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个美国人在海外

我有一个非凡的童年，但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孩子。

我是一名好学生，但不是非常出色。我是一名像样的运动员，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不是很有野心，也不是很愿意勤奋工作。当我进入大学，我已经在非洲、印度和泰国生活过，经历过战乱和政变，但我对政治、经济甚至时事动态却毫无兴趣。我经历过各种惊奇之旅—克什米尔、肯尼亚、贝鲁特和巴厘岛—但是我极少停下脚步去思考。

那些在异国的成长经历，并没有让我产生异乡之感。这些经历就像生活本身，大多时候充满着乐趣。我有幸成长在一个亲密而又热闹的大家庭，没有许多曲折坎坷的经历却充满着爱和欢笑。我的妹妹莎拉比我小两岁；我的双胞胎弟弟，乔纳森和戴维，比我小4岁。我们总是忙着玩耍和探险而不去深刻反思。早期的往事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乘牛车在尼泊尔漫游，在科德角驾驶小游艇，在印度的胡里节上把五颜六色的粉末淘气地倾倒在兄弟姐妹身上。尽管按美国的标准我们并不富裕，但我们却是非常幸运的。

虽然在当时看来那段童年时光寻常无奇，但它向我揭示了这个世界有极端的贫穷和恶性的不平等，还有多样的民俗文化。我的父母，彼得·弗兰兹·盖纳特和狄波拉·穆尔·盖特纳，给了我这件非凡的礼物—全球式的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给了我一如既往的、慷慨无私的、无条件的爱！他们不是用说教而是用实例来教导我该怎样认真对待生活，而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儿。 他们向我表明帮助他人会使工作变得更富有意义。他们是谦逊的模范。除了对他人友善和对事物充满好奇，他们从不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求我们去做这做那。但他们总是对我抱有信心，而这也让我产生信心。

我的母亲是一名音乐家，是一名老师，还是一名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内心充满同情和乐观。她说她有乐观向上的基因。她在乳腺癌手术疤痕的旁边文了一个马蹄蟹样的图案作为装饰。在国外生活的时候，她学习了印地语、泰语和汉语。她为人热情友善，她把自己的热情分享给她遇见的所有人，她会在她到过的所有地方交下终生的朋友。相对而言，我的父亲在各方面都更加安静、稳重、质疑和保守。在五十多岁时，他就是个老小孩儿；在六十多岁时，他是我精力充沛的母亲的绝好补充。他也是一个毕生的共和党人，尽管他活跃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而之前他的很多政党同志转向了极右。他的全部职业生涯都在致力于全球的发展，并且他也不是一个传统保守主义者。2008年，他投票给奥巴马总统。但是2012年，他却支持罗姆尼，尽管那时我还在为奥巴马工作。

我的母亲来自于一个新英格兰家庭，可以一直追溯到“五月花”号。家里有很多亲戚，比如建筑师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新闻记者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和小说家约翰·马奇（John Marqua）。她的父亲查尔斯·穆尔是一名新闻编辑，也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副总裁，同时也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顾问。在生命的后期，外祖父作为城镇行政委员服务于新奥尔良，也就是我父母生活的海角边那个小镇。

我妈妈的兄长乔纳森把一生都献给了公共服务事业。作为共和党国会助手，他帮助保护科德角国家海岸，在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和司法部担任着重要职务。在米特·罗姆尼的父亲乔治竞选总统时，乔纳森还作为外交顾问为乔治提供了帮助。1973年，美国发生了“水门事件”。同年夏天，在“星期六之夜大屠杀”前夕（尼克松总统下令解除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也是他的上司—考克斯的职务），我曾经拜访过他，他为了表示抗议也辞职了。他总是很忙，忙着打电话处理一系列的事情，这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我父亲的家人并没有跟随“五月花”号来到美国，也没有为美国独立出过力。他的父亲是一个定居在北费城的德国移民，是一个木匠，自己开了一家小作坊。而我的父亲曾在一所大多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公立高中读书。在那里，他是一个运动明星，是一个优秀学生，也是班里的班长，是一个留着平头的严肃的年轻人。美国军方为他在达特茅斯的学习付了学费，在那里他是美国大学生优秀联盟（Phi Beta Kappa）中的一员—尽管他只有5英尺9英寸高但却是篮球队的队长。他当过4年的海军航空兵。朝鲜战争后，他曾经在航母上驾驶过FJ-3复仇女神型战斗机和其他型号的战斗机。

