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侠骨的柴 柔情的静

采访是一场抵达，采访不是用来评判，采访是用来了解，采访不是用来改造世界，采访只是来认识世界。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柴静

一、留言

“知道了《社会记录》和你们现在的一些情况。在这样一个时期，不要焦虑，伏身让风暴过去。利用这段时间，向后看历史，向前看大势。像野草一样，日晒雨淋，春风吹又生。”

2008年1月15日晚21∶10，我那个小小的博客上出现了一个留言，来自柴静。

那时，《南方周末》的年终寄语，正写着：“岁暮天寒，你不得不惊讶，我们刚刚度过了多么传奇性的一年，而这一年的喧哗、幽默与彷徨都还余澜未了。”多么搭配我当时心情的一段文字。

那时，我所在的《社会记录》栏目毫无征兆，猝然被撤销。对于从实习助编转正为编导一年多的我，铆足力气要实现跨越，却突然丧失了参赛资格。

恍若希腊神话的咒语，西西弗推着一个巨石到山顶，巨石又重新滚落下来。连根拔起，来不及打理心情，来不及告别，失业的危机袭来。

柴静给我的留言，就在这个关口。大气而温暖，抹去心中褶皱。“伏身让风暴过去”，是面对现实，对过去既不沉迷，也不回避，“像野草一样，日晒雨淋，春风吹又生”，是动静随心，对以后既不停滞，也不彷徨。

柴静是怎么找到我人气寥寥、没用真名的博客，为什么要给我留言？是个谜。对于南院一个新手，我和她的交往不多，之前我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她，也只和她有过一些简单的交流。

后来我寻求到两个答案。

一个是我《社会记录》的同事沈亚川（2008年《社会记录》撤销后去《南都周刊》做主笔），湖南人士，自我简介爱写“良善之辈，虎狼之心，酷爱米饭辣椒肉”的人，和柴静相熟。那个非常时期，是他，跟柴静讲了我受到的“特别冲击”。

另一个尘封的答案，被意外开启是在留言一年后的2009年5月。那时，如柴静寄言，风暴已经伏身过去，小草攥紧扎在泥土里，挺了过来。我成了新办栏目《新闻1+1》的编导，幸好，没有离开南院。

那天是5月4日青年节，北京已是初夏，后海，柳语微醺，轻舟荡漾，在一家杭州菜馆，评论部若干热血青年，围坐一团“五四座谈”。会议由时任评论部主任关海鹰，部副主任孙克文、张洁主持。

柴静也来了，蓝布小碎花衣服，配着娇俏的小荷包。温婉柔软，和新闻战场上的冲锋姿态，判若两人。

“青春记忆”的会谈主题，是张洁主任提议的。这个前《新闻调查》制片人，侠肝义胆又感性细腻的云南男人，朗诵了“恰同学少年”诗歌做引子，然后让每个人主题发言，评出的前三名由主任自掏腰包发奖金。

我的发言童言无忌，现在想来自己都觉得矫情。

我讲了，11岁看《东方时空》树立职业理想，硕士毕业论文写柴静，还说了她给我博客的那个留言等等。都是心头感切，说着也不觉得娇羞，现场好像变安静了，关于南院情结，在座的同事都灵魂相通吧。最后，我的这段发言被选为前三名。

张洁主任端着酒杯站起来了，距离不远的柴静也举起酒杯，我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举着杯子畅饮，满杯子欢喜的味道。

现场有人怂恿我和柴静拥抱，我永远记得，那刻她的笑脸盈盈。

南院记录此会议的内刊记者，名叫成微，她充分体现了南院新闻人的好奇和敏锐，她注意到我发言的细节，竟然孜孜去求证，柴静是怎么想到在我工作没着落时给我留言的？

成微把考证出的答案，甚至写在了南院内刊《空谈》上，原来是《社会记录》制片人李伦，知道我是柴静的铁杆粉丝，和柴静说了我的遭遇，于是柴静挺身而出，给我春风化雨的鼓励。

那种仗义的善良，含蓄的善意，也许是南院人传统土壤里一脉相承的某种基因，不仅对采访对象，更是对同事的殷殷关照。

对于一个被“四处争夺”的公众新闻人物来说，能量分配是种选择。如果说柴静，分配给我的留言，是对同事的携扶，那么她对一个渴望“安乐死”的残疾女孩的能量分配，是一种本能本性的体谅。

那个女孩叫李燕，在柴静的博客留言说，对未来失去母亲照顾的恐惧，她想尽快有尊严地结束生命，想申请安乐死，希望柴静在两会上能帮她给代表递交提案。

这段沧海一粟的留言，柴静没有轻易跳过去。她找到了李燕博客，细细看，李燕在6岁时，被诊断为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医生说她只能活到15岁到18岁。可现在她已经28岁了。

她注意到李燕写的日记，“天空渐渐落起了雨点，我和妈妈急急忙忙地往回走，许多数不清的雨点落在我和妈的身上，我瞬时间有种说不出的喜悦，我从来没有这么淋过雨，更没有这么坦然地淋过雨。”

她于是给李燕留言：“我是柴静，看了你的博客，你对生命的态度我很敬重。我虽然没想好我用什么方式来帮你，但我会去做。”

