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把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看做“邪教”^注10

——夏春涛《天国的陨落》评析

夏春涛研究员的新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的一种，已经正式出版。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对太平天国宗教——上帝教的各个方面考察、分析最为详尽深入的学术论著，不仅具体论述了洪秀全创建上帝教的历史过程，剖析了上帝教的教义、经典和宗教生活，上帝教与西方基督教及中国旧有民间宗教的关系，描绘了上帝教在太平军中和在民间的传播状况，并研究了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及内外政策的影响，深刻阐明了上帝教与太平天国兴亡之间的关系。正如王庆成研究员在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所说：这部著作“并不单纯地就宗教论宗教，而是透过宗教对太平天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影响，对宗教与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失败的关系，都做了相应的连带研究，有较充分较深入的论述。所以，这本书实际上超过了它的书名所示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涉及太平天国全部主要历史的著作。”(该书序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以下凡引自该书者，只标页码)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天国的陨落》一书公正地指出：“作为中国历史上旧式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是一幕既想挣脱枷锁却又无法超越封建制度的悲喜剧，其中的是非功过，绝非一味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够涵盖。”(452页)该书回顾了太平天国这一学术领域的学术史发展过程：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老一辈学者筚路蓝缕的辛勤开拓下，太平天国史研究从诞生到发展，引起了学术界的瞩目。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太平天国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与此同时，也“确实存在着偏差，主要表现为在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时存在着简单化、教条化倾向，一味地美化太平天国”(452页)。“十年动乱”结束后，史学界做了大量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多数学者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力求客观公正地探讨这段历史，推出了一大批有分量、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但是，也有一些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太平天国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严厉声讨太平天国，将太平天国描述得一团漆黑，宣称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历史的反动和倒退”，把太平天国统治区描述成“‘洪’水滔天，鬼魅横行，蛇鼠袭人，万家墨面，文化荡然”的人间地狱。而否定太平天国的一个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把太平天国的宗教指为“邪教”，于是，一时间，“太平天国宗教是‘邪教’一说被炒得沸沸扬扬”(439页)。

　　显然，要能正确地、客观地评价太平天国，首先要辨清太平天国的上帝教究竟是不是“邪教”？正因为这样，《天国的陨落》在对上帝教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剖析的基础上，作为全书总结的“结束语”只集中写了一个问题，问题叫做“太平天国宗教‘邪教’说辨正”。

　　该书首先从讨论“邪教”的定义入手，认为应该分清楚现今所界定的“邪教”同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所贬称为“邪教”的民间宗教的区别。该书根据我国权威的法律文书，“邪教组织是指冒用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骗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邪教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和破坏，是披着宗教外衣，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具有反科学、反社会、反人类、反政府性质的犯罪集团。”(439页)很显然，按照这个定义，“邪教”不是宗教的某个教派，而是冒用宗教名义、披着宗教外衣的非法组织、犯罪集团。

　　《天国的陨落》在回顾了历史之后指出，“邪教”是“一个在我国沿用已久的传统概念，旧时是对民间宗教的一种贬称”(439页)。“民间宗教之所以被指斥为‘邪教’，主要有宗教和政治两方面的因素，而以政治因素为主。”(440页)

　　从宗教角度来说，作为从正统宗教分化出来的异端教派，民间教门为了减缓传播时所遇到的阻力，在创建初期通常以正统宗教相标榜，因而遭到后者的排斥，贬之为邪。这种围绕“正”、“邪”的纷争反映了正统宗教对民间教门的打压立场。

　　从政治角度来说，历代封建王朝将民间宗教视为“邪教”，则纯粹出于维护其自身统治的政治考虑。体系完整的正统宗教与教义芜杂的民间宗教是传统中国社会的两大宗教形态。“统治者历来重视对正统宗教的利用，以钳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强化宗教对社会的控制功能。也正因为如此，在正统宗教与民间宗教的所谓门户之争中，官方通常站在前者的立场，斥民间宗教离经叛道的教义为异端邪说，视以结社拜会形式组建的民间教门为煽惑叛乱的异己力量，采用严刑峻法来加以取缔和镇压。”(441页)