我的父母是1957年在乔纳森叔叔的婚礼上相遇的，我的父亲是乔纳森来自达特茅斯的朋友之一，他以伴郎的身份出席婚礼，当时他也在和新娘的妹妹约会。而我的母亲当时只是史密斯学院的新生，她被我的父亲深深地吸引了。几年后，当她听说他已经搬到纽约，并供职于一家化工公司的时候，她给他寄了一张情人节贺卡，9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并且一直相爱至今。

1961年8月18日，我在曼哈顿医院出生，我妈妈说我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好动、精力充沛的孩子，甚至在我还尚未能完全学会走路的时候，我就已经可以在我们之前居住的公寓里踉踉跄跄地追逐她了。（直到现在，我仍然很难长久地坐在那里不动。）不久之后，我的父亲就加入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我们举家搬到了南罗德西亚，也就是如今的津巴布韦，之后我们又搬到了北罗德西亚，也就是如今的赞比亚地区。我4岁以后，他的工作调回到美国国际开发署总部，于是我们又搬到了华盛顿郊区。

我妈妈讲述了我和眼镜蛇近距离接触的故事，还有我曾把一个塞满硬币的布尿裤当安全毯的事—妈妈说那是我第一次对金融感兴趣—但是我对非洲没有一点印象。显然我是一个淘气的孩子，当我们的达克斯狗咬了我，我会含泪承认是我首先咬小猎犬的。在我之后的青春期里，每当我说了骂人的话，我妈妈就会用肥皂水洗我的嘴以消除晦气，正如你所知，这并没有起到持续的良好效果。因此有人曾建议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渎神的篝火》更为合适。

在我6岁的时候，福特基金会要求我父亲去新德里负责一个项目。我仍然记得从机场开车出来时，那奇怪而可怕的高温和味道给我带来的冲击。在开车去学校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婆罗门牛在路上逛，还有很多营养不良的儿童在每个路口乞讨—为了更能激起路人的同情心，他们中的一些被成年人伤害致残。

我在一所美国国际学校就读，那里几乎就是美国学校的环境，在那里我像每个美国孩子一样参加游泳和棒球队之类的运动。但是我们与经常驻扎在大使馆的外国服务家庭不同，我们和很多其他外国人一起住在一个被称作“朋友殖民地”的印度社区。那是一个准殖民区，有很多司机、佣人、园丁和守夜人。但是我父母的朋友大多数是印度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或者是一些在乐施会（Oxfam）、国际合作社（CARE）、世界银行等有趣地方工作的外籍人士。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以及家里厨师的孩子一起在院子里玩板球，我们也学习印度语。我的母亲会穿印度沙丽，而我们有时候也会穿上尼赫鲁上衣。有时候我们会在“国家体育馆”游泳，那里有深绿色的水，水的深处还有很多青蛙，甲板上还有很多会咬人的蚂蚁。

然而，我们与大多数印度人在生活方式上一直存在差异，我们一直都明白，正是因为可怕的贫富差距而使我们有着不同的命运。我还记得戴维在腿伤好了以后，把他的拐杖从车窗递给了街上的残疾孩子。每年夏天福特基金会都会资助我们回美国，两地的经历总是提醒着我们美国和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让我吃惊的是，弗吉尼亚郊区一家超市的整个过道里囤满了宠物食品无人问津，而这奇怪的世界却依旧充满着饥饿的人群。

六年级毕业后，福特基金会让我的父亲去曼哈顿总部负责它们的发展中国家规划，这让我们终于回到了美国。我们定居在纽约州佩勒姆，这是纽约北部一个典型的居住区。如果不出差，我父亲几乎每天都会乘坐下午5点36分的火车从中央车站回家，这样我们一家人就能在一起吃饭了。尽管我们不是虔诚的信徒，我们也每个周日去美国新教圣公会做礼拜，后来，我去了一所公立初中。

