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演讲(2)

这种补课是一种狼吞虎咽，对于后来中国作家与国外同行进入同一起跑线，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和前提。我们国家有一个非常庞大而优秀的翻译队伍，是我们的幸运。所以我们能读到非常优秀的俄国文学、法国文学、英国和美国的文学，还可以读到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优秀文学。一个中国的读者，稍有读书兴趣，很容易数出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名字。大家不要小看这种现象，在很多的国家，读者就没有这种幸运。我前不久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到他们书店里边一看，发现书架上只摆着一些诗歌。作为一个以游牧为传统的国家，马背上歌手多，诗人也就多，这非常自然。但他们那里外国小说非常之少，理论和学术的译介更少。他们全国人口至今只有两百多万，出版市场相当于我们这里三四个县，不可能有品种齐全的翻译队伍，也不可能有强大的出版机构。所以说一个读者熟悉五十个甚至一百个外国作家的这种情况，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的。这是我顺便说到的一点。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恢复”加上“补课”，有了内因与外因这两个推进器，于是有了文学的解冻和文学的繁荣。很多作家像井喷一样地抒发他们的情感，表达他们的思想，实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又一个文学高潮。那个阶段，简单地概括一下，作家们大多以人性、人道为主要价值核心，这是一个层面；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为主要制度取向，这是第二个层面。两个层面构成了当时文学潮流的主要面貌和大体方位，构成了所谓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基本内容。交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地进人今天演讲会的主题，即看看进人九十年代以后，进入新时期文学的第二个阶段以后，我们的文学处境是不是有所变化？我们将遇到一些什么新的问题？而我们的作家们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我将就我知道的一些情况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先向同学们做一个简要汇报，然后我还会留一些时间以便大家一起做进一步的讨论。

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探寻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全球范围内的冷战宣告结束。自那以后的十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果，其推进速度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想像。今年三月，我到美国参加一个会议，顺便看望在那里就读的女儿。我和老婆到超市去购物，发现在美国比较低级的超市里，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货品都是中国制造。在中高档的超市里，“Made in China”所占的比重大概也达到了百分之六十。想想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出国，大多背着那种大“蛇皮袋”，见什么都买，见什么都想要，就像鬼子进了村。（众笑）

也就是十多年，现在倒是有很多老外背着大袋子，到中国来大买特买了。我们在洛杉矶机场取行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就是因为这种运到美国的大货袋太多，也太大，常常卡死了行李传送带，让管理人员手忙脚乱。我老婆不愿在美国买中国货，但总得给亲友们带点小纪念品吧，于是小心翼翼地挑选，挑了什么皮夹子，什么衣架子，还有别的小玩意儿，满以为挑的是地道美国货。不料一回到住所，女儿一看就笑，说你们肯定又上当了。她比较有经验，帮我们一一找出了藏在包装角落里的“Made in China”。这就是说，一个人要在美国超市里买到不是中国出产的货品，眼下还真不那么容易。这与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国形成了大相径庭的比照。

我是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国的，说实话，我当时确实给震了，几乎觉得中国快要完蛋了。美国怎么这么好呢？公路修得好，楼房建得好，程控电话一拨，就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那时候程控电话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不可想像的事情，神了。（众笑）但是也就是十多年以后，中国数以万计的产品遍布全球，在美国超市里也开始横行霸道。有些老外在这种超市里一转，能不感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吗？当然，我们还没有理由牛皮烘烘，因为有些中国产品的利润大头还是被外国投资者赚走了，生产这些东西的核心技术也多数不在中国人手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十多年的成果给予实事求是的回顾。

我们在看到这种成果的同时，还必须看到我们面临着的问题和困难。比方说我们最近经常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就业。这与同学们的关系比较密切。现在不光是大学生找工作不容易，还有很多城市人口下岗，有更多的农村人口处于半失业或准失业的状态。有专家计算过，说有一亿五千万人在农村就足够了，就可以把全国的土地经营得很好了。那么多余的八亿农民干什么去？没事干就打麻将，没钱花也就可能犯罪。有一些年轻农民能到城里打工，算是很幸运了，但也是打着一些报酬非常低的工。我住在海口，注意过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我们的公务员、教师、医生、警察、军人的工资都涨了十倍到二十倍，比如我的工资从两百来块涨到三千多，涨幅够大了。但大多数打工仔的月薪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基本上还是在三百至五百之间，几乎是零增长。还有很多农民连这种收入零增长的工也打不上！

社会上确实出现了很多富人，很多准富人，叫做中产阶级吧，把各大商店常常挤得满满的；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却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贫困阶层，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学，家里也可能遇到了巨大的经济压力。由于贫困而綴学的比例，近几年一直在令人心惊胆战地增长。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贫困问题也就是就业问题，而且是消费萎缩和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这既是一个道德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就业压力将长期困扰我们，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有障碍中最大的障碍。回顾历史，欧洲在工业化的时代其实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但他们是怎样渡过了这一难关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欧洲从十六世纪就开始向外移民，到十九世纪的前十年，每年还向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移民一百万左右！欧洲总共向外移民多少呢？据说是六千五百万。包括英国那些被“圈地运动”排挤出来的农民大多出国了，英语人口的三分之一都离开了欧洲，比方到美国去办农场，而且是那种奴隶制的农场，从非洲买些黑人来，种玉米、种棉花。美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后来才是汽车工业，才是罗斯福的改革等等。