她和李燕一样，在感受雨落在脸上的感觉。她在博客上发起相关论题的讨论，安乐死是什么？李燕适不适合安乐死？安乐死该不该立法？人有没有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利？赞成与否，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样的历史文化背景？

柴静专门写了博文《雨落在每个人头上》: “我想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彼此之间其实是有着很深的联系，而这种联系是通过对生命的共同感受来搭建。”

我理解，柴静给我的留言，给李燕的留言，正是基于生命的共同感受，是平等的个体间搭建起的脉脉气息。

我的MP3里，有一段柴静当年在湖南电台《夜色温柔》的录音，在上班的路上听，喃喃的清莹音色，很是慰藉。

那里的广播内容都是柴静自己写的文字，我最喜欢一段：“每次看到高尔基为小人物所下的定义，内心总有些局促不安，好像那定义是专门为我而设。很多人找不到异于常人的英雄主义的气息，更无法在伟大的事业中寻求庇护，然而却在琐碎的磨难和喜悦中，负荷着更广大的生命的重压，现实的人生尽管乏善逐尘，我却甘心情愿笔笔细细描摹它的图案和质地。”

体会小人物琐碎的磨难和喜悦，描摹它的图案和质地，就像电影《立春》的结尾，导演顾长卫为郁郁不得志的小人物王彩玲，安排了一场臆想中的盛大歌剧演出。很多时候，记者也是在给叩访的小人物提供释放价值的通道。

这些年，我一直记在心间，也看着她履践。

在《双城的创伤》里，柴静把小矿泉水瓶塞到孩子手里，让孩子放松。和孩子的心灵通融，让成人世界窥见孩子心理层面更幽深的镜面。

在《一只猫的非常死亡里》，她的尊重和聆听，让网络通缉犯如泣如诉地释放心灵，摒除掉情绪的刻板化后，指向社会更深背景利益链的思考路径。

在采访姚晨这样的公众大人物时，她也把对方去雕饰，还原为悲喜交加的小人物，意见领袖的界限思考问题也自然水到渠成。

在首都女记协演讲大赛上，尽管规定主题是“为祖国骄傲，为母亲喝彩”，她却身着一袭毫无装点的黑裙，在粉刷感极强的各种高亢演讲人中，落落大方地讲了几个小人物的故事，都是她采访过的对象。她说：“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

二、阶段论

2006年5月，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我要毕业了。夏意微浓，中国传媒大学电视新闻学院，最后的硕士论文答辩阶段。

同学们的论文，名字清一色工整、规矩、严谨，有关电视媒体的集团化、产业化，新媒体融合手段等等。

偏我研究的有点另类，就研究一个人，恍若文学系的学生把论文交错了地方。我的硕士毕业论文内容是“关于记者型主持人柴静个性的个案研究”。

有同学提醒，硕士论文洋洋洒洒研究一个30岁的记者，很难体现学术性和专业研究价值，通过答辩有点冒险。

但是，我很洋派的导师刘京林，虽然已经年过六旬，却极力鼓励我创新，当然，她也非常欣赏柴静。专门研究传播心理方向的她，像一个不知倦怠的记者，对人物的个性心理和成长经验，有着孩童般的好奇心。

其实，把一个人作为硕士甚至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件有挑战又有趣的事儿。

像张宏杰的书《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其实也是篇博士论文。张宏杰说：“我的导师葛剑雄教授突破常规，充分尊重我的兴趣和能力，同意我将曾国藩的经济生活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对张宏杰这本书，很少给书作序的柴静不吝笔墨，写了两千字的序，叫《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她当时在写纪念顾准的文章，觉得和张宏杰写曾国藩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准与曾国藩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张宏杰这“博士论文”，对曾国藩这个“被写滥的人物”的观察视角是细节中的曾国藩，远比那个“永远正确”的“圣人”可爱。他认为，通过这个个例，也能获得晚清政治社会史中，财政制度及地方行政机构运作的一个特殊断面。

其实，这和我写柴静的硕士论文也有相近处。他写曾国藩的几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我分析柴静，也是用个案法和文本分析，进行个性发展阶段归纳，探究新闻人个性特征与职业发展、与栏目风格的互动关系，以及媒体机构对人才的选拔标准。

因此，在论文中，我举着艾里克森人生发展阶段论的放大镜，生生把柴静30年的人生（那时是2006年）, “肢解”成一个个心理阶段。

童年呢，怎么“肢解”？

好在柴静的自传《用我一辈子去忘记》，描述了自己4岁至22岁的经历，以及她大量的文章，访谈，都给了我参照。于是有了以下“刻板”的分析：

职业准备前期：

1. 0～12岁（1976—1988）特征：羞涩内敛，广泛阅读，早智早慧。主要影响者：母亲。

“我两岁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我识字。她用比较硬的牛皮纸剪成手掌般大小的卡片，在正面写上人、口、手等字，背面写上这些字的汉语拼音。”

“在我6岁时，母亲开始为我订阅各种报刊，比如，我至今记得《小朋友》杂志里有特别美丽的图画，那些色彩在我幼年时就刺激过我对幸福的想象。”