刚开始，我感觉自己就像是来自外星的访客一样：我个子矮，身子又单薄，甚至比参加波普·华纳橄榄球赛资格的标准体重轻，我很失望自己没能参加篮球队，因为我父亲曾收到过凯尔特人队的邀请。我的头发有点长，这让我显得不怎么酷，我还遭遇了一些其他初中生的恶作剧，他们把我文件夹里的材料倾倒在地上，把我的纸弄得到处都是。这里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从没看过《全家福》（All in the Family）和《夏威夷特勤组》（Hawaii Five-0）；我从没听说过平克·弗洛伊德乐队，直到我的朋友给我放了一段他们的唱片；所有关于和一个女孩儿出去玩的想法都很奇怪—我又能去哪儿呢？

但是，最终我适应了，我放学后和一大群孩子在我的街区打着街头冰球，玩着美式橄榄球还有棒球，我还找了一个送报员的兼职。到了九年级毕业，当我在我的城市正享受着生活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他们要搬到泰国去了，在那里我的父亲要负责福特基金会在东南亚的规划。我的父亲想重拾他曾经的事业，而不是在纽约的文案工作。

不停地搬家和不停地适应新的环境，这会带来种种创伤，但是这同样会让人因为去探索新事物而兴奋。曼谷—这个充满致命诱惑的城市，到处是温和、宽容、开放的人们。父母让我自己乘公交、出租车或三轮车去探索这座城市，我们住所的街道尽头是一个按摩和卖淫的场所，毒品泛滥，而且这里没有规定禁酒的年龄。但这也抹去了很多的诱惑。

我去了另一所在曼谷的美国学校，我不需要花多少精力就能取得好成绩，在这里我喜欢简单明了的物理和数学，不喜欢复杂的政治和历史，我棒球和网球都打得很好，却两次被篮球队排除在外。在两个赛季中我充当球队经理的角色，帮我的朋友包扎受伤的脚踝，最后我终于正式加入了球队。莫名其妙地，我初中和高中都被选为班长，我记忆中对此的第一印象就是我有多么讨厌公开演讲。我虽然在和别人相处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我还从来没有做过一个成功的演讲者。20年后我第一次离开财政部时，一位同事在她的临别赠言里引用我曾经说过的话，“剥掉花言巧语只剩下基本要素的英语，就像现代艺术一样不可理解。”我想我一直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我相对没有什么烦恼，过着很安逸的日子，但是我却不知道这辈子想要做什么。我记得我做了一个“要用什么颜色降落伞”的测试，最后的结论是我最适合做生意。当时我想：好吧，也许吧，但是这似乎没什么意思。我除了有一个社区银行家的叔叔，我生活里没有任何真正的商业氛围。夏天回美国的时候，我在奥尔良工作，所谓的工作就是打扫布衣街上的一个店铺，然后在那里卖衣服，这种工作无法点燃我创业的激情，我那时都没有考虑过我将怎么谋生。

我对这世界还是捉摸不透。我父亲很少谈论他的研究工作，即便是在他带着我们去印度看望孤儿，去泰国拜访高山部落的时候—当然我也很少问。印巴爆发宗教战争的时候，我们正住在新德里，不得不接受宵禁和提早熄灯，但我并不真正理解他们为了什么而战。当我们在泰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政变，我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哥哥乔纳森记得我们当时因为政变而取消了沙滩度假的事，我还安慰了他。

在越南战争之后，我们不可能生活在东南亚却意识不到世界对美国的矛盾心态。生活在海外的日子使我从许多方面更加明白美国置于世外的现实，也更多地弱化了我对美国例外论这一成功形式的印象。我读过《丑陋的美国人》和《沉默的美国人》，读到了我们的傲慢自大和愚昧无知。我早就说过，美国影响世界的能力从很多方面来说是正向的，但是有些时候却未必如此。

我的父母并不向我们说教这些。他们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他们让我们置身于有着文化、信仰、习俗极富多样性的世界里，却不做评判。我们学着自己得出结论，学着对这世界充满好奇，同时保持自己对这一切的理解能力谦逊的态度。

我第一次真正有自己的主意，是我决定去哪里读大学。我并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但我收到了达特茅斯学院和卡尔顿学院的邀请，同时也出现在威廉斯学院和卫斯理学院的备选名单上。我父亲和几个其他亲戚都是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的，但我最初抵制要去那里：一部分原因是我想走自己的路，另一部分则似乎是凭关系申请成功让我有些负罪感。但我发现这些都不是拒绝一所好学校的理由。

