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复兴之路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6

努力争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两个极为重要的历史内容。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一直到今天，无数志士仁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不同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下，始终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自己梦寐以求的奋斗目标。波澜壮阔、曲折悲壮的斗争实践，要求着、呼唤着、推动着科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对科学理论的苦心寻觅和艰难求索，终于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为民族复兴宏伟大业的强大精神动力和锐利思想武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相互推进，构成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壮丽画卷，也为我们今天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对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求索

　　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灿烂文明，曾经长时期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由于封建统治的腐败和束缚，中国渐渐从先进转为落后。到清代的康、雍、乾时期，虽然号称“盛世”，在一些方面也仍然具有优势，其实却已经走到了封建末世，光彩夺目的只是“落日的余晖”。此后，我国同世界先进国家间的差距逐渐拉大。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屡屡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断受到侵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残破，民不聊生。中华民族蒙受着巨大的屈辱和灾难，国家濒临灭亡的边缘。

　　面对着辉煌历史同衰败现实之间的强烈对比，面对着存在“亡国灭种”实际危险的严峻局面，那些关心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的有志之士，合乎逻辑地把“振兴中华”作为最紧迫、最重要的历史任务提了出来，其具体内容，一个是“救亡图存”，一个是“发愤图强”，也就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概括的：“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通过什么样的道路，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才能解决和完成这两个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呢？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既没有成功的模式可循，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于是，中国人民开始了对于民族复兴之路的艰苦而执著的探索。各个阶级，各种社会阶层，各派政治力量，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争取国家的富强，提出并实践过各式各样冀求走向民族复兴的救国方案。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英雄们，幻想在绝对平均主义的基础上构建没有剥削、人人温饱的理想社会。但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缺乏真正实施的现实可能性，农民自己在思想上也无法挣脱皇权主义的束缚，结果，他们轰轰烈烈掀起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给予封建统治秩序以重大打击，却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惨遭失败。

　　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有识之士，通过洋务运动，力图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依靠西方列强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发展中国的经济，以求取国家的富强。他们一面向外国购买军舰大炮，一面“仿习机器”，先是创建军事工业，接着又兴办民用工业，开工厂，建矿山，筑铁路；同时，还办学堂，派遣学生出国留学等。所有这些，确实在中国走向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筚路开山的作用。但是，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悉心维护，对西方列强的深度依赖，不能不使他们的洋务事业处于进退维谷、步履维艰的境地，求富求强的愿景也只能最终化为泡影。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面对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局面，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维新派，设计了一个依靠光绪皇帝推行维新变法，通过政治变革，有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纲领。他们比前人高明之处，是开始认识到，实现民族振兴，仅仅停留在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的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更进一步，按照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对中国的封建政治进行大胆的改革。他们通过光绪皇帝，于1898年夏发动了著名的“百日维新”。这次政治改革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强烈的震动，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但在封建顽固势力的坚决镇压下，这个运动犹如流星划过夜空，瞬息即逝了。

　　早在戊戌维新运动之前的三四年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将它写进了政治纲领，并且以“兴中会”命名自己成立的革命组织。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就迅速发展起来。孙中山将“兴中会”改组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明确宣称只有推翻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的清王朝的统治，才能避免“瓜分”、“亡国”的命运。他直接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把民主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个运动的结果，是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主宰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帝制的废除和民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一时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动人景象。但是，尽管这次革命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却依旧是一次失败了的革命，因为它没有能够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用著名爱国诗人屈原的这个名句来形容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之路的寻觅过程，实在是最贴切不过了。

　　也是诗人但更主要是伟大政治家和革命家的毛泽东，不是用诗的语言而是以生动晓畅的写实手法，描述了晚清时期人们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艰难历程：“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69~14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究竟路在何方呢？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科学理论的指导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复兴的漫长征途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这是因为，在这个历史事件的前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增添了两个崭新的内容：一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这是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征途上的一个伟大的飞跃。

但是，并不是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就万事大吉了。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还必须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科学真理同中国国情、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人为此付出了全部的聪明才智，表现了非凡的理论勇气，作出了巨大的奉献牺牲。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最早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强调指出：“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掌握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并加强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并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根本转折点。从此以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则为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关系上，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上)，50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历史表明，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在中国找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毛泽东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也出现了错误和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即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面对即将到来的21世纪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新特点，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认真总结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立足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走和平发展道路等重大战略思想，继续推进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