2. 12～17岁（1988—1993）特征：外表沉默，内心丰富，好学勤勉，主要影响者：电台主持人。

“到了高中的时候，我更沉默了。我没有朋友，拒绝跟别人交流，我坐在教室的第一排，每天最晚一个进来，最早一个走。”

“我经常一个人走很远的路到山里去，我妈妈觉得很奇怪，这孩子干吗呢？她还跟踪过一次。我那个时候写日记，我在日记的扉页这样写：能够待在一个最静寂的角落里，但是能听到最热烈的声音。”

“我唯一跟外界交流的渠道就是听收音机。我妈妈给我买的 ‘红灯’牌收音机，能听到 ‘亚洲之声’这样的电台。我写信给他们，内容大概是很喜欢他们，感谢他们带给我安慰。13岁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明确的理想，我要做传媒。”

3. 17～19岁（1993—1995）特征：主动进取，明确理想，崭露头角。主要影响者：主播尚能。

“后来我鼓起勇气，写信给湖南经济电台红极一时的主持人尚能，说想做电台主持，希望他能成全我的梦想。他居然回信了，说要面试。1994年7月份，我第一次录节目，是在学校广播站，天气酷热，录完后整个人都湿漉漉的。”

职业尝试期：

1. 19～22岁（1995—1998）特征：积累能力，自我价值追求，渴望超越。主要影响者：听众。

“这份工作让一个女性增添一些内省的气质。做《夜色温柔》，是转向梦想的时期，我独立做决断、完全依靠自己，为了异乡寂寞的自己和深夜寂寞的他人。”

2. 23～25岁（1999—2001）特征：挖掘潜力，调整自我，初露锋芒。主要影响者：朋友。

“我辞职去往北京——跻身于这方寸之地，精神上紧紧跟随这时代最先锋有力的层面。一时觉得可望其项背，一时又觉得分外遥远。这挑战可化解一切人生寂寥。”

“1999年，我还在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真是个闷热而漫长的暑假，闲着也是闲着，于是我参与了《新青年》第一期的策划与主持。一切都处在摸索阶段。”

“每录完一个节目后，我都要再次拜访采访对象。因为电视呈现给观众的只是一个直观印象，只是告诉人们被访者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以及他说了什么、想了什么，而真正深层次观察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还需要作更多接触，用笔去描述心灵深处的东西。”

职业困惑调整期：

1. 25～27岁（2001—2003）特征：迷茫困惑，思维受限，怀疑并重新审视自我。主要影响者：陈虻、西藏教师。

“当初决定走进《东方时空》栏目时，受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每个人都告诉我，这样选择是个错误，你不适合做新闻。过去几年建立的世界完全破碎了。我最大的痛苦更来自于我的内心，我对自己发动了最猛烈的攻击。”

“那年我去了西藏，在从拉萨回北京的飞机上，遇到了一个援藏30年，回内地治疗晚期胃癌的教师。除了一个箱子，她什么也没带，里面装了整整一箱资料，全是她在这30年里走遍西藏，访问喇嘛、三陪女、牧民等各种人后留下的记录，她说，我不为发表、不为出名，只是希望100年后，当人们看到它时知道今天发生了些什么。我爱上了新闻，我充满了强烈的对新闻的欲望。”

2. 27～30岁（2003—2006）特征：勇敢无畏，思维敏锐，个性独特，成绩斐然。主要影响者：采访对象。

“作为一个年轻记者，调查性报道是最具挑战，也最具魅力的一个阵地。它的未知性，对记者正义感和良知提出的道德要求，在调查中不断越过障碍向真相靠近的过程，都是非常令人兴奋的。”

“我到《新闻调查》，才感觉像螺丝卡进了螺母，契合。”现在看自己当年对柴静盲人摸象、一本正经的阶段分析，有点可笑。人非静物，动态人生的捕捉，无法逃脱局限性，就算本人的自我剖析，也难免捉襟见肘。

当我毕业留在南院，成为柴静的同事，有机会更近地揣摩她的新闻功夫，发现她吐故纳新，修正自我观念的速度，完全可以再总结出几个阶段论。

《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也是个功夫改良者，从华山派岳不群的“气宗”，到风清扬的“剑宗”，到任我行的“吸星大法”，他换血、换气，忙得天旋地转，但都是身不由己的被动。柴静的观念改良，则完全是主动的自我推进。

三、“新”阶段论

2007年12月，北京的冬天，萧瑟抱冰。

红披肩、黑大衣，柴静来《社会记录》办公室座谈，一部简单的平板手机，干练如斯。

2007年12月17日我的日记：“柴静来《社会记录》办公室交流华南虎事件采访。我躲在角落里，埋下头，像一个把头扎进沙土里的鸵鸟，笨拙地藏起来。早在上周，头儿宣布要请她来时，瞬间有几束目光射向我，对我挤眉弄眼，我理解这其中的深意，办公室无人不知，我是柴静的粉丝。”

那天，她提到，陕西镇坪采访机关重重，在规避政治风险和追求时效的双重压力下，她在采访中用相对“安全”的科学精神击破官员可笑的逻辑，判断事物真伪为什么靠主观意志和裙带关系，而不是因果逻辑和实据推理？

当地的县长一直很得意自己在媒体上说的“盛世出国虎，虎啸振国威”，她面对这句话的反应是：“县长，您不觉得这首先是个科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吗？”