1979年，当我从曼谷来到位于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市大学城的达特茅斯学院时，就被其极致的文化深深震撼。那儿很冷，我却穿着夏装。在达特茅斯的学习比高中难多了。社交方面与我离开印度到维斯切斯特读初中的时候一样：我对主流文化既陌生又不适应。绝大多数同学自以为是出身于埃克塞特和安多弗（贵族学校），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属于上流社会，而我却毫无概念。

在我去课程注册的时候，听到一个教授用泰语说脏话，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开始走运。我发现他去过我在印度和泰国就读的学校。在这位优秀教授的建议下，我报名学习中文，在苏珊·布雷德（Susan Blader）教授的指导下，我爱上了这门课，否则我就是一个既不上进又不努力的学生。虽然有一些我喜欢的政治学课程，但是我只选了一门经济学课程却发现这门课枯燥无味。我有些好朋友，但我不是校园主流的大学兄弟会成员。我在大学期间一直做兼职：给餐厅洗盘子，为大学新闻部门拍照，为其他上中文课的学生做辅导员来赚些生活费。我还在美孚公司交流部、索耶米勒政治咨询公司实习。我想这些都是很好的经历，但是事实证明这对我似乎没什么帮助。

之后我加入了共和党，虽然没有多少信仰，也没有对政治的热情。我为大学校报拍了关于1980年初选的新闻照片，却记不得是否投了票。让我极度反感的是，那时共和党保守派强硬的政治运动在校园里广为流传。在《达特茅斯评论》—这一运动的智囊中心，在校园里发布了麦卡锡式的同性恋学生名单之后，我在咖啡店遇到了评论的作者迪内希·D·索萨（Dinesh D’Souza），我质问他对这一浑蛋做法有什么感想。索萨后来成了著名的右翼智囊和有关奥巴马总统阴谋论的畅销书作者。所以我想我没能够动摇他的观点。其他几个《达特茅斯评论》的创始人之后加入了《华尔街日报》编辑部，当然对我之后的工作他们也并不支持。

在大学期间，我的一些最重要的经历发生在校外。第一次经历发生在我大一的圣诞假期，那时我为美联社拍摄沿着泰国和柬埔寨边境的两个庞大的难民营。这些难民营在我目力所及之处，暴力恐怖，藏污纳垢。营地里到处是穿着黑色宽松衣裤的柬埔寨共产党人（红色高棉），越南入侵柬埔寨后他们逃离故土。这些加害者变成受害者，使得悲剧在道德上蒙上了一层令人困惑的阴影，即使有着在印度生活的经历，这样的苦难还是让我瞠目结舌。我拍了很多照片，但是仅仅很好地描摹苦难并不让我感到满意。我喜爱摄影技术，但是我开始意识到我不能作为一个旁观者去耗费我的一生。我想要动手做实事，而不只是冷眼旁观，即使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也要去做。

那年夏天，我在海角查塔姆的一家餐馆当初级厨师。我喜爱这项需要投入大量精力的工作，能够带来同时完成6件事的快感的工作，包括在厨房肆意不羁、脏话连篇的氛围。接下来的两个夏天更是令人难忘，因为在中国向西方开放伊始，我就开始在北京留学了。当时大部分留学生来自苏联或者来自其在非洲的附庸国以及朝鲜；而美国留学生住在一个与其他学生分离的特殊宿舍。在淋浴室的墙面上有薄薄的一层白漆，但我们仍然可以辨认出关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的口号。我们去任何地方，周围都会有好奇的中国人围观，我们是他们痴迷的对象；我们骑着自行车绕着整个城市；我会在天安门广场玩飞碟；我记得在市场里有位男士对我说，他喜欢美国人，理由是因为我们和中国人一样乐观开放，与日本人完全不同。

我开始困惑自己是否愿意作为一个永远的侨民生活在这里，而这意味着我远离祖国，却永远不会是东道国的一分子；或者我是否更应该做一个美国人，从而更有归属感。在我毕业的那年秋天，我签约租住在校外一个破败的群租房里，那时，无意中我面对人生有了第二次飞跃。我将和3个室友一同居住，而她们全都是女性。其中一个是卡罗尔·索南菲尔德（Carole Sonnenfeld）。