　　综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体会：

　　首先，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个理论成果之间，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要抛弃或者背离马克思主义，而是更好地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老祖宗不能丢”，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被实践证明了是科学真理的马克思主义那些基本原理，是不能丢的，丢了就丧失根本。正像小平同志所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69页)但决不是说可以或者应该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用“本本主义”的态度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字句和个别结论看做现成的灵丹圣药，以为得了它就可以包医百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也一直是我们党思想理论战线上最重要的内容。正确处理好坚持和发展的关系，辩证统一地看待“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的关系，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足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注意“民族性”，又要注意“时代性”。前面我们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最早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怎样“用于中国的实际”，如何同中国的民族特点相结合以创建“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出发的。所以毛泽东反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7页)。但是，“中国”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国情、中国这块土地上所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急剧而深刻的变化。科学理论是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人们社会实践的总结。既然客观世界是千变万化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了解和认识也就应该不断地发展变化；既然人的社会实践是永无止境的，我们的理论创新也就没有止境。离开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没有出路的。

　　再次，要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性和群众性。这个问题包含着三层意思：一是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为着好看，不是为着装点门面，而是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只有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才能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社会发展和民族振兴的指导和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是否正确，是不是科学真理，也需要经受社会实践的检验。二是归根结底，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既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又是理论创新的永不枯竭的动力和取之不尽的源泉。热火朝天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总会不断地发生新情况，出现新矛盾，提出新问题，要求作出新的理论研究、判断和解释；同时，也总会不断地取得新成果，创造新经验，产生新认识，要求作出新的理论总结、概括和提炼。因此，理论创新，决不是靠少数人脱离实际，闭门造车，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所能够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在社会实践中集体智慧的结晶。三是理论只有为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所以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深深地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既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所接受，所喜爱。它确实已经成为群众手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三、中国共产党历史地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核心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国各族人民的一致追求，是所有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动员、鼓舞我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最具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政治口号和奋斗目标。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伟大的团结。如果没有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的共同参与和团结一致的顽强拼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是无法想象的。

　　民族的团结，人民的团结，需要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样一个无数关心国家命运的先辈们梦寐以求并为之英勇献身的宏伟大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是全部社会生活给予我们的带有客观必然性的珍贵历史启示。

　　前面我们已经简要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人怎样通过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为民族复兴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制定了符合客观实际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且带领广大群众全身心地投入到斗争第一线，为民族复兴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它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核心，这正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既然是一个没有成例可援的开创性事业，当然不会是一条没有任何艰难和风险的“平安大道”。人们在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过程中，不可能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不遭受这样那样的挫折。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振兴的伟大斗争中，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付出过重大的牺牲，同时，也有过失误和挫折，有时甚至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的、人民的利益，总是勇敢地自己起来纠正自己的错误。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一种表现。而且，今天的正确认识，也包含了对错误和挫折的沉痛教训的吸取在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格外珍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具有本质的内在联系。我们就是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也是由中国的历史特点所决定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但是，许多志士仁人努力追求发展资本主义，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个愿望，却不断在现实生活中碰壁。这是由国际国内的客观条件决定的。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总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文明。但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他们也决不允许中国真正地富强起来。相反，从近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阻止和破坏中国社会的前进，却是已经由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历史本质真实。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和强化半殖民地的统治，就必须勾结和支持中国的封建势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竭力保持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即封建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更加困难重重。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及社会条件之下，中国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就不能不是异常软弱的，他们没有力量承担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民族复兴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邓小平同志说得好：“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06页)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只有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才能使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状态，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民族是具有优良传统和独创精神的伟大民族。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根深蒂固，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生命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发扬这种民族精神，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综合国力，主要是经济实力、技术实力，这种物质力量是基础，但也离不开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精神力量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不是主张和赞成复古主义，也不是主张和赞成狭隘民族主义。复古主义对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封建性糟粕不加分析，统统对之顶礼膜拜，有的甚至把糟粕当精华，结果恰恰是损害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狭隘民族主义闭目塞听，与世隔绝，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本身就是同我们的民族精神相悖，当然也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潮流。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扎根于中华文明的旷野沃土，又要以宽阔胸怀去吸取世界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这才是一个有着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民族应有的健康心态。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在这样的世界大环境中实现民族复兴，要有更多一点的忧患意识。应该看到，目标已经确定，但征程还很漫长；道路已经开通，但探索并未终结；基础已经牢固，但挑战依然严峻。但是，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继续拼搏，就一定能从容应对征途上的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事业得以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