她说，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对上负责链性管理的结果，也是传统的官贵民轻的专制思维。她说做调查越久越感觉：很多问题的根源是封建主义遗留的思想势力。例如《新闻调查》曾报道的地方官员违规建行政大楼节目，官员们竟会打造祠堂供奉自己的佛像。

她说，媒体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如布道者向观众灌输理念。康德对启蒙的定义是“人摆脱自身造就的愚昧。”启蒙是自身的觉醒。记者要先自我启蒙，然后提供足够的事实与信息，让民众依靠自己的智慧与常识去做判断。

在座谈会上，柴静提到五四精神时，就像支起来一个大炭火锅，满屋子人的激情也燃烧起来。

显然，李伦老师也被点燃了，他感慨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又发散思维，滔滔不绝。

为了能更真实还原当天的场景，我找到了那天我的笔记本，上面记着当天李伦听完座谈的跳跃性、滚烫的发言：

“灌输式的传播观念照不透发霉的心灵”, “印度心灵导师克里希那穆提说，社会的改变来源于心灵”, “从经典新闻学到公共新闻学，更要意识到专制和权力崇拜的危害”。

看来“柴氏火锅”的激热功效不错。

那晚，我发现，好几个同事都不约而同地在博客上写柴静，都感觉自己被点燃了二次生命，醍醐灌顶，要一吐为快。

西厢同学，就是那个后来在《看见》中成为柴静搭档的小丫头，在当天的博客里写道：“总之她是一个整体，不在于她说了什么，还在于她的气质、她的形象、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眼神、她的符号意义，这使得她的讲课，不光是传道、授业、解惑，而是代表了另一个让我陌生却又神往的世界。”

我当然也不例外。柴静那天推荐的《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我回家就赶紧买来看。

书中写，1919年罗加伦说过，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重要使命是“变奴性的思想为独立的思想，变混乱的思想为逻辑的思想。”这和柴静那里汲取的营养一脉相承，记者要科学地思维，重视因果与证据。

2007年，有关柴静的新阶段论，我想可以加上“科学精神”、“启蒙思想”几个大字。

柴静在座谈会上坦言，正是之前她和方舟子的那场论战，自己豁然收获了“科学思维”。

时针往前拨。

那个2007年5月，柴静被方舟子“突袭”了。竟然是有关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问题。

起因是柴静一篇名为《每一项技术的背后都是生命》的博客。柴静写道，在飞机上遇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干细胞研究专家裴雪涛，对方感慨：“一个14天的胚胎细胞，就会有神经系统的反应，就能够感知光与热。”“想到这里，就不能不去想自己的工作——人这样的做法到底是在拯救人类还是毁灭人类？人类的文明轮回是不是与此有关？狮身人面像难道不可能是上一次克隆人的遗迹？”

方舟子对此亮剑：“14天的胚胎的细胞刚刚开始分化形成三个胚层，神经组织此时还没有出现，没有人会把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材料视作生命”, “裴雪涛的话有根本的错误，容易误导公众。”

柴静回应道，把科学问题唯技术化，忽视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带来的危险会更大。

众人围观的观点交锋甚嚣尘上。不罢休的方舟子，甚至写了20篇文章斥责柴静对科学的“无知”，用到不少攻击性词语。他那种不尊重的论战姿态，我看着都不妥。

那时的方舟子还是一呼百应的科学斗士，柴静受到的压力，不仅在事实本身的是与非，还搀杂着聒噪的道德绑架因素。时间长河，也不可能映照出2012年方舟子与韩寒的论战中，科学权威走下神台的模样。

但是，柴静没有因此怨恨、羞怒，而是反躬自问。她在后来的北大演讲中，甚至感谢方舟子那场论战中抨击她的文章《记者对真相要有洁癖》。在2010年方舟子遇袭事件后，柴静还替他抱不平，“拿不出事实的人，才需要拿出铁锤。”

柴静还在博客中孜孜推荐方舟子新书，她讲：“方先生行文说话的风格有争议，但作为一个记者，我认同他 ‘对真相要有洁癖’的说法，真相不能附加任何前提，不能强制要求真相长着一张慈眉善目的脸，那样的结果很可能是普遍虚伪的产生。方舟子的观点并不代表正确，但唯有更精确的事实才能辩驳他，唯有这样方式的辩驳，才能保证科学本身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自由。”

我理解，这不是化干戈为玉帛的策略，而是天然去雕饰的率性。

正是那场论战，沉淀下的“科学精神”，柴静很快用在了《新闻调查》的节目《虎照疑云》中。

柴静，有一个超级容量的思想硬盘，随时存储，随时汇集，并解构出新思想。

她说，刚做调查时，她以为把采访对象逼到墙角才能挖出最独家的新闻。但是现在她醒悟，动物被逼急了要么自卫躲避，要么转而攻击，何况是人？她把自己的采访态度从“敌我”调整为“讨论”，企图通过沟通达成共识。

“不见刀光剑影，却见衣衫尽裂”，这是柴静在采访中追求的境界，有了科学的新武器，就像陈可辛电影《武侠》中那个精通经络的捕快，发挥科学武侠、医学武侠的四两拨千斤功效。