很多男士在结婚之前就和他们的妻子同居了。但有多少人在和她们的妻子约会前就在一起生活呢？我们很快就坠入爱河。卡罗尔是一位难以置信的有吸引力的女士：坚强、聪明、漂亮、有同情心。她读的是政策研究专业，并辅修了经济学—那时，她对我今后职业生涯中所需的知识了解得远比我多—而她注定成为一个社会工作者。她曾在福利院为受情绪困扰的青少年服务，而且也曾在法律办事处为受虐儿童维权。不管怎样，我们很投缘，而且很明显双飞双宿有利于我们感情升温，正如卡罗尔的祖母所准确描绘的情形，我们很“方便”。我们度过了美好的第一年：我们在一起学习生活，为我们的室友做饭，按照她的《穆斯伍德食谱》（Moosewood Cookbook）学烹饪，而今这本被带子紧捆的食谱还完好无损地放在我们的厨房里。

1983年春天，卡罗尔和我毕业了。那一年达特茅斯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者是美联储的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这位态度生硬的伟人曾面对愤怒的公众，通过提高利率来遏制通货膨胀。后来当我领导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时，沃克尔成为顾问—后来又在奥巴马政府共事，虽然他并不总是同意我的做法—但当时我都不知道美联储是什么。我想要说的是，他的演讲鼓舞了我去做一个讲真话的中央银行家和人民公仆，但是坦率地说，那个音响系统非常糟糕，以至于我一个字都没听到。

我一直在考虑驻外事务处的工作，卡罗尔曾想去和平工作团。1983年毕业之后，我们放弃了那些计划，这样我们就可以待在一起了。除了想和她在一起之外，我始终不知道长大后我想要做什么。

同学们都涌向了大型企业和与金融相关的工作单位，而我对这些领域都不感兴趣。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我非常幸运地降生在一个衣食无忧的家庭，金钱不在我的“雷达屏幕”之上（我不在乎钱），而且我根本想不到赚钱能有什么意义。我的确强迫自己参加过一家管理顾问公司的面试，第一个问题是如何重整一家破产的小啤酒公司。我回答不上来。

最终，我决定直接升学去研究生院，只要能让我摆脱找工作这件事。我申请了一批公共政策领域的硕士计划，并最终选择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这所大学恰恰是我父亲从海军退伍后就读的学校。我从没想过追随父亲的脚步，他也未曾对我们施加过压力要我们去选择某一条特别的道路。但是莎拉和戴维也去了达特茅斯学院，而乔纳森也选择了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莎拉也追随父亲的脚步，加入了促进全球发展的事业，她现在是世界银行的顾问，而乔纳森现在是华盛顿智库的军事分析师。戴维在时代公司做了20年的管理人员，我们中唯一一位在商业战线工作的就是他。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的是，父亲和乔纳森舅舅丰富多彩和令人兴奋的事业使得许多可选择的从业方向都显得黯淡无光。我的父母后来在北京开启了一场新的冒险，父亲在那里设立了第一个福特基金会中国区办事处。

毕业后，整个夏天我都在海角打工，给牡蛎去壳或做酒吧招待。然后，卡罗尔和我搬去了华盛顿，一起开启我们全新的生活。我在研究院的这段时间，她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家，开始时，她在华盛顿的一家经济咨询公司工作，然后跳槽去了公共事业公司（Common Cause）研究税收政策。但是她最喜爱的工作，是为一个晚间危机热线做志愿者—这开启了她诊所社工和理疗师的职业生涯。卡罗尔是一个耐心的倾听者，无论是面对痛苦、悲伤还是其他挫折。

之后，她开始教医学院学生如何更好地去倾听患者的心声。当我仅仅需要耐心倾听时，我往往倾向于分析和解决问题。后来在我从事公共服务时，卡罗尔时不时会提醒我要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

那时，我在学校找到了前进的动力。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务实的、技术型的和解决问题导向的价值规范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开始逐渐对日本这个一度威胁到美国经济霸权的国家产生了浓厚兴趣，所以我在继续学习中文的同时又开始学习日语。我同样也被日本的电影和文化所吸引。我喜欢学习完全新鲜的事物，正如我成长时在不同国家所经历的。

