分说。在这里,贫困和贫困感幵始分离,幸福和幸福感开始分离,成功和成功感开始分离,孤独和孤独感开始分离……(众笑,鼓掌)这是一种新的现实,一种新的生活在出现。问题是:这些符号是怎么运作的?怎么生产又是怎么消费的?是谁在制造这些符号?为什么制造这些符号?这些符号如何被解读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权利、制度、组织、资本、习俗、文化传统等等在这一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韩国政府一开始就着急,因为韩国人爱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别是欧美的报纸大加抨击,使韩国政府不得不妥协,下令所有的狗肉馆都搬到小巷里去。但是韩国老百姓不高兴,说欧美人还讲不讲道理,他们吃牛肉可以,我们吃狗肉就不可以,谁规定的?(众笑)
这个就是一种符号的规定,规定者手中握有强权。又比方说麦当劳,据我所知,美国,特别是欧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麦当劳的,那种大众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么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可这个符号到中国以后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种高贵体面的象征,总是说:孩子,好好读书吧,期终考上双百分,爸爸就带你去麦当劳。(众笑)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麦当劳的符号,脱离了原来的环境,含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再来说说“民族”“宗教”这些符号。作家张承志告诉我,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时候,发现那里的穆斯林思想很开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门前抽烟喝酒、唱流行歌、穿时尚服装,很平常的。但就是这样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规也严格甚至苛刻起来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参加塔利班或者到车臣参加“圣战”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问题当然还不是最严重的。同学们可以看看中东、南亚、车臣、波黑和科索沃、北爱尔兰、印尼和菲律宾、非洲,民族和宗教冲突到处冒烟,恐怖主义爆炸一个接一个,像放鞭炮。(众笑)想想看,不是说全球化吗?不是说自由、平等、博爱吗?从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识极度强化的后面隐藏着什么?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和很多地方的贫困化与这一切有没有关系?“民族”与“宗教”,这两个原产于西方的概念,这两份西方重要的知识遗产,与眼下全球性的冲突又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
符号化社会的出现,大概得有几个特殊的条件:
第一,这个社会是一个传媒社会。符号主要是靠传媒来传播的。在没有电视机以前,没有报纸以前,符号对我们的压力要小得多。我们会感受到物质性的压力,土地啊、野兽啊、灾害啊、贪官的剥夺啊,但符号的压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对有些人来说,符号的压力可能大大地超过了土地一类物质性压力,经常让我们焦灼不宁,让我们感到孤独、痛苦、仇恨、绝望等等。传媒技术还在继续发展,中国的手机使用量今年就要成为世界第一,农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穷乡僻壤的居民,现在也在电视机面前接受关于人生的指导。我们需要继续观察。
第二,这个社会的传媒技术已经市场化或者权力化,受控于资本化的权力或者权力化的资本。在很多情况下,传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它生产哪些符号是由特定的投资者和特定的消费群决定的。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先生说过,现在信息是分等级的,知识也是分等级的。投资巨大而获取的信息,关系到巨大投资的信息,往往会占据报纸的头条、电视的黄金时段,而有些信息会被传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会没有人关注,尽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会被人过分密切地关注,尽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协会让我看几十篇小说,准备」个发言。我发现这些小说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离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写偷情。(众笑)难道我们生活中就只有离婚和偷情吗?当然不是,但作家们为什么大多这样写?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条:这些写作者大多属于所谓白领阶层,是受过教育,有闲心、有小钱、有时间来写作小说的人,他们不像贫困农民和下岗工人,他们没有吃不饱饭的痛苦,也没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经历,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个人情感,包括离婚或偷情,确实就是他们的大事,成为他们的真实生活。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是怎样的面貌,在很多时候取决于写作权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至于其他人,就会成为文学之外所谓“沉默的多数”。
在另一方面,既然小说这样生产出来了,读小说的人就可能照着小说来理解生活,进而操作生活,于是不离婚的也离婚了,不偷情的也偷情了,生活照着这些人生蓝本进一步被改造。小说与生活就出现互相复制,循环复制,由实到虚,由虚到实,最后怨男怨女满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热。(众笑)你说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吗?是的,这就是真实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号运作的一种结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会被大家误解。我不是说偷情和离婚不能写。我完全赞成写,而且相信能写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这里演讲的方方就写过这些题材,称得上一个高手。但中国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我们最揪心的问题、最痛心的问题、最让我们感动和兴奋的事情就只有离婚和偷情?是什么东西在使文学写作的眼光变得狭隘和封闭起来?使一心求新的文学写作反而变得雷同和重复起来?
符号的生产和消费风云变幻,排山倒海,盘根错节,翻天覆地,形成一个绚丽而虚幻的旋涡,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一种价值清理和价值重建的定力。这是我们人生面临着的一场新考验。刚才主持人谈到了我的近作。简单地说,我写过一部小说叫《马桥词典》,主要是研究语言作为一种符号它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书叫《暗示》,它与《马桥词典》有点区别,是研究具象作为符号是怎样介入我们的人生。两本书都是我对生活符号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欢迎同学们批评。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中国有不少优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状态不能让人满意。作家们现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钱拿得越来越多了,然后,很多人满足于在一种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种流行化的思维观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将、泡泡妞、出出镜、开开会,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趋势出现,对现实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轻的朋友中,出现一些更有生气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评家,给整个中国文坛增添活力。
就说到这里吧。
合与会者问(选录)
问:韩先生您好,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在您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作家呢,有几部通俗的小说发表就是作家了吗?
答:我觉得这位同学提出这个问题,巳经暗示了一种态度,对作家有很高的标准。我很赞成把作家的标准抬高一点。发表几篇通俗小说就算作家吗?这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说我曾经当海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协会要团结广大作家,包括发表几篇通俗小说的作家,哪怕在报纸上发表几个“豆腐块”,也得承认和团结。但在我心目中一个好的作家,当然不能满足于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