2008、2009年，她的阶段论还有新动静。

我总结的关键词是：“尊重事实的细节”, “讲究逻辑的力量”。

2008年11月7日我的日记：“柴静第一次来我们《新闻1+1》栏目做主持人，干练，敏捷，时刻寻求差异。”

以前主持人开篇每次说：“您现在收看的是正在直播中的××”，她说的是：“欢迎收看直播中的××”。以前主持人说“岩松，你怎么看？”她说的是：“我们先来问问岩松，在以往的外逃和现在的失踪之间，这两个词究竟改变了什么？”柴静这些细微的变化，压住了演播节目的绵长和拖沓，带来新的节奏感。

有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新闻1+1》做当天的节目，原来的主持人没有到岗，节目的副制片人王志安晚8点找柴静请求支援，晚9点半开始直播，柴静赶到演播室时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完全是临场发挥。

当天节目是温州市鹿城区委书记杨湘洪带考察团到巴黎考察，滞留不归。柴静问：“怎么会有一个病说是不宜回国，什么样的病能这样？”“有人纳闷，说因公护照出国的时候都统一管理，不是有专人管理吗？”从杨湘洪出国的种种细节，到官员“裸体做官”，家属先行转移资产出逃，反映出制度上哪些漏洞？如何防范？主持人柴静充分调动了调查记者的追问精神和求知欲。

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柴静说认同《民主的细节》作者刘瑜所说的，“从意识形态的高地回到事实与细节的平原”，这尤其体现在柴静《新闻1+1》主持的另一期节目上。

那期节目是有关三公消费的内容，一播出就被媒体大量转载。

当天节目嘉宾北大教授王锡锌，提到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亿。主持人柴静抓住这个细节，很吃惊地问：“您再说一遍？”，王锡锌再次肯定说：“一年9000亿。”因为当时编导给她准备的资料里，财政部公布的是29亿。

后来在我们节目内部交流这期节目时，柴静说：“我想这个数字很庞大，一定要经得起推敲，上网确认，结果发现很多数字。我又询问王锡锌到底哪个数字准确，他说是9000亿。我说我查到公布的数字和这个数字差距很大，本身就是一个问题，首先就说明信息来源不同，也不权威。作为调查记者，我特别警惕数字，人很容易因为激愤就站在一个立场说一组数字，可能误导舆论，甚至官方会出来辟谣，那就会很被动。怎么表现我们做媒体的立场，我请嘉宾王锡锌把数字再说一遍，一则我想强调，观众需要时间来领悟这个数字的意义；二则我想表达我作为一个记者核实的态度。”

在《新闻1+1》做了几期节目后，南院内部杂志《空谈》登出了柴静思考《新闻1+1》节目的文章，名叫《逻辑+信息〈1+1〉》。

她认为，评论一定要以大量的事实为基础，如果事实不准备，评论就是沙中筑塔。她建议，节目除了连线专家，也要连线最接近事实核心源的当事人。

对她的建议，节目内部也有激烈的反对者，认为评论节目还是观点取胜。但是后来时间沉淀下的经验表明，柴静的想法还是有前瞻性的。

2011年7月，《新闻1+1》改版，形式从主持人加评论员，变为只有一个主持人坐台，兼具评论员的功能。用加大报道分量、连线当事人的方法，来屏蔽干枯评论的危险。

柴静认为，评论类节目在事实层面基础上，要有严密的逻辑推理，庖丁解牛式的评论才有意义，这需要花很大的工夫去做技术研究。

后来，她在北大演讲中也提到自己的认识过程：“陈虻当年教给我说，做节目最重要的是逻辑的时候，我对他很不屑，我说，逻辑算什么，多没意思啊。我那时就特别喜欢花哨的，很感性地表达什么的。等他去世之后，我才理解，他给我讲这些东西的重要。”

2009年，柴静兼任在《24小时》栏目做直播主持人，也把对细节和逻辑的追求发挥到了极致。当时《24小时》的制片人是李伦，那个团队多是《社会记录》留下的人马，从25分钟的深度报道转型为做直播改编小短片，离新闻地气越来越远，很多人缺失了成就感。

柴静的到来，改变的是直播的方式。在直播前，她本人要对采访对象进行大量电话采访，补充细节。整个团队都忙碌起来，但同时找到了做新闻的快乐。

2009年10月21日晚，我和柴静在《24小时》的连线，也感受到了她做新闻的诚意。

那天下午，我在上海采访钓鱼执法事件，在“钩子之乡”上海奉贤区新寺镇，在线人的牵线下我采访到一名“钩子”，这对电视媒体来说是绝对独家。当时上海第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孙中界事件中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这个“钩子”接受采访，透露了跟行政执法大队的中队长吃饭、拉关系等核心事实。但一个风险是，怎么证明这个“钩子”身份确凿。

在直播节目开始前，柴静和我在电话中反复沟通，核实“钩子”的身份，当时上海还没有推翻第一次错误的调查结论，媒体必须审慎。

我跟柴静重复了我调查的路径，包括让现场给钩子朋友打电话，问他们最近的行动计划，以证实身份。当晚的直播，柴静和我连线时，用的语言是“疑似钩子”，以最大恪守新闻的真实性准备性原则。