我也慢慢地去重温经济学，不是那种特别高深或是充满数学公式的经济学，我偏爱那种教你如何选择，世界如何运转，什么决定经济绩效的经济学。我在这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尽管还没有达到那种在学术界崭露头角的程度。在面试时，一位教授问我喜欢阅读哪些经济期刊，我回答说都不喜欢。确实是这样么？确实是。他一副怀疑的态度。最终他认为我对经济学缺乏兴趣，没有资格获得年级荣誉。

1985年，我获得了东亚问题研究和国际经济硕士学位，我知道我想尝试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工作。我整个夏天都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工作，这家公司属于美国政府金融开发部门—前身是父亲曾经工作过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办公室（USAID）—我认为可以开始尝试公务员工作，但我拒绝了商务部和其他一些实务分支机构的入门级工作。我申请了总统管理实习生计划，因为这是通往政府高级职位的捷径，但最终没有成功，或许是因为面试的时候我搞砸了政府会议模拟中的人物角色，但这一角色对我来说似乎太荒谬虚伪。因此，那年夏天我和卡罗尔在我家位于奥尔良的房子中结婚时，我仍然没有工作。

从法国度蜜月回来之后不久，我的学院院长将我推荐给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基辛格的合作伙伴之一。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所在的国际咨询公司聘请我作为一名亚洲分析师。此后，我为基辛格博士工作，我知道他是一个复杂的、有争议的人物，但我认为他是那个时代杰出的战略思想家，即美国对中国开放的总规划师。我的基本外交政策观点建立在传统的现实主义观点之上：在认为世界整体是动荡危险的基础上，注重国家利益而非理想化的道德目标，一贯支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基辛格是外交政策制定的人格化身，我被这世界终极内幕所吸引，也许更多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局外人的成长历程。基辛格的伙伴，国际主义的建立者斯考克罗夫特和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后来分别担任了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他们不但仪表堂堂，而且睿智过人。对我而言，基辛格顾问公司看起来是一份有趣工作的开始。

我现在应该算是亚洲问题专家。有一段时间，我领导华盛顿对日本政策分析师小组，称为Kabanmochikai，即“公文包运输俱乐部”。但是我被自己在专业领域中的无知所吓倒了，我的意思是亚洲是一个如此广袤而复杂的地方，我虽然能比大多数25岁的美国年轻人所看到的更多，但却没有多出很多。我正在写备忘录，这将能帮助亨利·基辛格和他的合伙人对整个北美大陆的政治和经济保持同步了解，同时我每月飞往纽约一次，面对面地协助他们。但是我几乎不了解金融和商业知识，而且我从未在政府工作，也从未从我研究的这些决策者的角度设身处地考虑过问题。

在基辛格顾问公司的三年是我毕业之后很好的一段再教育的经历，但是这也让我意识到，我不愿意把毕生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撰写政府中其他人在做什么。我自己应当成为政府中的一员，所以我申请了财政部的国际司的职位，我觉得这个部门在那个时候正处于一个有趣的政治议题的中心，同时也以无党派著称。1988年8月份，我接受了财政部国际交易办公室的一份文职工作。我依然是一个共和党人—1984年投票给了里根总统，1988年投票给了老布什—但我加入财政部并不是里根政府任命的，而是我非政治的职业选择。我成了政府的一名初级官员，处于GS–13等级，一个华盛顿官僚。

在我坐进财政部办公室小隔间几天之后，基辛格给我打电话，这是他的极少数电话之一。他正在写一本书，想让我写两篇关于中国和日本对外政策的长文。他赞扬了我之前的工作，这可能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他告诉我需要日本的一些额外研究。当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在为政府工作，无法再继续为他工作时，他听起来不怎么高兴，旋即结束了我们的谈话。在此之后大概15年，我们没有任何接触，直到我被任命接管纽约联储，他邀请卡罗尔和我参加一个私人晚宴。他开玩笑说，他在我的经济学教育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以轻视经济而自傲—他宣称一直都看好我能够担此重任，并且以后还会因为成为我的伯乐而荣幸。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也是唯一的一个对我如此评价的人。我可以说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我刚到财政部时，我的感觉和在达特茅斯学院读书时一样，觉得还没有准备好。在工作中或者工作之外，我还没有任何长远的职业规划。我仅仅想做些有趣的、充满希望的工作。海外生活多年之后，我希望能以拳拳之心报效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