他们还把一些犯罪分子、小流氓、“下三滥”，一船一船地装着，送到澳大利亚去，一靠近海岸，把这些人赶下船，然后掉转船头打道回府。几年前我到澳大利亚访问，那里的人告诉我，澳大利亚以前被叫做“海盗之国”。为什么？因为最先到达那里的白人移民，很大一部分就是从欧洲排挤出来的，而且很多是罪犯。显然，欧洲工业化时代的很多下岗人员是靠这种方式向外转移出去的。特殊的历史机遇和强权优势，使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包括日本也搭了个末班车。大家可能知道，秘鲁有个前总统滕森，是个日本人。日本人怎么跑到南美去当总统？这后面的故事，是日本在工业化时代曾经向南美移民数以万计，数以十万计，在那里形成了强大的社群，也就形成了滕森上台的基础和背景。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中国有这样的发展机遇和转移压力的空间吗？我们下岗的工人、无业的农民，现在能够到北美、澳洲或者秘鲁去打天下吗？你要出去可以，要向蛇头交几万块钱，出去被抓住了，还得当做“非法移民”给赶回来。当然，现在也有人出去。什么人？博士、硕士、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据说清华大学将近一半的学生都去了欧美。但老弱病残一个也出不去，全部留在中国，所有需要社会救济而且容易造成犯罪的沉重负担都留在中国，把中国变成一个大的高压锅，各种压力都在内部积聚。

我们曾经犯过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权力过于集中，越来越集中，最后变成了集权社会，出现了官僚政治、官僚经济以及官僚文化，祸国殃民，贻害深远。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包括我在内，坦白地说，很多人都怀疑社会主义，抱着一个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想像，至少也是一个市场主义的现代化想像。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要发展，就得老老实实给欧美当小学生。“与国际接轨”啊，“按国际惯例办事”啊，等等等等，现在都成了我们报刊上的流行语。这里的“国际”，准确的解释就是“西方”，肯定不是指孟加拉或者尼日利亚。当然，我们需要吸收西方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的成果，包括很多“国际惯例”。但是，我们在人口、资源、文化传统等条件上与欧美国家有极大的国情差异。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不采自己的油，专采别人的油，我们能接这个“轨”吗？日本不砍自己的树，只砍别人的树，连筷子都从中国进口，我们能按这个“惯例”办事吗？美国以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二的能源，如果中国变成美国，中国人也是每人一辆小汽车，恐怕会是中国以及全世界的一个大灾难吧？

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也一味崇尚“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经济，数以亿计的无业人口积聚起来，到时候会不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片巨大泥潭或者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社会深层矛盾开始浮现了，使一些人不得不反思社会发展模式，而且在更高的层面，反思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说我们曾经告别了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那么市场主义的教条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教条主义，也正在接受更多的反思。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力车又出现了。首先是出现在日本，出现在韩国，现在又出现在北京。不过现在不叫人力车了，叫“生态出租车”“绿色出租车”。（众笑）人力车原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被我们大家所唾弃、所批判的，说这个不人道，一个人拉，一个人坐，形象恶劣，而且多落后啊，多原始啊，多不现代化啊！不是要搞“高科技”吗？不是要搞“先进生产力”吗？摩托车当然比人力车先进，汽车当然比摩托车更先进，汽车多当然比汽车少更先进。如此等等。但这种理解恐怕是一个误区。发展生产力必须以人为本，如果考虑到环境保护，考虑到增加就业，汽车就不一定总是比人力车先进。北京市政府最近做出决议：重新疏通或者开通自行车的专用道，提倡市民们重新使用自行车。这是不是对抗先进的生产力？不是。这是要使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也是更符合国情的生产力，更能惠及人民大众。

我们必须循着这样的思路，寻找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们向外看，不但要向上看，还要向下看。不但要看欧美，还要看印度、拉美、非洲、东南亚，要看看发展中国家，看他们有什么经验，有什么教训。东南亚都曾经有过非常骄人的经济繁荣时期，这个“虎”那个“龙”的。拉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多牛啊，我见到一些巴西作家和智利作家，当时他们看我们都像看乡下人似的。但是现在那里发生了什么？因为贫富分化得太厉害，市场需求疲软，暴力犯罪率直线上升，恐怖主义也出现了，经济上越来越玩不转，只有一些有权有势的独裁者、腐败官僚、少数商人以及知识精英发了财。联合国一九九九年《人类的发展报告》说，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比十年前更穷，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一直在发展市场经济。这对我们中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寻找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务必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关于社会新型发展道路的思考，当然也有文学界的参与。在这里，二十世纪有两件事至少是可以提到的。一是九十年代前期的一场有关“人文精神”的讨论，持续的时间将近四五年，牵涉到很多学者与作家，中间还有一些比较没意思的插曲。这场讨论的焦点，是针对八十年代以来的“人性”论和“人道”论：什么是人性？什么是人性解放？人性解放仅仅表现为物欲甚至贪欲？是不是还同时包含人的尊严、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自由和追求？这是从价值层面的介入。二是从制度层面介入，则有九十年代后期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或者说是“新右派”与“新左派”的争论。这场论争促进了更深入的知识清理，并且向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深入，比如说国际经济政治秩序问题、农村问题、中西部问题、失业问题、环保问题、权力腐败问题、民族主义问题等等，并且成为冷战后全球性知识创新的一部分。问题太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展开了。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时期的报刊。了解这些思潮，对于我们了解文学写作新的处境，对于我们判断一些文学现象，比如“私人化写作”，比如有关鲁迅和左翼文学的争议，还有轰动一时的《切·格瓦拉》演剧等等，恐怕都是一个必要的广角视野。

第一个小题目就说到这里吧。

文化自我创新能力的再造

去年我和几个作家到法国，参加他们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一个以中国为主题的读书周活动。会上聚集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汉学家。其中一个女教授，在演讲中把一个中国的女作家誉为“中国的卡夫卡”。另一个汉学家，则在演讲中把中国某作家说成是“中国的福克纳”。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作家李锐就生气，说你听听这是什么话，说你像洋人，仿制品，克隆，就是夸你！（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