四、解脱

我唯一一次，撞见过她的“脆弱”。

2010年4月，南院西配楼四楼，柴静被李伦老师邀请在《24小时》办公室业务座谈。

我慕名来聆听。

她依然是朴素而仙灵的范儿，那种安妮宝贝书中常勾勒的粗棉麻质衣服。尽管有个影视化妆师妹妹，她的衣服却一贯简单洗练。衣服就好像是她心境超然的符号，我这样心浮气躁的从没尝试过那样的装扮。

从《社会记录》时期起，李伦老师就从没间断找各路先锋给我们“补脑”, 2005年、2007年分别邀请过29岁、31岁的柴静座谈，我都在场，每一次，柴静都是奕奕神采。

只有这次例外。

她竟然说，自己最近做访谈开始有难以名状的僵化钝感。

躲在最隐蔽角落听讲的我，惊诧地瞳孔扩大。我琢磨着她的心绪，以至于李伦老师点名让我提问时，我默然良久。

其实，我是飞快回忆着，她遇到什么，才会呈现这样的一面？

她从《新闻调查》转入《面对面》半年，座谈是最近的一个月里。《面对面》的她在室内采访了4个专家，分别探讨气候变化、减排方案，直击抗旱等内容。唯一接触到现场的是王家岭“3.28”透水事故。她做的《九天八夜》也多是精彩的井下矿工抗争故事挖掘，而非事故原因的真相调查。

曾声称至少在《新闻调查》干10年的她，在第7个年头被调入《面对面》，缺少了自由呼吸、身心驰骋的新闻现场，会给她带来捆绑感吗？

调入《面对面》时，《新闻调查》小虎队经典“柴范组合”的编导范铭游学国外，柴静会有知音难觅的孤独感吗？

我捕风捉影地猜测，满是庸人自扰的担心。但我知道，2002年柴静在《东方时空 时空连线》做演播室主持人时，“患上了严重的不适应症，特别是到了第二个月时，我不写文章了，也完全不会说话，得了失语症一般”。

直到2003年3月她第一次身为记者到新疆喀什地震现场“在现场，它像水一样，劈头盖脸的，无所不在。做新闻，最好的位置就是离它最近的地方。”强烈的欲望，让她选择了离新闻现场更近的《新闻调查》。“我感到我进入了更富饶的土壤。”2009年，她调离《新闻调查》。

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时光宛如巨大无序的网，土壤的湿度温度在季节性变换，人们行走在迷宫般的花园路上，交叉的小径似曾相识，命运的章法诡谲无序。

在那次她自诉“钝感”的座谈会一年半后，2011年12月14日，已离开《面对面》加盟《看见》的柴静在北大第三次演讲时，诉说了当年的心境。

“《面对面》要赶着播出，演播室两个小时采访完就剪出来了，无法更贴近现场，我心里也会沮丧。有一次采访旭日阳刚，我知道刘刚家3岁的孩子会唱《春天里》，记者的好奇让我想去他家里看看他的生活，编导说不用了，我耿耿于怀，原本有了解人、认识深厚人生的机会，我却失去了。我选择离开《面对面》，我不想这么活着，这不是我想要的工作，我没法把自己泡在水里感受生命”。

“感受生命”，这样的辞职宣言，已不能用一个名人的勇气、锐气、傲气形容，而是一个女人的生命美学，心灵哲学，以及天然的自我过滤和洗练。尊重心性，尊重自己的底线，不轻易妥协，不难得糊涂。

那个时期，她的文章，是满满的精神自省和心灵突围。

她记《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读书笔记：“我们并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我们只是要从非理性中解放出来”。

她从陈虻当年的话寻求力量。“你必须退让的时候，就必须退让。但在你必须选择机会前进的时候，必须前进。这是一种火候的拿捏，需要对自己的终极目标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对支撑这种目标的理念非常清醒，非常冷静。只有你非常清楚地知道你的靶子在哪儿，退到一环，甚至脱靶都没有关系。环境需要你脱靶的时候，你可以脱靶，这就是运作的策略，但你不能失去自己的目标。”

《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这是她的自问吗？这是她在顾准在风雪夜去世35年后的2009年12月3日写下的，纪念顾准的文章标题。

“我一直在想，当顾准末年的时候，一个人每天晚上从那个河散步，再走回去的时候，他心中有着怎么样的一种悲怆。相比起今天的我来说，我们都还有张书桌，我还能有一个灯光，有不受干扰的看书，写作的权利，所以还有什么权利再去抱怨，你也没什么权利去发牢骚。因为你向后看到了历史，向前看到了大势。”

“向后看历史，向前看大势”，这正是当年她给我博客留言中的话，原来，这也是照亮她自己的光谱。

2011年5月15日—2011年8月，一直在博客笔耕不辍的柴静突然静默，“柴静失踪”和“动车记者”传闻随即而来，直到2011年8月7日，柴静在《看见》的节目《姚晨：一颗温暖的卤蛋》亮相，谣言才不攻自破。