　　《天国的陨落》一书认为，作为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宗教形态和社会力量，民间宗教主要在下层社会中流传，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其特有的印记，封建愚昧色彩十分浓厚，存在着许多弱点甚至劣迹，但是，还要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民间宗教在下层社会的勃兴，有着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政治根源，它是正统宗教世俗化、平民化的产物，同时又是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的伴生物，本质上属于封建时代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组织。“封建暴政是酝酿民间宗教的温床，后者的兴起是对前者一种无声的抗议和挑战。这也是民间宗教虽迭遭官府残酷镇压但仍然风起云涌、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民间教门还最终走上武装‘反叛’的道路，掀起一股股冲击现行统治秩序的惊涛骇浪。”“尽管民间宗教是一种落后的斗争武器，带有与生俱来的封建色彩，无力或无法最终超越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一个真正公平合理的社会，但其反抗封建暴政斗争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是不容否定的。”(443页)所以，该书认为，“古今‘邪教’一词尽管都是政治概念，但含义各异；古今‘邪教’组织的性质、背景也大不相同”(443页)。“我们不能将两者相提并论，更不能沿用封建社会的正统观念，将‘邪教’视为历史上民间宗教的代名词。”(444页)

　　概念弄清楚之后，太平天国的上帝教是不是“邪教”的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该书指出：“上帝教是较为典型的一种民间宗教，但同时又具有与以往迥然不同的一些特点，标志着在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下，近代民间宗教所发生的新与旧的代谢。”(444页)

　　在咸丰初年，清政府的积弱积弊和列强的加紧入侵，使国内社会矛盾异常激化，下层民众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整个中国几乎成为一片火海。这就是引发太平天国反清风暴的具体社会背景。在当时，受认识水平等历史条件的制约，洪秀全依旧借宗教起事，这是可以理解的，原本无可厚非，除非我们否认太平天国揭帜造反的正义性，或是以今天的眼光来苛求洪秀全。该书强调指出，“与清代民间教门和秘密会党相比，上帝教所信奉的独一真神信仰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正是借助于威严刚烈、权能无限的上帝形象，洪秀全才得以有效地统一号令，汇聚力量，整肃军纪，使金田起义的星星之火迅速形成燎原之势”(449页)。

　　《天国的陨落》还通过大量史实，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太平天国力图推翻清朝的腐朽封建政权、建立美好社会理想同借邪教实现个人政治野心，“圣库制度”同邪教敛财，多妻制同邪教教主荒淫纵欲等的原则区别。

　　《天国的陨落》并不是对太平天国的上帝教作一味的肯定，而是采取辩证分析的态度。该书指出：“无庸讳言，在《共产党宣言》业已问世的年代，洪秀全所手创的宗教是一种拙劣落后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先天性的致命缺陷，其不成熟性是显而易见的。”(446页)“随着时间的推移，上帝教越来越难以自圆其说。尤其是到后期，洪秀全的宗教思想已变得十分苍白，不再像前期那样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而是一味强化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从而导致太平军‘因人心冷淡’而‘锐气减半’。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随之夭折，在中国大地上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447页)

　　《天国的陨落》对太平天国宗教的辩证分析，特别是对上帝教是否“邪教”的有力辨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因为弄清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对太平天国运动如何评价，更关系到如何看待封建时代农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问题。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农民群众不可能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用以指导自己为摆脱地主阶级和封建政权残酷剥削压迫而作的生死搏斗。正因为这样，如该书所说，除了少数例外，“中国历史上的旧式农民起义几乎无一不以宗教形式起事”(443页)。如果我们按照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对民间宗教一概以“邪教”目之，将通过民间教门组织的反封建斗争一概视作是邪恶的、祸国殃民的作乱，那么，整个封建时代的反封建斗争便被一笔抹杀了，这岂不是重新陷入了历史的大颠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