那几个月，柴静回忆说：“离开《面对面》后还不知道干些什么，休息了三四个月思考。当年陈虻在《生活空间》里，提出的关注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现在被干新闻的有精英意识的人放弃了。觉得太简陋了，我们还远远没完成对人的启蒙，太轻易把人流失了，温润的人的滋味成了奢侈。再这样下去生产一些产品，我会越来越干燥。”

为什么选择加盟李伦老师的新团队《看见》栏目，柴静在2012年4月《看见》的北大研讨会上给出了答案。

“我来《看见》，不知道会做什么和要做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会选择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只要你尊重这个行业的规律，它就会自己长出来。其实一个平台最重要的就是对人格有要求，对节目无限制，这样的话，在这儿工作的人和采访的人，可以自由地在节目当中来呼吸。”

当时，听研讨会的我，就藏坐在她身后一米。（北大网上公布的研讨会照片，也照到了柴静背后的我，于是，意外收获了一张柴静和我的合影。）

在我前方2米的她，黑休闲T恤，蓝牛仔裤，还有依旧柴氏风格的蓝围巾，闻不到常见主持人身上的脂粉香，可我，深嗅到一股雨露青草的气息。

我深深理解她这句话。在李伦老师任制片人的《社会记录》三年，是我人生最心无旁骛的3年。从对电视的一穷二白，到有点电视审美，因为有李伦老师这样的手艺人，对节目，无情的苛求是宠爱，对个体，是硬壳里包裹的爱惜。精神明亮的人互相照耀，一个栏目散发的光泽是遮不住的。

加盟《看见》，也许是一种情怀舒展和心灵回归。

《看见》是一档记录现实题材的专题节目，它的定位也远离精英意识，而是触摸大地。“观察变化中的时代生活，努力刻画这个飞速转型时代中，人的冷暖、感知、思想与渴望，了解陌生，认识彼此；端详相似，审视自我。”

柴静说，从《新闻调查》、《面对面》到《看见》，这不是选择，我们只是一个水流，然后碰到高山、峡谷、平原，就按照水的本来面目流淌而成，水本身没有变化，水总要入江入海，这是它的规律、本质，所以就一路流下来了。

《看见》的主编王开岭（同时也是一位作家）这样评价柴静：“观众赞扬她的气质口才，我欣赏她的精神肌肤。对《看见》，她既是作品构件，又是精神上的形象大使和邮戳，她能传递这个节目的灵魂。”

《看见》时期的柴静，更多呈现的是“积极的自省意识”和“自由的灵魂飞翔”。

虽然她的博文，从不缺少价值观层面的深刻反思，甚至是检讨，但是《看见》时期的柴静，对自己发起的冲击，是一种血淋淋的解剖。

具体到每期节目的操作，某个不合时宜的表情，某句咄咄逼人的提问句子，甚至某种姿态呈现的潜意识偏执，她对自己拿起手术刀，也包容吸收了周围人的苛责。

她自省，为采访张炘炀的被观众挑剔到的“脸色”: “采访中可能会有瞬间，怔了那么一下，或者一丝愕然，但什么都瞒不过电视机前的人。”“要想完成客观的采访，就要尽力削除这个 ‘应该’，只陈述，只发问，不评判，唯有如此，才能了解更多事实，知道冲突背后无限的，经纬交织的结构。”

她自责，为《老兵回家》里自己的提问：“他说 ‘我们这一代受的苦，你们这一代，你们的下一代不用受了’至此为止就好了，结果，千不该，万不该，还是问了个笨问题 ‘有这样的后人照顾你，应该也是一种安慰吧？’朋友说我，这样的问题让人家除了 ‘对，很安慰’，还能怎么回答？十年记者了，很多毛病成习惯，一不留神就溜出来，写在这儿，以此为鉴。”

她自叹，为《留学生刺母事件》节目成形中的懈怠，“没别的可推托的，就是思想上的懒惰。前一阵子工作紧张，到这个节目时，想偷懒，看稿子时粗粗而过，没有在该钉下去的地方再用力。”

她在博客里，记录着对每一次采访的思考、追问、自省，不仅是采访的一个重要的补充，也是节目思想性的延伸，更是她本人与众分享成长的心灵史。

她的自我批评，不是零散的、随意的，她也进行“规律”总结和“根源”挖掘。比如，采访中大部分错误是由于狂妄所至。那些自以为知的提问、替别人所做的总结等等。

她说，“我一次次地承认，人性包括自己的天性并不完美，但是愿意为此作出改善的全部努力。反思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个很朴素的道理，但是很少有人把它做好十年八年以上。我希望我们能够反思，步步精进，战战兢兢，恪守对真实的敬畏走下去。”

而她这一阶段性的蜕变，在2012年4月20日北大召开的《看见》探讨会上，被很多专家学者敏锐捕捉。

中山大学的张志安教授认为，柴静和中国其他记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她的反思精神。

在前《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眼中，“现在的柴静是跟以往不一样的柴静。十年前的她还是小姑娘，而现在再看她，她的眼睛里已经删除了女孩子的虚荣等等很多东西，不再考虑‘镜头里的我是什么样子的’。现在的她已经长大，眼睛里有了忘我。一个老惦记自己形象的人，你的形象不会好。当你把注意力贯穿到了节目上，就不一样了。当把自己忘却的时候你就很好了。”

曾经有段时间，柴静把MSN后缀设置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这是孙子的话，圆石倾泻而下，形成的是“势”。如今，也许孙子的另一句话更契合她，“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那是积水之静的“形”。

积水之静，是一种穿透的力量。

2012年10月，采访李娜前，柴静做足功课，发现李娜说话率真敏感，面对挑衅，一定激起水花。“这个水花看上去好看，但有时会把一个人的实质掩盖了，人们消费这个水花，只为像看喷泉一样刺激，悦目。”

柴静拒绝水花四溅的用劲，采访李娜时，“只能把原来的碎石搬开一点，让真实的她流淌出来。”

果真，柴静面前，李娜的真实，流淌得让人措手不及。李娜用雪崩形容自己去年的状态，坦言失败后一个人坐在地上，背着丈夫，拿衣服蒙着头哭泣。

李娜对柴静诉说自己的“童年委屈”,10岁到20岁，丧父的她，在严苛的教练身边长大，她从未被表扬，而是常被骂。她后来取得大满贯后，专门回了趟武汉，去找小时候的教练，对教练说出她的压抑，也换位思考单身教练的不易。

柴静不打断她饱满的倾诉，只是轻轻问：“你现在能够以一个女人的方式来看待她？”李娜回答：“对，不是以队员理解教练，是以女人，女人，对。”这期节目，柴静起名叫《李娜对抗李娜》。之前有杂志采访她的文章，叫《柴静对抗柴静》。

柴静在博客中，把崔健的歌《时代的晚上》送给李娜：

“不是什么痛苦 也不是天生爱较劲

不过是积压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情况太复杂 现实太残酷了

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请摸着我的手吧 我孤独的姑娘

检查一下我的心里的病是否和你的一样

别看我在微笑 也别觉得我轻松

我回家单独严肃时才会真的感到忧伤

我的心在疼痛 像童年的委屈

却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那么容易

请摸着我的手吧 我温柔的姑娘”

采访，是一场抵达。如她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说的，媒体的职责不是提供“热”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动社会的热情，媒体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处。

五、故事

她是有故事的人，你一定听过很多。我也来讲两个。

一个是我采访农民工犯罪问题，和深圳市监狱的宣传干事聊天，得知他是柴静的广院同班同学。我问他对柴静印象最深的事儿，他脱口而出的是，柴静和老师意见不同时，独自一人去争辩，毫无畏惧，旁人都对她的执拗诧异了。同为广院毕业的学生，我见识过“广院之春”比赛上，学生不留情面的嘘声，但是在课堂上，新新人类们鲜有人去较真和争论。

另一个故事是，广院求学期间，在学校图书馆处理废旧杂志的地方，她看到一期《光与影》，封面是一张16岁卖淫少女的照片，她被触动，给杂志写了篇文章，“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

杂志的主编亲自来找她，她成了《光与影》北京驻站记者。后来去写动物园饲养员的生活窘境，编辑认为未必符合杂志理念，柴静却对自己的想法再三坚持，如果理念不同，这个工作又何必让我来做？她选择离开，到适合自己舒展的地方。

关于柴静，多年后，有同事还记得我的一则痴人痴事。

2005年，她29岁的生日前一天，正好到《社会记录》做讲座。

那时我还是刚来的实习生，跑到花店买菊花送她做生日礼物（她曾在文章中写喜欢粉黄菊花）。讲座时，旁若无人地坐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包里还揣着录音机，她讲完之后是交流时间，我肆无忌惮地问她一连串幼稚的问题。

那时的我在大家眼中简直是个没头没脑的怪物，而自己浑然不知。

7年后，写这篇文章时，我已经29岁。

我已经结束了拖沓的青春期，也会为合规矩而学习喜怒不形于色，不让别人耻笑自己肤浅地追星。

我也有了很多机会，和她一样当一名记者去采访，从蹲马步开始训练，像花豹要改变自己身上的花纹一样度过新闻适应期，并开始学着审视和观察她，体悟她起伏的心得。

柴静说，要养成写日记的习惯，你能不能客观地描写你爱的人，决定了你将来是不是客观的记者。

对她的描写，实在是一场艰难的抵达。她不断地对抗、推翻自己，价值重估，思维换代，生命的色彩在调色板上，不断组合、渲染，你要有同样迅速的脑力，才能追上那奔放的进度。

想起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画过的自画像——《两个弗里达》。两个弗里达，坐在椅子上，靠在一起。一个穿素净白衣的婚服，一个穿绿裙紫衣的传统服饰。两个不一样的弗里达手拉着手，心连着心，血管纤细。这是她“个人的两面性”，摒弃的、重生的、决裂的、和解的。

是不是也有两个柴静呢？就像人说柴静：“她”是她的战斗版和加强版，“她”会作出超出她经验之外的反应，这些反应令她意外和吃惊，但她总是发现，“她”比她更对。

一样奔波在诡谲的时代，她这样的女子，行走得太快，常让你反省自己的迟缓和麻木。就像她的闺蜜范铭说的：

某个安谧的日子，我依然会回忆她的往事，聆听她当年的广播录音《夜色温柔》，重温她的第一本书《用我一辈子忘记》。

她在那里写道：“我渴望呆在最寂静的角落里，被最热烈的声音包围”。